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风雨飘摇的历史舞台上，李鸿章的名字家喻户晓。
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甲午战败的背锅侠，晚清外交场上的首席谈判官……
然而，真要论一肩扛起大清帝国残局，守住底线的，还得看那位自嘲为“裱糊匠”的荣禄。
从军功子弟到慈禧心腹
荣禄，瓜尔佳氏，正白旗人，出身可谓显赫。
他的祖父、父亲和伯父都曾因效忠清廷而战死疆场，留下了“忠义之家”的金字招牌。
凭借这份家世，荣禄17岁便破格步入仕途。
但家世好不代表就一定能顺风顺水，荣禄也一度因肃顺等人的打压失势，在家闲居多年。
多年的仕途沉浮让他逐渐明白：在光绪朝的政治格局中，要立足，就必须依附慈禧。
甲午战争后，他重回权力中心，锐意主张“急固根本”，主提出练兵自强，亲自推动新军建设。
他慧眼识人，看中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支持他编练新军。
庚子之乱后，清军一片瓦解，唯有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依旧成型。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又兼并山东勇营、江南自强军，将兵力扩充到两万余人。
手握兵权，在晚清意味着什么？深谙权术的荣禄心知肚明。
他知道袁世凯既有干才又有野心，因此在提拔袁的同时，也留有后手。
为防范袁世凯，他布下了两道防线：
一是安排与袁有宿怨的瞿鸿机进军机处，牵制其奏令；
二是派遣忠于朝廷的铁良任练兵处大臣，监控军事行动。
他还私下嘱咐庆亲王奕劻多盯着袁世凯，以免其坐大。
扼杀变法，稳住帝国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锐意改革，欲在短时间内全面推翻旧制。
废八股、裁衙门、开特科、裁冗员、削弱八旗势力……
这些举措，刀刀砍在满洲权贵的神经上。
在这场变法中，荣禄是康、梁口中的“后党”、“顽固派”，是扼杀变法的凶手之一。
后世往往将戊戌变法的失败简单归咎于顽固派的扼杀，荣禄也因此遭到诟病。
但实际上，荣禄并非完全反对变法，他只是更清醒一些：
维新派虽然理念先进，但根基太浅，脱离实际，决策急躁鲁莽。
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不安排官员安置，不顾军权布局，甚至公然鼓吹“杀一两个二品大员”，刺激了满朝文武。
荣禄深知，维新派的政治幼稚病一旦引爆，很可能会给帝国带来更大的震荡。
为了避免混乱，他毅然站在慈禧一边，用强硬手段扼杀变法。
所谓“裱糊匠”，就是修修补补，让破碎的帝国继续摇晃前行。
他未必不知制度之破，可他能做的也只有维稳而已。
政变之后慈禧有意废帝，但改立新帝就等于破坏已有的权力平衡。
因此荣禄积极斡旋，尽力保护光绪帝，避免了局势进一步恶化。
他也庇护了部分新政官员，并继续推动戊戌变法中的部分改革举措。
危局中的“鸽派”裱糊匠
1900年，义和团席卷北方，拆铁路、杀教民、围攻使馆。
慈禧太后认为“拳民可用”，甚至有了“联拳抗洋”，与列强一搏的幻想。
而荣禄则极力主张“剿匪”，努力控制事态，避免升级为国际危机。
然而，在满朝王公大臣群情激愤、主战派抬头的氛围下，荣禄屡屡碰钉子，只能闭嘴。
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局势彻底失控，荣禄无奈之下，只能开始“双面操作”。
他暗中向洋人示好、送物资、传递情报，又提议召回李鸿章主和。
一面下令攻打使馆，一面安排人送去鸡蛋、蔬菜、冰块，为日后和谈保留了外交余地。
京畿失守、天津陷落后，主战派一败涂地，慈禧、光绪仓皇西逃。
进退失据的鹰派倒的倒跑的跑，谁来收拾残局？
能在宫廷、前线、外交三方面都说得上话的，就只剩荣禄这个被骂首鼠两端的“骑墙”鸽派。
荣禄留守京师，调度残兵、收拾残局、安排议和。
他与东南督抚联络，推动东南互保，为清廷保存了半壁江山。
他明白，到了这一步，唯一的任务就是尽力保住谈判桌上的位置，避免亡国灭种的灾难。
1903年，荣禄病逝，慈禧破格赐以“文忠”谥号。
赠太傅，赐黄马褂、双眼花翎、陀罗经被，还让恭亲王亲自前往致祭……
荣禄在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中固然背负着骂名，但他也确实为帝国争取到了喘息之机。
荣禄从来不是什么优秀的政治家，他自己大概也没有这样的志向。
帝国千疮百孔，清醒的“裱糊匠”只能修修补补，尽力再多撑几年。
荣禄扮演的，就是这样苦涩的角色。
一肩扛起残局，也注定要背上几口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