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人人都知道，鲁迅先生和陈西滢是一对冤家。
鲁迅先生，大家都很熟悉。
陈西滢却似乎没有那么出名。然而，能够跟鲁迅先生作对手，陈西滢自然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陈西滢，是江苏省无锡人，本名叫做陈源，西滢只是他的笔名，听起来好像有点女性化。
与鲁迅先生从小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陈西滢早在15岁时就远赴英国留学，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专攻文学，最终还获得了博士学位。
1922年，陈西滢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一回国就做了北大的外文系教授。
这一年，陈西滢只有26岁，真可谓年轻有为，风头一时无两。
鲁迅先生本来是学医的，还曾经去日本留学，学习成绩稍显一般。
在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和好友许寿裳的书中，曾经公布过鲁迅先生的一次考试成绩，只有化学和伦理学最好，考了95分和90分，其他科目都是60多分，解剖学甚至都没有及格。
这些，鲁迅先生在自己的文章《藤野先生》中也有提及。
不过，这并不影响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伟大造诣。
在日本学医一年后，鲁迅先生便决定弃医从文，从学校退学，从此开始走上了以文学来改变国民的道路。
1912年，鲁迅先生也是受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约，到教育部工作，做了一名科长。
而这一年，鲁迅先生已经31岁了。
鲁迅先生比陈西滢整整大了15岁，按说他们算是两个辈分的人了，他们之所以成为冤家对手，很大方面是因为文化和认知上的差异。
陈西滢是英国回来的海归，还顶着博士的头衔，在他眼里，中国的一切，无论是人民还是文化，都是看不惯和瞧不上的。
陈西滢的许多文章，特别是有关中国时事的文章，他都是以一个英国绅士的视角，站在一个旁观者的闲适角度，去侃侃而谈，这从他的文章大多以“闲话”来命名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鲁迅先生却不同，他的文章犹如匕首投枪，让人民醒悟，让敌人胆寒。这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中可见一斑。
在日本学医时，有一次，鲁迅先生去观看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片，里面有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间谍，被日本军抓住了要送去枪毙。
鲁迅先生感到愤慨的是，围观的人群几乎全部都是中国人，他们一脸木然，完全当成了是在看一场热闹。
这件事，对鲁迅先生刺激很大，他原本以为学医可以救治国民，让他们强身健体，可最终却发现更需要强大的是他们的精神，是他们的思想。
于是，鲁迅先生便决定放弃医学，而是以文学的方式来唤醒中国人。
这跟陈西滢完全不一样，鲁迅先生虽然痛恨中国人麻木不仁，却并不想放弃他们，而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去面对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先生和陈西滢两人的争斗自然随时都会一触即发。
然而，文人吵架，并不像乡野粗人一样赤膊上阵，打得鼻青脸肿，他们相对文雅一些，公开在文章上一较高低，有点杀人诛心的意味。
1924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此女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与陈西滢是老乡，同是江苏无锡人。
杨荫榆上台后，在学校推行封建家长制统治，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在北洋军阀支持下，实行奴性教育，还排挤进步教师，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
第二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齐集教育部，提出了驱逐杨荫榆的口号，要求撤掉她的校长一职。
杨荫榆恼羞成怒，不仅无故开除了学生自治会代表，还雇佣社会流氓殴打学生。
鲁迅先生闻讯，挺身而出，发文公开斥责杨荫榆等人迫害学生的丑恶行径，却引起了陈西滢的反唇相讥。
自此，鲁迅先生与陈西滢开始了一场互相攻伐的笔墨官司。
没过多久，陈西滢在自己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闲话”，以讽刺的言语，给鲁迅先生送了一顶“思想界的权威”的帽子。
陈西滢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这一次，鲁迅先生没有回应。
谁知，没过十天，陈西滢又开始攻击鲁迅先生，说他经常挖苦别人抄袭作品，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以一个日本人的著作当作蓝本。
最后，陈西滢还以一种自得的口吻，讥讽鲁迅先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小人行径。
更有甚者，陈西滢还对人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着要构陷别人的罪状，不是减，便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 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轻易得罪不得的。
1927年，陈西滢又公开发文，对鲁迅先生的著作品头论足：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
对于陈西滢的屡次讥讽，鲁迅先生自然作了有力的回击。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时，鲁迅先生支持进步学生，联合学校其他教员，共同反击，致使陈西滢等人铩羽而归，败下阵来。
后来，鲁迅先生又公开把陈西滢与杨荫榆、章士钊等人相提并论，令他威风扫地。
章士钊见状，无可奈何，只好暗地里派人去找鲁迅先生，对他说:“你不要再闹了！以后我让你做校长！”
鲁迅先生大笑，连话都不肯接，就把来人给轰了出去。
可能陈西滢根本不知道，鲁迅先生对他的讥讽甚至存有偏见，并不是因为看他不顺眼，而是因为鲁迅先生非常看重年轻人，认为他们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而陈西滢却始终站在一个世外高人的位置，指责当时的年轻人，从而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反感。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先是安葬在万国公墓，后来又迁葬于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公园）。
毛主席曾评价他说:鲁迅先生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66年，陈西滢正式退休，随即侨居于英国伦敦，四年后去世，归葬于江苏无锡陈氏墓园。
鲁迅先生和陈西滢，两者之间，相差了整整6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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