“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这句话是在解放后的中国说出，谁也没法说是有多大的威慑力？而说这一句位身世显赫的人，却是一位背叛信仰的坎坷战犯，投敌国民党，狱中蹉跎26年的文强。
文强的一生命途多舛，是少有的才华出众、能力超群的军人，在我党和国民党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的高级将领。他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嫡系后代，文强是文天祥第23世孙，也因此，从小在其父的引导下，文强不仅熟背了《正气歌》，更是将文天祥的作品和生平，一字不差的牢记于心，也因此，他也被其熏陶了一身正气和救国扶民之志。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当年更是和孙中山、黄兴等人相交甚好，后来才加入了同盟会，共同为辛亥革命而奋斗，所以，文强自小就和这些革命的先驱人物相识，每天在其家人的陪伴下，对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照片鞠躬示意，这让年幼的他心中就充满了“三民主义”的先进思想，但显赫的身世，如此高的起点也助长了文强的傲气，才为其后来的“叛党”埋下了引子。
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和文强母亲是堂姐妹的关系，文家向来与毛家较好，文强也与毛家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弟弟毛泽覃关系甚好，但是对于毛主席这位表哥，他却略显冷淡和疏远。毛主席在明德中学教书之时，文强也正好在此求学，但是生性好强的文强，却并不是非常信服毛泽东，反而处处与他抬杠，甚至对其的革命思想表示不屑。
1924年，文强加入了中国主义青年团，并且前往黄埔军校求学。并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功入学深造，在这里，文强和林彪、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相识，当时还出过一件这样的事，在训练中林彪的枪不慎走火，文强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就这样把林彪给打了，这可是未来的开国元帅啊。在这个时期，文强也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恩师——周恩来。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这所未来无数革命领导人云集的名校，文强谈笑往来间全都是早期中国党的精英人物，这段时光，成为了文强最宝贵的回忆，再深深形成了文强宝贵的革命意识。如果这样的日子继续持续下去，文强或许也会同恩师，好友那样成为党的领袖人物。
然而，1934年，当时已经加入党的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后经过党内的特工人员营救，才出来了。文强本想在这后继续联系上组织，汇报情况。然而却惨被当时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罗世文，不顾事实真相，盲目的职责批评，甚至给予严重处分。
这对生性高傲的文强来说是绝对的屈辱，一怒之下，他携带家眷离开四川，打算找周恩来申诉。但是当时由于格局政变，中共中央早已停止上海工作，周恩来也已经撤离此地了。由于没有联络上组织，且擅离工作区域，再次扑了个空的文强，就这样被开除了党籍。
随后几年，文强拮据谋生，生活百般艰苦，为谋生计，文强到当地报刊担任编辑一职，却因为言辞尖锐，又被国民党军官湖南省主席何健通缉。无奈之下，文强只能选择向生活屈服，在好友廖宗泽的介绍下，文强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局。
在国民党中，文强由于能力的出众迅速得到蒋先生、戴笠等人的赏识，官位节节攀升。但是文强的内心却十分痛苦，背弃了信仰，还要同以往的恩师、好友为敌，但是正如他的回忆录所说的那般“革命革命，革到党要杀我，国党也通缉我杀我，革命革成这样，走投无路了”。
就这样，文强一直在国民党内工作，直到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他才得以再次回到党。只不过，是以战俘的身份，以战犯的身份在狱中劳改，因为拒绝签署悔改书，整整呆了26年。他才得以释放。当他释放后，他再次见到了恩师周恩来。那一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早已泪流满目，“怪”他为何不肯早点签悔改书！就这样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也画上了句号。
很多战犯特赦后，都前往了台湾生活，而文强却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当时组织对他的评价也是很好，对此表示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晚年生活低调，为祖国统一事宜做了不少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