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2月25日）
作者：屈超耘 （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距第一篇已经九年多。前6篇都是肯定“太平天国”的。1853年5月20日，他就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文中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1856年10月17日，马克思在《欧洲的金融危机》(又名《货币流通史片段》)中，又一次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接着，他又在1857年3月2日写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中，重申了起义的观点，说中国产茶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同月22日，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里，他说“太平天国”是“在中国爆发成了愤怒的烈火”。1858年9月3日，在《鸦片贸易史》中，他重申“鸦片战争”“使中国发生起义”的看法。而在该年9月10日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
但是，只隔了几年工夫，马克思的态度就发生了质的变化。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经过一番分析后，他总结性地指出：“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我把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7篇文章通读后，觉得他的前后不同的评价，都是有道理的、正确的。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他不像某些理论家，总是形而上学、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全面否定有不公允的地方；而全面肯定亦不足取。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两分法地去看，好的方面就肯定，错误的方面就批评，绝不能主观主义地对待。至于那些对立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那是实用主义，实在不足取。现在，急需有史论家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全面总结，还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