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历来讲究军令归一。特别是大兵团作战行动，在军令归一的问题上更不能含糊出闪失。然而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却恰恰出现了9兵团司令宋时轮和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都给12军下达作战命令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这个问题上谁的责任更大一些呢？
第一，宋时轮和王近山分别给12军下达的是什么命令呢？
根据档案史料记载，彭德怀是于1951年5月21日，下达了结束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的。次日7时，3兵团副司令王近山便给12军发了这样一道命令：第12军“集结于芝岩里、金化、大成山、白积山线以西，芝村里、亭渊里、下长林、草田里、自等里线以北地区休整”，并规定“统于今日晚开始北移”。
而9兵团司令宋时轮则于同日21时，也给12军发了一道命令，主要内容是：第12军“派一部兵力控制长水院、自隐里以南一线，掩护主力安全脱离战场，26日晚自动撤离，该军主力沿内坪里以南进入3兵团地区归建”。
12军军长曾绍山一天内接到了两个命令，而这两个命令内容又有些大相径庭。一个是要12军22日晚转移休整，另一个是要12军掩护9兵团主力，并待9兵团主力安全脱离战场后再休整归建。两个命令不仅性质大不不同，而且有4天左右的时间差。那么曾绍山军长到底该听令于谁呢？
第二，12军最终执行的是宋时轮的命令还是王近山的命令？
12军到底执行谁的命令，得首先看一下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司是怎么调整区分兵力的。12军原本属于王近山的3兵团建制，但考虑到第二阶段作战宋时轮的9兵团作为主攻，志司决定3兵团的一个较强的军配属给9兵团。最终这个配属任务就落在了3兵团最强的军——12军的头上。
第二阶段作战结束，面对同一天收到的两个命令，这肯定让曾绍山军长犯难。按说曾绍山无论是执行了谁的命令，过后他的责任都不大，因为他是依令而行。但曾绍山最终考虑更多的是敌情意识和奉献意识。因为他深知，12军作为整个9兵团的右侧翼，该军一旦首先撤走，9兵团主力被敌军从侧后遮断，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经过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作战后，12军战斗伤亡极大，急需休整补充。但既然宋时轮下达了命令，既然战场局势需要12军掩护，最终12军还硬是把这个任务给承担了下来。
关键时刻，12军无疑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大局意识，这一点尤其值得肯定。
第三，出现严重的军令不一宋时轮和王近山谁的责任大呢？
让我们先看一下王近山给12军下达转移休整命令的着眼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在王近山以为，12军配属作战任务便自然结束，便应自然归建。所以，这个时候给12军下达转移休整命令，属于职责和权限范围。更何况，当时看着自己一手带起来的老部队打得那么惨烈，伤亡那么大，希望其赶快休整补充之心情肯定是很强烈的。
而宋时轮的考虑着眼点是，9兵团作为主攻部队必须保持全身而退。而面对美军强大的机动能力和综合火力打击能力，全身而退更需要稳妥部署，更不能让9兵团的右侧翼过早暴露。相反12军必须派出足够部队做好右侧翼的掩护。否则右侧翼一旦出现空档，被美军钻了空子，那么9兵团的战场态势就太差了，有被敌军全给兜击住的可能。
综合分析对比，并结合过后战场局势发展演变来看，无疑宋时轮着眼敌情和战场局势发展的考虑安排是对的。王近山更多地考虑到了12军尽快地转移休整，而没有更多地考虑到敌情和9兵团的整个战场收局态势。关键是，志司21日命令电中并未明确12军归建，此时王近山便越过宋时轮直接给12军下令，这是有超出指挥范围之嫌的。所以，总的来讲，在第二阶段战役刚一结束这个当口，在敌情顾虑一点还没解除的情况下，王近山便给12军下达转移休整命令，应该是欠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