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
就像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
令人尴尬的是，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鲁迅走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
提起活久见，不得不说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联，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俄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
十月革命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为了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亲自去了一趟俄国，并与列宁等人长谈。
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俄国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
在罗素看来，俄国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
● 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
●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权威——所有人将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都交托于政府官员。
从苏俄回来后，罗素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这种不与时俱进的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为了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埋汰的外号。尽管如此，风言风语无法撼动罗素丝毫，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秉性不可动摇。
离开苏俄后，罗素挥一挥衣袖，去了中国，一边讲学一边游历。
斯时斯世，如罗素这般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其他人更看不透。
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苏维埃鼓掌，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
鲁迅先生一反尖酸刻薄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偌大一个文坛，似乎只有二十四岁的徐志摩跟罗素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徐是罗素的粉丝，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小徐就找来如饥似渴地读了，读完后，他针对苏俄问题，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罗素对苏俄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罗素来中国后，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跟他打了场不大不小的笔战。
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
听了罗素的论调，鲁迅颇为不满，也写了篇随笔，讽刺罗素：“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
罗素离开中国之后，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他对中国人的三个缺点的剖析，成为历史的一笔宝贵资料。
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有着迥异的看法，这源自他们对苏俄的不同态度。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历史事实。罗鲁二人的这段公案，孰对孰错无需赘言。
随着的阅历不断增长，罗素对苏俄模式也看得也越来越深刻。
他说，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