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脱下了军装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军营，退伍回到老家，因为在部队表现突出立了功，被组织安置在县里唯一的工厂——氮肥厂。
和我一同安置到单位的，还有我的战友陈大富。我们是一起参军的，新训后又一起分到了汽车班，既是老乡又是战友，三年的共同生活，让我们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友情。
我们在部队都是运输连的兵，练就了一身过得硬的开车技术，可回到氮肥厂就不同了，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我们县是个偏远的贫困山区县，县里没有什么企业，唯一的工厂就是这家氮肥厂，主要就是给本县省生产一些氮肥。
在计划经济时代，氮肥厂的效益还算不错，我和陈大富能够安置进来，还是相当满足的。
但氮肥厂本身只有一台老旧的卡车，还动不动就出故障。一台车显然不需要两个司机，厂长就让我们俩抓阄，谁抓到就谁开车，另外一个只能下车间。
我和陈大富都不愿意丢下对方，于是就和厂长商量，我们俩都挂名是司机，没事的时候都去车间干活，要出车了，任何一个去都行。
厂长对这个要求很满意，当即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俩名义上都是令人羡慕的的司机，实际上却基本每天都在车间干活，心里却一点怨言也没有。
因为是部队出来的，骨子里早就有了服从命令、不怕辛苦的意识，我们在车间干活时，不管是什么脏活累活，都能高兴接手。
有时候刚刚下班就接到通知出车，我们也不会有任何迟疑，总是能够顺利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
更难得的是，因为我们在部队开车时就必须学会修车。厂里那台老旧卡车，在我们俩的“琢磨”下，很快就旧貌换新颜，出故障的频率显著减少，领导对我们的表现就更加满意了。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车间干活，当时的氮肥厂，在我们县里算是很好的单位，一些有门路的人家的子女，就会想方设法挤进来。
于是，氮肥厂里也算是“人才济济”，有着不少的年轻人，也有不少年轻女孩。
我和陈大富都是退伍军人，但年龄都才23岁，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没有参军的话，估计我们的孩子都有了。
但如今，我们俩都是单身青年，自然就会更多关注身边的异性，厂里的年轻女孩，很快就被我们在心里逐一“检阅”了一遍。
其实不需要我们过于用心，美丽的事物总是能打动人，美丽的姑娘也是一样。于是，一个叫龚小青的女孩，被我俩同时关注了。
龚小青一米六五的身高，婀娜多姿的身材，早就被厂里的年轻人评为厂花，身边经常有男青年围着转。她是地磅房的记账员，工作岗位相对轻松干净，于是就更受同龄人关注了。
相比起来，我们和龚小青经常有交集。因为我们开车嘛，几乎每天都要去邻镇的煤矿拉煤，拉回来肯定得过磅。
一来二去，我们和她就非常熟悉，见了面说话也随意很多，不像别的男青年那么拘谨。
龚小青似乎对我们俩也另外高看一眼，因为我们能察觉得出来，她和我们说话的语气神态，明显要比其他人亲近和自然，少了那份客气但带着疏远的感觉。
这对我和陈大富来说，是非常好的迹象。尽管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喜欢龚小青。但作为最好的伙伴，我们日常就几乎形影不离，当然很快就知道了对方的底细。
我们没有因情生妒，相反，知道我们喜欢上同一个女孩后，我们反倒坐下来来了个君子协定：各凭实力去追求，不管龚小青最后选择了谁，另外一个都要心平气和地接受，也就是我们的友情不能变。
于是，我们俩就开始各显神通了。
那年代的青年男女想要谈恋爱，其实也相当单纯，无非就是相约一起散散步聊聊天之类的，顶多是看个电影，很少物质和金钱上的开支。
相对来说，我比陈大富的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我是初中毕业，他则只读了一年初中。
多读了几年书的我，认知上似乎也高一些。在和龚小青的交往中，我先是尽量去了解她的爱好，把握她对未来的想法，然后投其所好地和她聊那些她感兴趣的事情。
因此，没过多久，龚小青对我和陈大富的态度就有了一些变化，对我要更热情更亲近一些，对陈大富稍微淡了一点。
别人或许还看不出这个差异，但我们两个当事人却是感同身受啊。
有一天，我和陈大富在宿舍聊天，陈大富不服气地对我说：老黄，为什么小青会更愿意和你说话呢？我一点也不比你差啊。但只要他不明确拒绝我，我是不会放弃的。
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约龚小青出去玩，在小餐馆吃一顿，然后在街上逛一逛。即使是三个人在一起，也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违和感。
那一天晚上，龚小青家里突然来人找她是，说她父亲突然生病了，让她回家看看。
龚小青家离氮肥厂大概有十三四里路，这大半夜的一个女孩怎么走？于是，她第一时间就想到来宿舍找我，希望我陪他走一趟。
可好巧不巧的是，那天晚上我负责出车还没有回厂，只有陈大富一个人在宿舍。得知她要回家的消息，陈大富二话不说就起身，骑上单车驮着龚小青就回去了。
虽然她父亲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但陈大富热心帮她的情分，龚小青不能忽视。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明知道自己更喜欢我多一点，她也不好意思明确拒绝陈大富。我们三个的关系，似乎就这么僵持了。
大概半年之后，我们三个的关系出现了转机，而且还是一个当时令我们都很满意的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