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对于近代以来的种种弊病，“病”是鲁迅看得好，但药方还是胡适开得好。
不过，五十年代中国历史天玄地黄之后，还有一个人，不仅“病”看得又准又好，药方开得也是既“科学”，又有可行性。
与鲁迅相比，他少了一点脾气，多了一点深沉；与胡适相比，他少了一点概论，多了一点体系。
他就是“中国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殷海光。
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却是与胡适齐名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学贯中西的思想先锋。
殷海光是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的高徒，深谙西方哲学，且深得罗素、波普尔、哈耶克等西方现代思想大家的精髓，是最早将哈耶克的著作引入华语世界的人之一。
他还是一位注重德操、献身真理、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压力时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畏强权。一向谁都不服的“狂人”李敖，都对他钦佩不已，称他是“思想界的烈士”“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殷海光是民国初期“新文化运动”飘零到东南海角的“遗孤”，沿着鲁迅和胡适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潮继续前进，最终于生命晚年彻底成型，为那段历史交出了一份继往开来的“答卷”。
这份“答卷”，就是满怀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的硬核好书——《中国文化的展望》。
这是殷海光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更是其思想集大成之作。在当年的华语世界，本书刚一出版就引发轰动，很快就被蒋当局封杀，不过，今天这本书早已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中国未来的经典之作。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体现了像鲁迅、胡适一样正视问题的道德勇气，并在系统分析了文化问题的病因之后，开出了切实可行、有光明远景的药方。
比如，在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中，殷海光指出，“天朝世界观”的最大特点有两个：一是以我为中心，二是不以平等看待外国。正是这两大基本特点，导致了清朝末年的种种挫折。
可以说，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切重大困难，都是从文化问题衍生出来的。而本书对传统道德中约束君子放纵“小人”、愚民弱民辱民、不能平等对待女性、不能容忍不同声音等等文化弊病，做了非常细致入理的分析。
再比如，在第十四章《道德的重建》中，殷海光将孔孟仁义、佛家慈悲、基督博爱、民主及科学，重新整合成适合中国的“人本主义”之路——也就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自由的肯定，以及因此对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社会之趋近。”
简而言之，这本书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厘清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未来的命运会如何，与现代转型是什么关系，怎样的未来才是值得追求的……这些事关国家大事、也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根本性问题，堪称中国文化未来的“路标”。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读过《中国文化的展望》后赞叹：“本书是讨论中国问题的里程碑，彰显了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读过后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见解精辟，分析彻底，行文极称雄辩，值得关切中国命运的人好好读，好好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