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云冈石窟国宝被盗之痛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蒯乐昊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是关于云冈石窟与历代云冈人命运交织的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一段关于"人的信仰""人的工程"的故事。

北魏时期，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主持云冈石窟的开凿建设。孝文帝、冯太后时期，石窟建设愈发兴盛，北魏后期则逐渐衰微。云冈石窟历经多次荒废与重建，甚至一度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直到近代被梁思成等考古学家再次关注，才遏止了更多的国宝流浪海外。本书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保护石窟的文物医生们，努力留下石窟今日样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云冈不但向世人展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之美，也彰显了以短暂生命去连接永恒的人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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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之泪

等云冈再一次被世人发现，又是数百年光阴过去。从明代开始，云冈石窟寂寂无闻。清代虽有局部包泥彩绘，但大多数时候，此处仍少人烟。当日本人伊东忠太在荒山寂岭中惊见这满山神佛时，已经是1902年了。甚至连当时大同当地的知县龙璜，也只知道大同西三十里处有石窟寺，听说是北魏时候的，但不确定究竟是与不是。伊东忠太借了《大同县志》，仔细检阅，才查到相关的记载。

伊东忠太是日本近代著名建筑学家，邂逅云冈纯属意外，他在云冈石窟只能逗留一天，"我们开足马力，又是踏步测量，又是摄影，又是素描，这一天连吃饭的空也舍不得腾出来，就饿着肚子没有吃饭，一直考察到日落"。山西旅行一结束，他急忙寄稿给建筑杂志，后在《国华》杂志上发表。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后来的法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沙畹、瑞典汉学家和美术史家喜龙仁等研究者，都是因为伊东忠太的发现，才先后来到云冈考察。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摄影资料，如今已成为研究云冈的重要史料。

1907—1923年法国考古考察团留下的摄影资料，图中为爱德华·沙畹

伊东忠太曾说，如果说是他"发现"了云冈石窟，那就太僭越了，他宁可说是他最早向世界"介绍"了云冈石窟，这是他留学生涯中最好的成就，使得云冈故迹再一次为世人所知。

但世界范围内的声名也为云冈带来了危局。清末民初，正是动荡乱世，外国文物贩子和当地不法之徒勾结，很快把目标瞄向了这里。山西因是历史悠久的文物富藏大省，也成为盗窃极为猖獗之地。最典型的就是跟云冈石窟同属山西省的天龙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开凿于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是中原地区颇有代表性的佛教石窟。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驱动下，天龙山石窟遭大规模盗凿，超过240尊雕像被盗，几乎所有造像头部，部分造像甚至全身都被盗运境外，现收藏于日本、欧美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其受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

杭侃作为文博专家第一次"出圈"是2021年2月，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在除夕之夜亮相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杭侃担任解说嘉宾，向观众介绍佛首回归的来龙去脉。全国人民守在电视机前见证了这一场激动人心的回归，那是盛大而喜悦的时刻，电视画面中缓慢转动着的轻颔佛首也在微笑着，很多人却流下了眼泪。

这是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也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到祖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雕。这枚佛首，源自天龙山第8窟北壁佛龛。第8窟是天龙山石窟唯一有明确开凿纪年（584年）且规模最大的石窟，艺术价值极高，在1924年前后被盗。而在同一时期，离天龙山石窟三百多公里的云冈石窟，也同样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

经调查统计，云冈石窟被盗造像百余件，主要发生于1907—1934年之间，其中，以1918—1929年间最为猖獗。目前有线索可查的云冈造像最早被盗凿的记录，是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1910年9月25日的一份藏品收购清单，清单上显示，该馆于当天分别购藏入两件来自云冈的佛头，内部编号为8502、8503。

在今天的云冈，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盗凿的痕迹，比如在第15窟和第16窟之间，有一处长方形小洞窟，窟号为16-1，南壁已塌，洞窟前壁也无影无踪，窟门、明窗，一概皆无，形成敞口，一眼望去，就看见北壁上触目惊心的三个大大的黑窟窿。

北壁分上中下三层龛。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沙畹为云冈石窟留下了最早的影像，当时的照片中，北壁中层中间龛中的佛头已然无存。没有佛头的造像，本不该成为窃贼的目标，但因为此龛跟第16窟共用壁面，下层龛佛造像的背面，就是第16窟南壁的禅定菩萨，这引起了盗贼的兴趣。

1907—1923年法国考古考察团留下的摄影资料，第16-1窟北壁，图中中层交脚菩萨像后被盗

北壁上层的中央盝形龛内，原雕有一尊交脚菩萨，高1.46米，头戴高冠，姿容秀美，身形劲健，1922年被盗后为美国罗杰斯基金会入藏，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北壁中层左侧的盝形龛，原本也同样雕有一尊交脚菩萨，戴花瓣高冠，神情喜悦内敛，虽然与上层造像同为交脚菩萨，雕刻手法、法衣服饰等却大不相同。这座雕像同样在1922年被盗，被法国著名古董商瓦涅克（L.Wannieck）收藏，现藏于法国巴黎色努斯基博物馆。除了北壁，第16-1洞窟西壁尖楣圆拱龛内两佛并坐像左侧被盗佛头，高0.4米，被日本人武藤山治收藏。东壁中层尖拱龛二佛中左侧坐像佛头，高0.4米，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在这些博物馆中，如今仍可欣赏到这几尊造像精绝的艺术造诣，激起的却是叹息痛惋之情。

