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这个名字曾经在重庆街头引发过无数人的愤怒与诅咒。1949年11月，他作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亲自指挥了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将关押在渣滓洞、新世界和白公馆的167名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残忍屠杀。江姐等人至此殉难，遗憾的是，凶手徐远举却在大溃败后逃往云南，企图躲避解放军的追捕。然而，命运没有眷顾这位军统的“老牌杀手”。随着云南起义，他被迅速逮捕，押送回重庆关押于白公馆。1956年，他被转移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接受漫长的改造生涯。多次特赦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1973年，徐远举因一次缝纫任务不达标，情绪失控，突发疾病，不治身亡。他的死，究竟是长年的罪孽积压，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成都追悼会事件
1946年8月，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著名学者因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这一消息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都的民主人士、学生和各界群众纷纷表示哀悼和愤怒，决定为两位学者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追悼会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许多团体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其中。
当时，徐远举正在重庆，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与国民党在成都的势力取得联系。他决定亲自赶往成都，与当地警察局合谋，想方设法阻止这场追悼会的顺利召开。
徐远举抵达成都后，立即与成都市警察局的负责人秘密会面。他们关起门来，详细讨论了如何破坏追悼会的具体行动方案。在会议上，徐远举建议派遣一些特务和流氓打手混入群众之中，伺机挑衅、制造混乱。
当天，成都的街头出现了一群穿着普通衣服的便衣特务，他们散布在追悼会的会场附近，冷眼观察着人群中的动向。随着追悼会的开始，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一起，人群中不时有人低声谈论着李公朴和闻一多的遭遇以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就在追悼会进入高潮时，徐远举的手下开始按计划行动了。一些伪装成普通市民的特务开始在人群中煽动，谩骂民主人士，制造恐慌。与此同时，一些流氓打手突然冲进会场，手持棍棒，对现场的民盟领导人张澜等人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许多人在慌乱中四处躲避。
张澜作为民盟的重要领袖之一，是特务们的主要攻击目标。他正准备发表讲话，却被一群暴徒围住，言语侮辱不断，紧接着他们挥舞棍棒，开始殴打张澜。张澜身边的几位民盟成员见状，立即上前护卫，但双方力量悬殊，民盟成员很快被推倒在地。张澜也在混乱中被打伤，脸部和手臂流血不止。
“11.27”大惨案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在内战中已是大势已去，军队节节败退，重庆也即将被解放军攻占。面对即将到来的溃败，时任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决定采取极端手段，命令对关押在渣滓洞、新世界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及民主人士进行大屠杀。他坚信，清除这些被国民党视为“敌人”的人，才能避免他们日后加入解放军或者鼓动反对国民党的群众。
那天一大早，徐远举召集手下的特务头目在秘密会议室开会。他的脸色阴沉而紧张，桌上铺开的地图显示了各个监狱的详细位置和周边的地形。徐远举简短地交代了几句，便直入主题，发出命令：处决关押在渣滓洞、新世界和白公馆监狱的所有政治犯。他强调，这次行动要迅速果断，不能留下任何痕迹。特务头目们听了都心领神会，立刻领命去准备。
随着命令的下达，渣滓洞、新世界和白公馆的空气骤然变得凝重。渣滓洞监狱的狱卒们开始在监房内外来回走动，手中紧握着枪支和铁链，神情凶狠。一个特务头目走到监狱的深处，向几个狱卒打了个手势，这些狱卒立刻会意，将一批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从牢房中强行拉出。这些人被五花大绑，用铁丝勒住脖子，推进了一间黑暗的审讯室。
在审讯室内，徐远举的手下们没有多余的言语，直接开始实施残酷的处决。他们用粗壮的绳索和铁链对这些政治犯进行绞杀，很多人拼命反抗，发出痛苦的叫声，场面惨不忍睹。狱卒们一边勒紧绳索，一边咒骂，手下毫不留情。几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勒得窒息，双手无力地垂下，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努力挣扎。看到这种情景，特务们更加疯狂，他们显然对这些反抗者充满了怨恨，狠劲十足。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决的进程并不顺利。很多政治犯的反抗意志非常坚强，他们即使在濒临死亡的状态下，也不断高呼口号，声讨国民党的暴行。这种不屈的精神激怒了徐远举的手下。他们意识到，仅仅依靠绞杀难以迅速解决问题，于是便决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枪声持续了十几分钟，直到所有的政治犯都不再动弹，现场才渐渐安静下来，江姐便是其中的一名受害者。
被捕与改造
随着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迅猛进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节节败退，重庆的战局迅速明朗化。徐远举看到形势危急，决定放弃重庆，仓皇逃往云南，希望能在这个偏远的地方寻求一线生机。云南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徐远举幻想这里能成为他的最后一个避风港。然而，逃到云南后不久，他便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变故。
