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有关保守主义的学术争论聚焦于三个方面：保守主义的真理性，哪种保守主义才是正统，正统的保守主义到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在中文世界，有关保守主义的争论基本停留于此。然而，一种新的、很可能对保守主义思想发展本身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论正在兴起： 形而上学保守主义与演化论保守主义异同及作用。这种新的争论目前在中文世界还比较陌生，相关主题的论文和著作极少。
写作本书的目的有二。第一，作为《法国革命论》的讲稿，向中文世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旨在普及和传播伯克的主要思想。第二，为保守主义做一种演化社会科学的解释，旨在深入研究。显然，二者存在紧张关系。本书对这一对紧张关系的处理是普及和传播优先，深入研究放在次要位置，因为《法国革命论》写作的文体、修辞、思想、历史背景等诸多原因，能够读懂的人是极少数，所以，本书只是在较浅的层次上用现代演化社会科学特别是演化经济学来解释伯克的保守主义，更为专业、深入的研究将在下一本书中进行。
我们认为保守主义并不能视为众多主义中的一种，它是人类社会秩序的一般原理。保守主义所触及的终极问题、靠近形而上学的问题， 现代科学也不敢妄言已经解决，于是我们的处理办法是搁置。我们的工作是将研究推进到现代演化理论所能解释的前沿处，也就是说，传统上的哲学争议，现代演化理论已经有坚实的证据和理论能够解释的， 就按现代科学的解释。当触及是否存在一个终极的创造者、设计者、上帝这样的问题时，就是我们研究止步的边界，否则，容易抛弃传统哲学思辨而采信现代科学的解释。我们认为，这样处理是践行真正的科学精神（非具体专业分工的科学研究的“科学”含义，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探究精神）。我将保守主义称为人类社会秩序的一种演化社会科学解释，即“演化论保守主义”。演化论保守主义视人是一种生物基因—文化基因双重继承系统；人是一种道德、习俗和文化存在物；人是严格群体合作以生存和繁荣的物种；认为人类社会大厦之秩序、自由两块基石起源于人性和人类习俗的自发秩序以及理性有意识建构的秩序。后者嵌套于前者之上且前者居于主导地位。
第一，基本事实认定和基本假设。如果保守主义分为形而上学保守主义（metaphysical conservatism）、神权保守主义（theocratic conservatism）与演化保守主义（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主要代表包括拉塞尔·柯克、哈耶克和拉里·阿恩哈特（Larry Arnhart）等，那么我们赞同演化保守主义，即我们认定如下基本事实：人类是演化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产物。就这一基本事实认定上，我们与解释人类和人类社会秩序需要引入一个超验设计者的“设计论”分道扬镳了。这一事实认定基于现有科学研究进展所能解释的限度以及“对于未知我们承认未知”的原则所做出的判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事实认定丝毫不含有反宗教信仰的暗示，相反，宗教信仰是演化保守主义的必然推论之一。（1）关于人的独特性状，以及由此推出基础行为假设和初始状态设定。（2）人类社会演化的二元本体界定：复制者和载体。复制者是适应性的经验、知识和信息，它们因响应环境而生并由环境所定义。复制者就是文化遗产跨代继承。复制者的跨代继承和传递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保证复制者在代际复制中具有相当程度的保真性。关于人类独特性状的一般共识：人是文化动物，人是语言符号动物，人是合作的动物而且是“超级合作者”。
第二，作为一种独特物种，人类演化起源的两个机制是：基因— 文化共同进化和多层级选择。正是基因—文化共同进化和多层级选择塑造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秩序”先决条件的人类先天心理机制和趋社会偏好。
第三，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刻画。简单地说，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秩序是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共同的约束。对人类秩序的全面描述需要一个包括本能秩序、习俗秩序和理性秩序在内的三种秩序嵌套层级。其中，习俗秩序被本能秩序约束、理性秩序被习俗秩序约束。这里的本能秩序有性、亲子关照、家庭纽带、财产权、公平、信仰、理智能力等。拉里·阿恩哈特将这种理论称为“达尔文保守主义”，等同于“科学取向的”保守主义（以区别于“神学取向的”保守主义）。对保守主义做一种达尔文演化论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谓的“演化保守主义”。