盗贼为何会把目标集中在这一个洞窟呢？原因是这几尊佛像造型优美，大小尺寸适宜，方便藏匿、运输和出货，作为附窟，这一洞窟北壁与第16窟南壁共用壁面，两面的开凿使得这块壁面厚度只有0.2米，凿取极易得手。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当年的老照片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20世纪20年代，云冈附近的村民在窟内搭了草棚，棚顶堆积的草垛，形成了现成的平台，方便盗贼接近洞窟壁面，登高行窃。

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拍摄的第16-1窟，照片中已有若干佛头缺失

如今的第16-1窟

彼时的云冈，因为无人看管，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都很严重，有些洞窟甚至被附近老百姓当成猪圈羊圈使用，窟内堆放柴草杂物，有些洞窟被流民占为住所，甚至在里面生火做饭。洞窟被胡乱凿孔，裂隙纵横，悬石摇摇欲坠，石雕坍塌、风化、剥落的情况随处可见，残垣断壁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颓败。

1929年9月，因盗事猖獗，当时的国民政府委派古物保管委员会学者常惠前往云冈石窟，调查佛像被盗情况。常惠只身抵达大同后，听城内华严寺僧人告知，县里已经抓捕了数名盗凿佛头的罪犯，于是他立即赴县署拜会县长。县长告诉常惠，已派警察数名在云冈驻守，他担心常惠遭盗佛像者伤害，还特派一名警察骑马随行，护送常惠去云冈开始调查。

常惠当时住在云冈，他对照沙畹1907年在云冈拍摄的照片一一摸排，只要发现不是自然风化，确系人工盗凿的，就在遗失位置用红漆标记编号，统计出当时共有96颗佛头丢失。此外，他还巡查碑记，并照相拓字，将清朝顺治、康熙、乾隆等皇帝重修云冈的碑铭以及民国时期的纪念碑共12座详细列出，同时对大同的施政者提出了云冈保护五条措施，常惠撰写的《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为云冈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那些红漆编号，就是学界通称的"常惠编号"，也是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列出的首份摸底清单。同年10月，赵邦彦受指派赴云冈再做调查，历时半月，写有《调查云冈造像小记》，统计被盗佛头137个。常惠统计丢失佛头，是除去了无洞基痕迹者，赵邦彦与常惠两人在洞窟调查范围和研判方式上有所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在数字上也有差异。到了1931年，大同成立了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云冈石窟展开保护和管理。

图中两座无头佛像中间的即为"常惠编号"

在常惠的《山西大同云冈调查报告》呈送后不久，1929年11月初《华北画刊》第43期对外公布了云冈石窟六张被盗照片。图片说明中写道："佛像六帧为大同云冈石佛被盗后古物保管委员会派常惠同志前往调查时摄。"蔡元培先生对此非常关注，马上给掌控山西军政的阎锡山发电报，电报中说："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

1932年，曾有外国人出高价，指名要收购云冈的"五头佛"，所幸遭到地方爱心人士阻挠，此人最终未能得手。如今，在云冈第8窟窟门西壁，可以看到这尊俗称"五头佛"的鸠摩罗天。这座高浮雕造型极为奇特，鸠摩罗天五头六臂，颜若童子，螺发披拂，咧嘴欢笑，主尊手持斑鸠，脚跨孔雀，其余数臂，或持弓箭，或托日月，充满异域风情，是不可多得的佛教造像精品。

云冈第8窟窟门西壁，鸠摩罗天造像，俗称"五头佛"

到了1933年，《北洋画报》上登载《记大同云冈石窟寺》一文："云冈石佛，以本地人诱于利，屡有盗卖情事。当民（国）十八年七、八月间，为贼盗卖九十一佛头，至今犹留裂痕，并以红色标号记之。"激起民众广泛愤慨。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等营造学社成员来到云冈调研，基于大同的古建筑考察成果，发表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两篇文章，不但把石窟纳入学术研究领域，也把云冈再一次带入大众视野。从这一年开始，云冈石窟猖獗一时的盗凿之风才渐渐被遏止。

整整六十年后，1993年，学生时代的杭侃在云冈石窟调研，洞窟中还能看到常惠手书标注的数字，大多写在佛陀或菩萨头像被切割盗凿的地方，大红色漆，让人联想起血淋淋的伤口。杭侃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将近三十年，他会作为守护者和主政官回到云冈。一次在景区，他偶遇了常惠的孙女，她来云冈寻访当年爷爷的足迹。关于常惠生平，历来史料不多。他的孙女告诉杭侃，爷爷当年也是来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一条隐秘的命运之线，把这些不同时代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云冈联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