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战争打得正激烈。这一年11月，在河北省涞源县附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八路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仗，把日本一个很厉害的将军给打死了。这个将军叫阿部规秀，被日本人誉为“名将之花”。
阿部规秀被八路军打死，这事儿在日本可轰动啦！
日本的报纸上到处都是这个消息，还说“名将之花凋落在太行山上”，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阿部规秀的扫荡行动如此隐蔽，为何还能遭到八路军的精准伏击？是内部出了问题，还是情报泄露了？
随着彻查展开，一位卖花生的竟然成为了怀疑对象。
阿部规秀在日军中地位崇高，刚刚晋升为中将不久，被视为日军的未来之星。然而，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他就在河北涞源县的黄土岭阵地上被击毙。
这场惨败对日军的打击不仅是军事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更让他们不解的是，阿部规秀的扫荡计划制定得如此隐蔽，只有极少数高层知晓，怎么会在行动初期就落入了八路军的埋伏圈？
带着这些疑问，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彻查行动。起初，他们怀疑是内部有奸细，可能有人事先向八路军通风报信。
然而，无论如何排查，日军都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看似荒唐的问题：“是不是那个卖花生的家伙在看澡堂？”
被提到的“卖花生的”名叫冀诚，是涞源县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的摊位恰巧设在日军驻扎地的对面，日军每天从他那儿拿些花生吃，甚至不给钱，冀诚也从不计较，还时不时再多抓一把送给他们。久而久之，冀诚与一些日军特务和小队长混得熟络，日军对他很信任，甚至还有日军与他称兄道弟。
虽然在日军眼中，冀诚是个“老实的顺民”，甚至有些日本兵认为他是个可以依靠的“二鬼子”，但在当地百姓眼中，他却是“汉奸”、“卖国贼”。
村里的百姓骂他，嫌他跟日军走得太近，冀诚只能默默承受这些骂声。谁也不知道，冀诚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八路军的一名情报员。
1937年涞源县沦陷后，冀诚的老同学、时任涞源县委书记的梁正中找到了他，希望他能为抗日事业出一份力。冀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在梁正中的安排下，开始在日军眼皮底下设摊卖花生，打探日军的动向。
冀诚的机会很快来了。日军中有个叫山本敬夫的军官，是驻涞源县的情报部部长。山本有洁癖，整天需要泡澡，但县里的澡堂简陋，令他不满。
于是，山本决定为自己单独建一个小澡堂，特地委托他的部下为他找个合适的人看管。就这样，冀诚通过关系，成为了山本敬夫私人澡堂的看守。
从卖花生的到澡堂看守，冀诚不仅更加接近日军高层，也得到了山本敬夫的信任。许多与山本关系密切的日本军官、特务，甚至是本地汉奸，都开始与冀诚交好。而冀诚也利用这个身份，搜集到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
1939年10月，涞源县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大批日军开进县城，巡逻和岗哨的密度比以往多了好几倍。街道上戒严，普通百姓甚至无法自由进出。冀诚敏锐地察觉到，日军肯定有什么大动作。
不久后，冀诚接到八路军联络员崔富的通知，得知日军准备展开冬季大扫荡，整个涞源县都成了他们的战略要地。崔富需要拿到日军的详细计划，但戒严让情报难以传递出去。冀诚此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将日军的动向传递出去。
他先是利用自己与日军特务的关系，假借请客吃饭之名，趁着酒桌上的醉意，旁敲侧击地打听到了日军的扫荡计划，兵力部署以及行动路线。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冀诚表面上一副无害的模样，甚至还继续给日本特务们倒酒加菜，确保他们对他毫无戒心。
获取情报后，冀诚与崔富商议如何将情报送出涞源。当时全城戒备森严，晚上行动过于显眼，反倒容易引人怀疑。于是，冀诚想到利用他平时帮山本敬夫送粮食的驴车，将情报藏在粮食袋中运出城。
第二天一早，冀诚借着送粮的机会，带着崔富的驴车来到关卡。当日本兵拦住他时，冀诚笑着解释说这是为山本敬夫送的粮食，日军不敢冒犯，只能放行。情报成功送出后，八路军得以掌握日军动向，迅速制定了伏击阿部规秀的作战计划。
正是因为冀诚提供的准确情报，八路军在黄土岭一带提前设伏，成功击毙了阿部规秀。这一战不仅打乱了日军的冬季扫荡计划，更让他们损失了一位中将级别的指挥官，震惊整个日军高层。
事后，日军发起了大规模调查，试图找出泄露情报的“内鬼”。冀诚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因为他与日本军官走得很近，又是山本敬夫的亲信。然而，冀诚在审讯中表现得滴水不漏，坚决否认自己参与任何情报活动。
即便面对日军的严刑逼供，冀诚始终咬紧牙关，不松口。最终，日军迫于山本敬夫的压力，只能将他释放。而那些与冀诚交好的日本特务和汉奸，也因为害怕牵连，纷纷替他开脱，冀诚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阿部规秀的死让日军颜面尽失，但他们至死也没能找到泄露情报的真正“内鬼”。而那个曾经卖花生、看澡堂的冀诚，始终被认为是无辜的“小人物”。但谁能想到，这个被日军轻视的“卖花生的”，正是改变黄土岭战役战局的关键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