第四，塑造人类社会秩序的演化机制。文化（继承信息包）是一种适应性，文化适应过程比人类本身特别是特定个体更具有智慧。这一命题是一种群体思维、演化论和过程事实的必然结论。人是文化动物，因此人类具有双重继承系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继承和文化进化意义上的文化继承。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继承的文化定义是： 文化是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信息，这些信息通过教学、模仿和其他形式的社会传递从物种中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这些信息我们通常用语义和方言、食物偏好、各种分类、观念、知识、信念、经济策略、价值观、信仰、社会规范（禁忌、礼仪或习俗）、技能和诀窍、态度、奖惩标准、八卦等来指称。文化进化开启了除生物学基因进化轨道之外的另一条轨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化进化使得我们这个物种应对自然选择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的择偶和性、抚养、信号传递、分工和合作无一例外不被文化所包裹。即使是被认为更大程度受制于生物学基因的人类心理机制——恐惧、羞愧、崇敬、模仿、爱、嫉妒、仇恨、悲伤、愉悦也强烈地受到文化影响。文化进化学家彼得·理查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认为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文化使我们独一无二，是我们独有的性状。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物种适应性， 是人类的衍生特征。
第五，群体、群体智能与群体代际更迭中的累积文化进化。说到文化，我们离不开群体思维，因为个体或个体离群索居状态下的社会， 不可能产生文字和文化现象。语言和与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一定是一个群体和群体迭代累积进化的现象。在文化进化中，文化基因与群体的关系是复制者—互动者的关系，其中文化基因——复制者恒久地存在于不断迭代的群体中，而每一代群体则是相对短暂存在的搭载文化基因的载体——互动者。群体不仅重要，而且群体太小还不足以支持文化进化。考古学和人类学认为“阿舍利手斧”是人类进化史上的里程碑，它存在于170万年前至10万年前。在更新世（约260万年前—1.2万年前）时期人类的脑容量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科学家却发现这一段时期的石器工具几乎没有改变。显然，工具的改善和新工具发明不仅仅由单个大脑的脑容量决定，原因是更大的技术突破需要基于群体智能，或者需要分工或者需要更大群体才能支撑专门的技术专家。
第六，文化进化的复制机制。文化进化中的复制机制我们通常用“文化传递”来解释。复制机制在基因进化和文化进化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机制之一，因为在累积进化中，如果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继承信息做了太大的修改的话，会导致互动者本身无法生存下去而直接被淘汰。所以“高保真”的复制机制对进化的连续性十分关键。我们知道达尔文学说经常被简称为“基于有修饰复制的自然选择”，说明“高保真”复制并非子代与父代的继承信息保持 100% 不变，而是有微弱的改变。在文化传递过程中，经常发生细微的改变，但关键信息会得到保留， 这些在千万次传递中得到保留的元素我们称为“文化吸引子”。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对生存繁衍有重要价值的有关环境、高的生产效率（例如更有效捕鱼、更安全的独木舟）、潜在威胁和生殖策略的信息构成文化吸引子。社会信息偏差也会影响那些信息构成文化吸引子。“社会脑假说”发现人们在日常交流中对家庭、择偶标准和婚姻、性、友谊、背叛、社会地位、诀窍和技术、人际冲突、欺骗等信息最感兴趣。在文化传递中，人们并不是随机、平均地从一切信息源获得有价值信息，而是有偏差地获得信息，这种偏差的一个自然来源是亲选择，以及基于社会声望差别——越是具备道德性、知识性和惩罚性的榜样个体越被人们认同并被仿效。文化传递的变异方面，研究发现，在语句的传话实验、真实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中流行语句的传播中的突变率大约在11%（基于一个语句的10多万个版本的100多万条更新的研究中发现）。
第七，权威地位、声望地位、不平等与文化学习。文化进化中的复制最主要的方式是文化学习或社会学习。作为文化物种，那些有关生存、繁衍和更幸福的宝贵经验和知识总是存贮在特定某代互动者（人群）中。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选择压力甚至导致了“幼态持续” 和更年期（绝育）后数十年的存活时期两个重大进化适应，这两个进化适应显然有助于累积文化的代际传递。识别出向谁学习至关重要。选择压力很快将学习对象锁定到有声望地位的人或有权威地位的人。在体力相对重要的较早人类社会时期，体力、攻击性、侵犯、自我中心者和高压政治更可能获得权威地位。而在知识或专业化分工更发达的人类社会时期，那些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人、长者、相对聪慧者更容易获得声望地位而成为学习对象。
