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分裂的共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These T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是哈佛大学史学家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关于美国史的两卷本著作，以新的史学视角勾勒和解读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英文书名“These Truths”，出于美国独立宣言开端，被认为是美国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是本书的价值立场所在。这一著作出版以来，赞誉之声四起，有人将其称为“史诗”，想来这是因为作者文字生动、娴熟地驾驭题材和资料，宏观与微观、重大事件与个人故事结合，用一连串事件连接起来的脉络，将政坛、社会、经济、国际关系等诸多线索编织进一个波澜壮阔的宏大画面。这本书一方面细节生动，另一方面粗线条、大脉络，正符合我这个非专业学者阅读此书的兴趣和需要。
《分裂的共识：一部全新的美国史》
[美] 吉尔·莱波雷 著
邵旭东 / 孙芳 译
新星出版社
2021年11月
我读这本书，是因为书中内容与目前思考的问题相关。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转型关头。从比较视角来认识这个转型的来龙去脉，可以更好地为我们的正在进行时定位。在二十世纪，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希望通过这个阅读来重新认识自己经历过的、观察到的方方面面，从而跳出“身在其山中”的思想局限。
作为社会学者，我感兴趣的是当代美国社会的演变。所以，这个读书笔记更多地着眼于与当代社会有关的内容，特别是下册着眼的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
一
从比较角度来看，美国史是一个自下而上、各种群体、利益和理念不断冲撞和争斗的过程。从利益群体来说，从不同群体（种族、性别和阶级）到资本，政治活动家；从理念上，宗教、共和、特别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间持续不断且起伏不定的争论和演变。这些冲撞给社会带来了张力甚至分裂，也带来了生气和活力，推动社会的不断变化。
如作者所展示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国家—国会、联邦政府、司法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熟悉的各种制度安排主要是国家的主导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例如，二战后美国政府积极参与科学研究，许多重要的机构如NSF和私立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机构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
国家是在与社会密切互动的过程中兴起和演变的，随之而来的这些制度也是在国家与社会交融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认识社会就不可能理解国家。
我联想到，美国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Plur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理论(1961)曾经盛行于政治学界。他的那本名著《谁统治》（Who Governs）提出，国家是一个舞台，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这个舞台来互动和妥协，促就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利益分配。这个理论在1950-60年代也影响了政治学界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范式的转变。虽然这个理论后来不再活跃，但其基本观察和认识反映了美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格局。
阅读这部著作的一大收获是对今天美国的各项制度安排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和理念有了一个整体性了解。例如，国家在科研、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演变，特别是形成了美国特色的制度，如私人医疗保险，政府对大学科研的投入，等等。现在的税收制度中的许多项目和细则都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和不断调整修订，延续至今。
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广义上的美国国家建构，即政府与社会整体，是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间纠缠交错、此起彼伏中发展起来的，这是认识美国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许多看上去凸显的事件，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作者指出，“麦卡锡主义不是一股逆流，它是美国保守主义上升趋势的一部分。它的主要思想家是逃离法西斯政权或共产主义政权的难民。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集中规划，拥护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和自由市场。” 因此，即使麦肯锡主义退场，但这一意识形态仍然延续下去。
这本书展现了美国国家兴衰起飞的历史演变。“整个20世纪，作为自由国家，民主价值观和法律制度的捍卫者，美国在世界上处于无可匹敌的地位。从北约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受到协议、自由贸易协定的制约。但是，从2001年开始，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国破坏，甚至放弃了它所协助建立的规则，包括禁止酷刑和禁止侵略战争。”
二
这本书将美国社会制度的演变过程做了一个鸟瞰般的勾勒，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制度变迁的脉络和背后的人们的行动、理念和推动过程。
二战后的美国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表现在物质上的极大丰富，以致加尔布雷斯称之为《富裕社会》。“1948年，只有不到3%的美国家庭拥有电视机；1952年，这一数字提高到了45%。到20世纪末，90%的美国家庭都有电视机。1952年，电视首次对总统大选进行了报道……。”
