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两大主力在四川北部懋功完成会师，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当时所有人都为此振奋不已。
然而，当这股兴奋劲过去后，一些别样的思想情绪开始在部队中蔓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见中央连番征战、损失过大，内心竟生出凭武力获取权力的错误念头。
对于他的过分要求，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出于团结考虑，尽可能地答应了。但，在原则性问题上就始终没有退让。老张见大家在一起，不便混淆视听，就暂时同意北上方针。
随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混编，以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四方面军的红9军、红31军、红33军等部为左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0军等部为右路军。
本来全体领导都通过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然而，右路军攻克包座后，老张说什么都不愿意北上了。
不仅如此，他还多次秘密致电在右路军的红四干部，隐隐有武力胁迫的意思，最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只好带着红1军、红3军单独北上，两大主力关系一度闹得很僵。
前面说过，两个方面军是进行了混编的，中央北上后，原红四在右路军的人基本都没跟着走，迅速折返去找老张了。
可原红一在左路军的人，那就没有机会找中央，他们面对老张的错误思想，又是如何做的呢？
红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前身为红五军团、红九军团）是成建制编入左路军的。
他们的军政首长，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央红军有两个军团编入左路军，草地分兵时，高级干部站在哪边》讲过，就不多赘述，只在文末简单列出。
今天想讲的是，另外非随建制编过去的三位高级将领。
一、开国上将张宗逊
这位秋收起义的干部，跟毛主席私人关系非常密切，三湾改编时他被调任为特务连副连长，奉命带一个排的人专门负责毛主席的安全，算得上是主席的第一任卫士长。
后来他一路护送主席到井冈山，多次同睡一屋，有主席的亲自提点，他的成长自然也非常快，1932年就当上了红军军长。
长征之初，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彭老总点名让张宗逊过去接任，此后张宗逊一路立下汗马功劳，保障中央每次化险为夷。
懋功会师后，张宗逊调任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他没有屈服于老张的错误思想，经常跟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聚在一起商讨，准备找机会去追随中央。
奈何，所有的电台都被老张的亲信掌握，张宗逊他们根本搞不清中央的位置，想走也走不了。
有一次在谈及中央可能的方位时，有人就愤恨老张做得太过分，言语中带了很多不雅的字。结果有人把事情密报给老张，老张遂以不制止讨论军情为由，给张宗逊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件事没有吓倒张宗逊，他始终心向中央。幸运的是，他等到了红二方面军赶到甘孜会师，之后就顺势进入红二系统中。
这次“跳槽”，让张宗逊转到了红二的发展线上，此后历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西野（一野）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张宗逊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开国上将李聚奎
他是平江起义出身，长征之时担任红一师师长，该部是中央的绝对主力，下属的团级干部里，后来出了三位上将：红1团团长杨得志、红2团政委邓华、红3团团长黄永胜。
红一师在这场艰难的征途中，承担了掩护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历了众多苦仗恶仗。
李聚奎指挥部队在觉山铺渡口、回龙场渡口、安顺场渡口等地，硬是冒着炮火强行突破敌人的封锁，让中央机关顺利跳出包围圈。
本来他起点非常高，奈何就是被懋功会师改变了轨迹。那时他被调为红31军参谋长，对老张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奈何红31军是出自红四的部队，李聚奎在部队中话语权不大，也没办法拉动其他人，没多久就病倒了。
后来红二方面军抵达甘孜，经过朱老总、任弼时、刘帅、贺老总等人的一致努力，老张才最终答应北上。
李聚奎原在红31军，本是可以直接跟着去陕北的，然而他病体未愈还在总部医院治疗，阴差阳错就跟着总部医院渡河，不幸遭遇西路军惨败。
他这时是红9军参谋长，但红9军都被打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