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刻在云冈的权谋与雄心

*本文为「搜狐文化」原创内容

湖南美术出版社蒯乐昊著 2024-10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蒯乐昊以《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这部非虚构作品为媒介，引领我们踏上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深入探索了云冈石窟背后的历史、云冈石窟的保护与传承。

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本书对于云冈石窟国宝失窃的记载，作者列举了大量案例，介绍了清末民初时期外国文物贩子和国内不法之徒内外勾结，盗取了大量云冈石窟的国宝，如石窟内的雕像、佛首等。其中作者列举了1929年古物保管委员会学者常惠受当时政府委派调查云冈石窟佛像被盗情况。

常惠根据1907年拍摄的照片，在云冈石窟一一摸排，发现人工盗凿的，就在遗失位置上标注红色编号，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常惠编号”。仅仅据常惠的调查，云冈石窟丢失的佛头就高达96个，数量之多令人痛心。红色红漆，让人想起血淋淋的伤口。

直到新中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保护逐渐进入正轨。云冈石窟的抢救性保护，前后用了近七十年的时间。本书的脉络十分清晰，开头讲述的是云冈石窟的历史背景，后续开始讲云冈石窟的文物损坏情况，再谈到云冈石窟的保护以及研究者的个人事迹，可以直观感受到云冈石窟的前世今生。

历史的回响：云冈石窟的开凿与高僧昙曜

书的开篇，便以“一千五百年前，人们虔诚发愿，要在灵山巨岩之上营造出一个胜极的佛国”为引子，瞬间将读者拉回了那个佛教盛行、信仰至上的北魏时代。

昙曜，这位高僧的名字与云冈石窟的开凿紧密相连。在他的主持下，第一凿落下，不仅开启了云冈石窟的辉煌篇章，也寄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和平、安宁的深切渴望。

昙曜资料图

昙曜在历史上的记载不多，但一心向佛。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太武帝废佛期间，是佛教史上空前劫难。很多僧人为了自保不得已还俗避祸。而昙曜却一心持守，密持佛经和法器，坚决不肯还俗。后逃到中山，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定州隐居。一直到文成帝复佛后，昙曜主持北魏举国佛事，并向执政者提出在山体凿窟，依山开窟造佛。

公元460年，昙曜在平城武州山开始造巨型佛窟，为云冈石窟拉开了序幕。而且昙曜经验丰富，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天梯山石窟相传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在学界有“石窟鼻祖”之称。

蒯乐昊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昙曜五窟的壮丽景象，以及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宗教意义和历史价值。

随着北魏王朝的兴盛，云冈石窟的建设也迎来了高潮。孝文帝与冯太后的相继执政，不仅推动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云冈石窟的扩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石窟建设的盛况，从规模宏大的窟龛开凿，到精美绝伦的雕塑艺术，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那个时代工匠们的智慧与匠心。蒯乐昊通过引用大量史料，生动再现了这段辉煌历史，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变数。北魏后期的动荡不安，导致云冈石窟的建设逐渐停滞，甚至遭遇了破坏。书中并未回避这一事实，而是客观地分析了石窟衰落的原因，并讲述了后世对于云冈石窟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从清末民初的初步保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规模修缮，再到近年来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发展，云冈石窟的每一次重生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人性的光辉：云冈石窟的守护者与传承者

在云冈石窟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不容忽视——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蒯乐昊在书中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宿白先生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宿白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为云冈石窟的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他不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为中国赢得了荣誉，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学者对于文化遗产的热爱与坚守。

作者对于宿白先生的治学态度的描写极为细致，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关于宿白先生修改文章的习惯。宿白写完一篇文章就会放在抽屉里，抽空再拿出来进行修改。就算文章马上发表了，如果有新的体会和感触，也会照改不误。甚至已经刊发的著作宿白也会进行修改。用宿白先生自己的话：“文章哪有不改的，活着就要不断修改，死了才出书，这就是‘盖棺定论’的本义。”

随着时代的变迁，云冈石窟的守护者与传承者也在不断更替。作者以三代学人的事迹举例：宿白是第一代云冈石窟的守护者，杭侃是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他作为云冈研究院的院长，致力于将云冈石窟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化遗产品牌。书中详细记录了杭侃院长在保护、研究、传播云冈石窟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成就。同时，新一代学者如彭明浩，他是杭侃的学生，也就是宿白先生学生的学生，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这份传承。

第5窟，“云冈第一大佛”

除了那些站在前台的学者，还有一群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文物医生与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与辛勤汗水，守护着云冈石窟的每一处细节。书中通过真实案例与感人故事，展现了这些幕后英雄的工作日常与心路历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艰辛与伟大。

考古探秘：云冈石窟的“哥德巴赫猜想”

关于昙曜五窟对应的五个皇帝问题，一直是云冈石窟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也是笔者认为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蒯乐昊在书中通过引用《魏书·释老志》等史料，结合宿白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谜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这一章节和本书其他章节写法不同，她运用侦探小说般的叙事手法，带领读者一步步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昙曜五窟背后的真实故事。

从第20窟窟前看昙曜五窟（第16—20窟，第20窟为最西）

章节开篇，笔者给读者留下两个线索，实际上就是《魏书·释老志》的寥寥数语，第一个线索“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也就是说文成帝要求当时负责雕刻的部门雕刻石像要按照皇帝的面貌雕刻；第二个线索“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这句话依旧是文成帝给有关部门的要求，他让当时在平城的五级大寺铸造5尊一丈六尺的大立佛，以象征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有读者会有疑问，这个所说的五座雕像并不是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的佛像，其实不然，昙曜五窟的佛像实际上就是五级大寺铸造五尊佛像的一次重复。

昙曜五窟的五座佛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风化，所以很难辨认佛像对应着谁，所以“为太祖已下五帝”为这个疑团的突破口。但出现了一个问题，北魏帝王实际上有两任皇帝都被称作“太祖”，一位是平文帝拓跋郁律，另外一位则是道武帝拓跋珪。那么五位皇帝就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平文、昭成、道武、明元、太武，另外一种就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

根据宿白先生的深入研究，他发现《魏书》全书的体例，但凡提到的“太祖”，都是指向道武帝，所以“为太祖已下五帝”的五位皇帝就是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

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考证，早先的确是平文帝拓跋郁律是太祖，但后世儿孙因为仰重道武帝，所以是给先祖重新排了座次。

结语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这本书看似是一部关于云冈石窟的科普类书籍，实际上这本书的人文故事极为丰富。一方面本书有大量关于云冈石窟的历史故事，另一方面也详细介绍了为石窟文化而坚守的研究者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奉献精神。

正如陈丹青所言：“面对云冈的大佛，无需知识。你一定会被震撼，然后有可能读这本书，结果你读到的还是人：人的悲欢，人的强韧，就在满山佛面背后。”

早期洞窟中的巨大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