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前夕，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跑掉了——其人原名吴景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还是叫他吴敬中，反正特务的名字，也就是个代号，也许吴景中叛变之前就叫吴敬中呢，比如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原名叫舒寿祺，还当过红八军参谋长、红三军团总指挥部参谋处作战科长。
舒适存当红三军团参谋处作战科长的时候，军团长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彭老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文强在介绍舒适存的时候，可能是由于误记而给他升了官：“杜聿明那个参谋长舒适存过去给彭德怀当过参谋长，舒适存过去从江西彭德怀那里跑出来，自己投降来的，过来之后他在陆军大学旁听，毕业之后当过师长，又跟廖耀湘当过新六军的副军长，以后还当过兵团副司，杜聿明 还不大放心他。让我管人事，管司法，管后勤。《文强口述自传》”
舒适存是叛徒，吴敬中和文强也是，在战犯管理所，曾经被称为叛徒不止文强，在《特赦1959》中，那个很执拗的刘安国，历史原型就是文强，同样执拗的叶立三，其历史原型韩浚也是“叛徒”：黄埔四期的文强参加南昌起义时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黄埔一期的韩浚在苏联红军大学留学过，参加秋收起义时当过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莱芜战役被俘时是七十三军中将军长，他说自己把王耀武最好的部队丢了，指的就是七十三军。
除了文强和韩浚，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个中将级的叛徒，那就是当过长沙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教务主任的郭一予——那两个学校是谁办的，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
郭一予也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在淮海战役中被捉的，文强在《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一文中回忆：“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打着‘难民还乡团’旗子想混过解放军防线逃跑未果，邱清泉于事后知道郭左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直到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那一幕丑剧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在第七批特赦名单上，郭一予的职务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这样盘点下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至少已经有了三个“叛徒中将”，如果吴敬中没有逃出天津，那么功德林里就会有四个“叛徒将军”，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我们看吴敬中的继任者李俊才（原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吴敬中逃离后，李俊才接任站长）的经历，就会发现即使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后投诚，也必然要进战犯管理所，而且以他的级别，是一定可以作为高级战犯集中到功德林的——1955年、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的时候，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都进了功德林（汉奸除外，他们基本都关在条件相对较差的抚顺战犯管理所——不把汉奸集中到功德林，是怕那些正规军将军把他们打死。
当年功德林战犯虽然互称同学，但是也有一条鄙视链：黄埔系瞧不起杂牌军，杂牌军瞧不起特务，如果功德林里来了汉奸，那些人必然是要群起而攻之的。
功德林里的将军级战犯大多参加过抗战，所以对日伪的仇恨是刻在心底里，那场著名的“小煤山之战”就是明证。
即使是蒋系蒋军，也不会原谅日伪战犯，同样道理，也不是所有的特务投诚后都会被宽恕释放，比如吴敬中的继任者李俊才，虽然在天津解放后带着四个小组的潜伏特务投诚了，但还是进了战犯管理所，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赶上特赦末班车——1966年是第六批也是最后一批有选择地特赦，1975年那就是普赦了。
李俊才在第六批特赦名单上的职务是“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那是因为李俊才还没来得把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椅子坐热乎就投诚了。
吴敬中要是不跑，进战犯管理所那还是必然的，他跟李俊才还有本质不同：李俊才算是四分之三的正规军，而吴敬中不但是叛徒，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特务：吴敬中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国，正赶上革命低潮，他就跟沈醉的姐夫余乐醒等人一样，叛变加入了蒋系特务系统，先在邓文仪为课长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当中校，后来该课并入复兴社特务处，特务处又变成军统，吴敬中也一路高升，先后当了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叛徒能当上军统“封疆大吏”，不立些“功劳”是不可能的。
吴敬中如何为戴笠的军统立功，沈醉在回忆录中有记载：“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他求见戴笠时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问戴笠他可不可以和那位同学往来。”
吴敬中说的“往来”，就是拉拢策反，吴敬中此举，无疑是要拿过去的同学兼同志当投名状，而这位同学，就是后来担任统战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秘书长的徐冰。
徐冰严词拒绝了戴笠的宴请，对全副武装的沈醉不屑一顾，对老同学吴敬中也不无埋怨，如果吴敬中被抓进战犯管理所，还真没有面目去见老同学徐冰。
吴敬中进了战犯管理所会在哪一年特赦，我们不要太乐观地以为他能跟沈醉或李俊才一样，在第二批或第六批特赦，因为沈醉毕竟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李俊才也不是叛徒出身，更多的吴敬中“同行”，都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全部特赦的时候出去的，这里面有“叛徒”文强、郭一予，也有给吴敬中当过副手的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 ，还有周养浩、 鲍志鸿、 郑锡麟、 段克文、 岳烛远、 何崇校、 谢代生、 黄庚永、 章微寒、 沈蕴存、 邱沈钧等一大批军统（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也是特务机构）”的区长、处长、站长和少将专员。
郭一予和文强是最后一批特赦的，韩浚“叛变”的原因很复杂，他在蒋军中升迁主要靠抗战之功，内战刚打起来不久就被俘了，所以他才得以在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
要是让郭一予、文强、韩浚这三个“中将叛徒”来评定吴敬中的特赦时间，大家肯定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既是叛徒，又是特务，想特赦，等最后一批吧！
以文强为历史原型的刘安国既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一再强调自己是“军事参谋人员”，用意大家自然都清楚，就连跟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康泽，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是反复说自己跟王耀武在黄埔同期，被俘时是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有中将军衔。
特务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特务，叛徒当然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很难提前特赦，叛徒更难，所以吴敬中这个“叛徒兼特务”进了战犯管理所，也只能跟有同样身份和经历的文强、郭一予作伴了——文强在当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之前，还当过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是军统仅有的几个中将之一；郭一予叛变后主要在蒋军搞政工，那也基本等于是特务了。
吴敬中被抓后哪一年能特赦？这可能是很多读者都很感兴趣的问题，至于战犯管理所的三个“叛徒中将”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是否准确，我们就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了。
如果吴敬中真像沈醉写的那样，叛变后死心塌地为戴笠卖命，那么他想在1975年前离开战犯管理所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吴敬中像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一样，是假叛变真潜伏，那么他就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了。
吴敬中临阵脱逃，毛人凤也拿他无可奈何——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很多，当时在蒋家王朝掌权的，除了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正局长、“国防部”常务次长郑介民，还有一个同班的蒋经国，这俩人说话，“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不能不听。
正因为吴敬中关系复杂，我们难以断定他的真实身份，所以最后只好请教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在您看来，吴敬中逃出天津是否为明智之举？如果他像继任者李俊才一样投诚，哪一年能获得特赦？吴敬中的真实身份，又可能是怎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