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佯装深情”给毛主席发来了一封电报，诚挚邀请毛主席赴约重庆，与蒋介石一起共商国家大计。
蒋介石的浪子野心昭然若揭，毛主席一眼就识破了蒋介石谈判为假，“推责”为真的诡计，但是身为蒋介石的心腹，戴季陶却罕见的在这件事情上与“无下限跪舔”的蒋介石产生了分歧。
戴季陶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中国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极力否决重庆谈判的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但是身为国民党的戴季陶却在知晓是非的情况之下强行颠倒黑白，甚至在重庆谈判期间公开发声想要让毛主席难堪。
但是小丑终究难登大雅之堂，毛主席仅用一席话就让戴季陶自知理亏，由衷地升起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佩。
那么，毛主席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重庆谈判伤及颜面
1945年8月28日，载有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专机落地重庆，在机场等候的是一群闻讯而至的记者，却丝毫不见言说自己怀有极大诚意的蒋介石。
这是我党代表预料之中的场景，因为和谈并非是蒋介石真正的意图，相反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为了给毛主席等人下马威，为了彰显在重庆地盘之上蒋介石的优越性。
狐假虎威的自封只能吓唬住自己，却丝毫不会让中国共产党代表显怯。
更何况，此次毛主席一行人也是有备而来。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基本结束。
长期的战争让底层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战争结束之后，本应注重民生的发展和建设，但是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天，蒋介石却给毛主席发来了一封电报，力邀谈判。
安内必先攘外，外部已然失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自然而然地就打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蒋介石想借由重庆谈判将发动内战的罪责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于是他不惜“委曲求全”，接连给毛主席发来三通电报，步步紧逼。
强权不代表正义，身正也不怕影子斜，更何况，国内不太平，中国共产党也不能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内心所愿。
于是，重庆谈判是非去不可。
但是赴约不代表会成为“背锅侠”，中国共产党愿意为了人民的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由国民党为虎作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围绕着“该怎么做？毛主席去还是不去”，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内部也颇不太平，首当其中对重庆谈判提出反对票的便是戴季陶。
身为蒋介石的心腹，更是身为蒋纬国的亲生父亲，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但是这一次智囊却失了灵。
眼看着一展宏图，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只差重庆谈判一步便可将理想照进现实，蒋介石怎么会容许戴季陶这只拦路虎出现？
因此，虽然戴季陶极力反对，重庆谈判还是如约实现，蒋介石和戴季陶看似坚不可摧的情谊也出现了裂痕。
要知道，戴季陶和蒋介石的关系可是亲密到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拱手相让。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孩子又是谁？
他就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
蒋纬国是戴季陶的风流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戴季陶却并不愿与远渡重洋前来寻亲的儿子相认，于是膝下子嗣单薄的蒋介石就收下了这个孩子，作为自己的次子。
可是，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而戴季陶却生于四川广汉，那么两人是如何相识？又因何故结下深厚情谊呢？
这一切，还要与戴季陶远赴日本留学与1908年在振武学校与蒋介石相见开始说起。
近乡情更怯，异乡倍思亲，异国他乡的相逢让蒋介石和戴季陶成为了朋友，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志向更是让两人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成为了心灵相通的至交。
他们在日本的时候生活在一起，直至1909年戴季陶回国。
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统治的起义在武昌爆发，胸怀报国之志，脑含治国之方的戴季陶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同盟会，并迅速得到了孙中山的器重。
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时代而言，戴季陶既是他的亲信，也是他忠诚的部下。
为了拥护孙中山的领导，也为了守护中华民国，戴季陶愤然以笔为毛瑟，在1912年的5月20日，为自己“赢来”入狱的资格。
口行不一的拥护
“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专权，杀！”
这是戴季陶在1912年5月20日刊登在《民权报》上的署名短文，但是实际的效果却不遂他愿。
比四人死期先一步到达的，是戴季陶本人的锒铛入狱。
1912年5月22日，租届巡捕房以“鼓吹杀人”为由，逮捕了戴季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戴季陶只是体验了一晚的牢狱生活，便在第二天的上午交保释放。
杀人不成，反让自己自食苦果，戴季陶这才知道万千锦绣文章，终不抵一支毛瑟有力，可即便如此，1912年的戴季陶依旧没有放弃在思想上的继续耕耘。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在中国的土地之上爆发，这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的制度需要新生，中国的思想也需要正确的伦理思想的滋润。
而其中，最为正确的便是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马克思在中国土地上的生根发言，广泛传播，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希望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
戴季陶也是和李大钊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也曾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伦理问题，想要为中国的发展探寻一条可行的道路。
在1920年的5月，戴季陶参加了由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星期评论》为主要阵地，以笔为利器，在中国的土地上弘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的很多成员都在共产党成立之后成为了早期骨干，但是戴季陶却选择了中途退出，而他陈述的理由却是蹩脚至极，甚至在日后成为了自己前后言行不一的有力佐证，也成为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他回应的有力据点。
“我誓死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因为看到党纲里的一句共产党员不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也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之后，戴季陶选择了离开中国共产党，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但是戴季陶自恃的忠诚，却得到了孙中山的亲自“打假”。
1921年至1922年期间，孙中山以昂扬的姿态准备着新一轮的北伐，但是他的心腹陈炯明却在广州发动叛乱。
心腹成了谋逆之人，极大的挫伤了孙中山的北伐野心，也让孙中山感受到了危机。
孙中山曾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救活他就必须要新鲜血液的注射，而共产党就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