无论是面对权威地位还是声望地位，地位较低学习者也具备强大的先天模仿倾向和能力，模仿和学习地位较高者的知识和经验，甚至还模仿地位较高者完全没有优势的其他方面，出现所谓“名人效应”。至少在绝大部分人类社会时期，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拥有者与后代数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因此选择压力塑造出人类追求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的心理倾向非常强大（正如亚当·斯密曾引用英国谚语：“眼睛大于肚子。”）。即使在当今时代，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拥有者在离婚以后也更容易获得再婚和生育机会。作为表征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的间接线索，财富是最直观的指标，此外还有慷慨的慈善捐赠行为。除了文化学习，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的出现与人类作为合作性物种有关。合作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分工结构和监督、奖惩安排。这时，最合适的人选是那些权威地位和声望地位拥有者，他们是分工合作的组织者、指导者、监督者和合作剩余分享安排的决策者。力量、智慧和美德， 尤其是后二者，在人类进化的后期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既是文化学习所需，也是更复杂专业化分工协调所需，更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探索所需。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在财富和地位不平等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文化学习、人际合作和不确定性下探索的机制。
第八，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标识一个人类文化群体，宗教信仰即在个体层级发挥作用，又在群体层级发挥作用。宗教信仰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群体层级上的适应（group-level adaptation）。前者是宗教信仰的“近因解释”或“理性选择理论解释”，后者是宗教信仰的“远因解释”。首先我们分析宗教在从人类采集—狩猎时代至今所展示出来的全部功能：第一是因果关系推论的解释功能；第二是缓解个体面临必死性和生活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焦虑；第三是给予人以慰藉； 第四是构建标准化组织；第五是使人遵从组织角色，遵从权威；第六是颁布对待陌生人的行为规范；第七是发动战争的理由。贾雷德·戴蒙德罗列的这七大功能在全部人类历史进程中并非发挥同等程度的作用，有些在早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在现代社会式微，或者相反。
以上七大功能，前三种我们可以归结为近因解释，后四种可以归结为远因解释。我们集中分析一下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远因解释，也就是作为远因解释的功能对于个体而言并没有直接收益而个体为什么同意和采纳？第一，许多资源和有价值物品只能通过个体间协调合作才能获得，此情形下，这个合作群体是一个适应性单位；第二，群体层级合作不能经由自然选择而轻易达到，因为趋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对个体而言，在群体内部竞争中不会增加自身相对适应度，此情形下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过程在群体间竞争中开始起作用；第三，人类文化群体作为一个适应性单位运作主要基于一套在群体内部规制行为的道德系统；第四，道德系统通常被表达为宗教话语。许多宗教的特征，例如超自然主体以及它与人类的关系，被解释为一种适应性设计以使人类文化群体作为一个适应性单位来运作；第五，有些情形中，宗教的适应性特征由盲目的变异—选择—保留来实现，有许多社会试验，其中一些成功了；第六，其他情形中， 宗教的适应性特征是有意识设计或模仿等心理过程的直接产物，然而， 这种心理过程自身必须被理解为多层级选择（multi-level selection）操作在更遥远过去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