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甲午战争中，中国各种报刊报道的信息量、新闻的时效性、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多个“信息茧房”；而日方媒体无孔不入，见风使舵，让反复传播的战争谎言深刻影响了社会公众和国际舆论，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翻看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报纸、图片、文件，去审视战场背后的声音时，那一幕幕悲愤无奈的事实，让人叹息且发人深省。甲午一役，让世人更清晰地看到，决战并非只在疆场，舆论这一本来与炮火硝烟相隔甚远的文化形态，和战争过程如影随形，甚至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
炮声未响，舆论已“轰炸”
早在侵略朝鲜时，日本就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启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通过媒体机能的运作，宣传本国的开战立场，主张战争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作出开放战争的姿态，试图赢得欧美列强的理解和支持。
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相信，利用媒体攻势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就等于拿下了战争一半的胜利。日本在媒体上积极主动宣传，让全世界看到日本是为了解放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民，其舆论战达到了预期目的。此时，国际媒体“奇文”频出，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解放朝鲜”，《泰晤士报》说日本出兵“保障朝鲜安全”。
当时，日本政府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发表评论：“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日本这种“策划”，以野蛮和文明为标准，舍弃了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区别，甲午炮声尚未响起，相关的文章已开始“轰炸”。
除了允许外国武官随军观战、外国新闻记者随军采访之外，日军还允许本国报刊记者随军采访和工作。在1894年至1895年的战争期间，日本国内66家新闻报社，总计派遣记者114人。日本随军记者在战地高等司令部监督将校的管理下，从事战地采访报道活动。比如当时侵华的日本第二军规定，随军记者须统一服装，不携带武器，持长棍，携皮包、水壶、望远镜，左臂系白色袖标，由军兵站部统一调遣。
除了派记者到战地，日本政府和军方还批准从军画师11人、照相师4人、僧侣55人、神官6人。这些人先后被派往战地，分配在各部队从事宣教、伤病员慰藉、阵亡者追吊、葬祭活动。
为迎合新闻媒体报道的需要，日军在部队编制中增加了翻译官编制。最初出兵朝鲜时，从居住朝鲜的日侨中募集翻译人员214人。对中国本土作战时，由于日本和中国早年往来人口较多，开战之初应募翻译官者甚是踊跃。
战争之初，日方在大本营设立了翻译官调配统辖部门，由步兵大尉小泽担任翻译官调配工作。日军第一军出征朝鲜时，翻译官编制配给得到了充分保证。第二军编成和金州旅顺作战展开后，翻译官开始出现严重不足。战争后期，日方近卫师团、第四师团配给的翻译官，是临时从九州学院募集的40余名学生，以及在国内的贸易研究会、外语学校、兴亚会、买卖商人中募集的翻译120人，用以支援对中国的辽东半岛会战和中国台湾省的作战。
开战之初，日军大本营出于情报资料保存的目的，在陆地测量部编制中增设了写真班。日本第二军出征时，该班跟随军司令部在旅顺口、威海卫战斗中从事战场摄影取材。除了军方摄影以外，日方民间人士在战场上的摄影活动也非常活跃，摄影家龟井兹明伯爵自费组成摄影小队，随第二军拍摄了大量战地实况照片。这些照片，如今成了日本侵华的重要物证。
有偿新闻，每次606英镑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批准西方新闻媒体的随军记者共17人，其中有《纽约世界报》《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欧美大报的新闻记者。批准诸列强陆海军武官7名，并且允许英、德、俄等国的海军军舰，在事前通告日本海军的情况下，可以接近日清两国交战的海域，观察海上作战实况。
大英博物馆藏日本绘制的甲午战争海战的彩色版画。表现日本海军大获全胜的情景。
李鸿章曾评价西方媒体“敢说真话”，可仔细观察，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媒体在价值判断上，可谓荒唐。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从塘沽起航，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牙山，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本浪速号巡洋舰悍然击沉。当时高升号总共装有清军官兵1116人，除245人遇救获生外，其余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这些殉国的将士是淮军的精锐，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导致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士气大为沮丧。
而高升号作为英国商船，日军如此“打英国脸”的行为，引发了英国舆论的愤怒。但没多久，剑桥大学法学系教授韦斯特莱克以及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等人，就相继发表“高论”。8月3日，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原来，日本早就弄清了英国媒体的“价码”，知悉了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日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要知道，在当时的英国，一名教师的年薪也不过85英镑。
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周藏成功争取到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存在；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已充分了解到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有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由此可见，日本在进行媒体公关时，并非简单“砸钱造舆论”，而是分三步走：首先，模糊责任，把冲突的起因说成“中国军舰态度极不友好”，在细节上修改真相；其次，混淆视听，淡化主要矛盾。他们抓住“日军营救落水欧洲水手”这一个新闻点大做文章，且让收够了好处的被救水手出面替日方背书，成功转移了公众视线；最后，造就汹涌的舆论攻势，收受好处的西方媒体齐上阵……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1894年11月21日傍晚，日军闯进旅顺口，对平民百姓进行了持续四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此时，日本侵略军“见人即杀，妇孺不免”，尸骨堆积成山，鲜血横流为河，约两万人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日本随军记者龟井兹明在其拍摄的图片说明中写道：“当我军攻入市街后，不分兵农，凡抵抗者一律斩杀，毫不留情。大街小巷到处都横着敌尸，脑浆迸流，腹膜外露，腥风惨然袭人，满目荒凉。此后数日，我军派出扫除队，收集各处横死敌尸，让当地人掩埋到荒野。”
为清理尸体，日军留下36名当地居民组成抬尸队，他们每人的帽子上都挂有白布条，胳膊上戴有“勿杀此人”的白布标志。然而，对于这场大屠杀，日本当局矢口否认。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给外相陆奥宗光的电文写道：“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
反观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却表现得茫然。即使当民众遭到屠杀时，国际社会却听不到清政府的呼吁申冤。而狡辩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腥的事实，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世界公愤，更遭到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成为揭露日军滔天罪行的铁证。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在目睹日军的血腥暴行后，撰写长篇通讯《倭寇残杀记》：“……我作为亲眼所见的见证人敢断言，可怜的旅顺人民没有试图对侵略者做任何抵抗。现在日本人却说，遭到了来自民宅窗户、门口的枪击，这完全是谎言。捉俘虏，根本没有的事。……女人和孩子们同庇护他们的人一齐向山上逃难，被日本兵追赶上，然后被杀……”
这篇报道，在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失实，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各种公关下，最终国际舆论转向对日有利的一面。
此后，日本还策划在随军记者的全程见证之下，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他们，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竟“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铭记伤痛是为了警醒。日本的行径，一直延续，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全面侵华，其舆论战从未停歇。历史不断提醒我们，日本是一个惯于制造事端，又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的国家。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