当时，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卢汉正密切关注着全国的战局变化。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已成定局，卢汉深知与其跟着败退的国民党继续死撑，不如识时务，顺应潮流，寻找一条生路。于是，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和强大压力下，卢汉果断宣布起义，加入解放阵营。这个突然的转变让徐远举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再也无处可逃。随着云南宣布起义，徐远举被起义部队迅速逮捕，成了被俘虏的国民党军统高官之一。
徐远举被捕后，云南起义部队立即将他押送回重庆。一路上，他被重重戒备，押解人员全副武装，生怕半路出什么意外。到达重庆后，他被直接送进白公馆，这个他曾经掌控过的监狱，如今成了他的牢房。白公馆的高墙铁门再次关闭，这一次，不是为了关押他的敌人，而是为了关押他自己。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重庆城。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特务阴影下的市民们终于听到了这一消息：那个制造了“11.27”大惨案的徐远举，那个杀害了无数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刽子手，终于落网了！市民们纷纷奔走相告，义愤填膺，很多人自发地聚集到白公馆的门口，要求对徐远举进行严惩。现场人头攒动，愤怒的群众挥舞着拳头，喊着口号，有些人甚至激动地要求将他当场打死，以祭奠那些无辜死难者的英魂。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解放军决定迅速采取行动。他们将徐远举从白公馆秘密转移到了一个更为隐蔽和安全的地方，确保他能够在没有群众干扰的情况下接受审讯和改造。很快，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徐远举将被正式逮捕，等待接受人民政府的审判。
晚年生活与反思
1956年，徐远举被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编号为12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地方，这里有来自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前高级军官、特务头子和顽固分子。
一进入功德林，徐远举便被安排到一间普通的牢房，与其他战犯共同生活。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有严格的规定，每天都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清晨，他们必须早起，打扫卫生，然后列队去食堂用餐。食堂的饭菜很简单，通常是粗粮稀饭和一些蔬菜，但相比解放前的牢狱生活，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用完餐后，战犯们要列队进入学习室，开始一天的学习。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定期会对战犯们进行思想教育，他们会耐心地解答各种疑问，也会严肃地指出那些思想上依然顽固的战犯的问题。徐远举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悔改之意，经常会在讨论会上主动发言，承认自己的罪行，表达对新中国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时间一天天过去，徐远举渐渐适应了功德林的生活。然而，对于许多战犯来说，改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9年，第一批战犯获得特赦的消息传来，功德林里立刻沸腾了起来。那些平日里表现良好的战犯一个个被点名释放，带着激动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管理所。徐远举原本也寄希望于这次特赦，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获释名单中。
面对这样的结果，徐远举只能继续等待。他没有放弃，每天依旧认真学习，劳动时也尽量表现得积极。功德林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还有繁重的劳动任务。战犯们被安排参与农田劳动、种菜、养猪等各种工作。
时间来到了1973年，徐远举已经在功德林度过了十多个年头。这一年冬天，管理所安排了一批缝纫活给战犯们，他们被要求缝制一些军用物资。徐远举虽然在学习上表现积极，但在手工活上却显得笨拙。经过一番努力，他还是没有达到管理所的标准。检验人员告诉他，他们的产品不过关，需要返工。这时的他，因多年的改造生活，情绪波动较大，突然情绪失控，和检验人员发生了争执。
周围的狱友见状，纷纷上前安抚，并主动提出帮他返工。其他战犯拿起剪刀和针线，重新开始忙碌。就在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徐远举突然态度剧变，拒绝了大家的帮助，还大声吼叫，让大家不要假好心。狱友们见状也不好多说，只能各自忙自己的事。
就在这之后不久，徐远举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那一天，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零下的温度让人直打哆嗦，但徐远举却仿佛失去了对寒冷的感知。他竟然接了一大桶凉水泡澡。没过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发热，浑身滚烫，出现了高烧和呼吸急促的情况，甚至鼻孔出血。他的病情迅速恶化，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病情过重，抢救无效去世。徐远举的死在功德林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的人认为这是命运的安排，一种报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