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二战后有关退伍军人安置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Bill of Rights）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大学普及等巨大变化。在20世纪中叶，美国采纳了有关对低收入家庭的中小学学生提供补助的法案，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覆盖穷人的健康保险“公共医疗补助计划”，等等。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所称的“社会中心价值系统”的出现，不同社会群体被纳入这一系统，许多社会问题缓和了和掩盖了。“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1960年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中自信地写道：“工业革命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讨论社会科学在社会过程中的角色，从民意测验、意识形态，到社会运动。社会科学家以TA们的研究工作，记载了这个社会过程，塑造了人们建构现实的视角和工具。“许多社会科学家相信，不仅工业主义的问题得到解决，大众民主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因为电视上出现了广泛而温和的政治共识。尽管争取公民权的斗争仍在持续，但美国人从根本上就他们的政治制度达成了一致，而且大多数人也同意基本的政治理论。…… 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繁盛期已过，正走向枯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已经过时了。“对曾经是行动路径的意识形态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
然而，这种中心价值系统是不断变动的。“在1960年，没有人能够看到两个发展趋势的合力将影响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政治。1968年至1972年间，几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开始抬头。工业革命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众民主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就在社会学家宣称意识形态终结之时，一个意识形态的新时代开始了。
二战后的美国经历了一个波兰尼意义上社会“被发现”或者说兴起的过程。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持续已久的毒瘤，由此引发的反抗持续不断。二战期间首先爆发了关于参战士兵中种族歧视及其抗争，这个主题在二战后蔓延到各个领域，从种族隔离和歧视到民权运动，以及不同民权领袖（如Marshall）和民族的顽强抗争，起伏不已。例如，黑人取得投票权的法律地位，但执法权放在各州，在南方黑人投票权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落实。在教育隔离政策废除后，既有积极的“校车政策”（busing，指用公共交通运送黑人学生前往白人为主的公立学校就学的一个政策），又有白人逃离市中心到郊区的趋势。
这部著作特别突出的内容，是对女性权利，从公民权到参政权，从松散社团到正式组织，以及各种理念、思潮和社会活动做了生动丰富的描述，虽然这些话题分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字段落中，但展现了一幅多彩的画面，一个曲折多变、各种信仰成分掺杂的过程。
我尤其有兴趣的是，这本著作中追溯了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美国从18世纪90年代或者说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忍受党派关系的折磨。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一直陷入认识论的深渊。保守的媒体机构建立在现有媒体机构存在偏见的基础之上，又在此基础上拒绝真理可能来自权衡的不同观点，这才是党派争端的关键所在。保守派媒体机构设计了一套针对异议的全能保障措施。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批评自由主义政策时，保守派媒体活动人士就不把事实当作证据，而是作为该政策失败的证据。即使是自由派《纽约时报》也不得不表示认可……因此，那些似乎削弱了自由主义偏见指控的证据，可以重新解释为支持这一指控。”“国家在相互确认的政治认识中迷失了方向。没有真相，只有暗示、谣言和偏见。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只有阴谋。”
自由主义思潮从另一个方向瓦解价值中心系统。“另一种自称的“身份认同政治”出现于20世纪中期，它源于黑人权利、同性恋运动，特别是女权主义运动。197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一群黑人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在一份宣言中创造了这个词。”
“在学院和大学校园里，学生继续抗议，他们不是为了言论自由，而是反对言论自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一项在法庭上受到质疑的有关仇恨言论的条款，在法庭上都被认定为违宪。” “几乎在同一时间，左翼和右翼都不愿意表达不同意见，开始瓦解培育公正辩论的思想架构：左派破坏了大学的思想架构，右派破坏了媒体的思想架构。”
芝加哥大学文学评论家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于1987年出版的《闭塞美国心灵》（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是对这一趋势的哀叹。
1990年代出现的高科技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分化组合。在作者看来，“互联网是一个信息和思想的无底洞，它对知识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知识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而智能手机加速了这两方面的传播。如果说它在人类历史上不像火的发现那么重要，那么它的重要性至少与印刷机的发明可有一比。它加速了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医学发明和教育发展，它有助于商务运作和商业交流。”
“互联网改变了公共领域，模糊了政治科学家几十年来所谓的“政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界限，但它没有使政治民主化。相反，互联网加速了政治变革的进程。涉及辩论和审议的公民身份模式，早已让位于涉及消费和说服的公民身份模式。通过互联网，这种模式被一种公民身份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是通过博客发帖和维持的极端个人主义驱动的，这是一种新的自恋文化的产物，由数据分析的超聚合驱动，是一种新的威权主义工具。”
三
我们处于一个大时代转型的关头。美国在20世纪的国际地位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深刻影响。要认识这个时代转型，需要认识美国，而认识美国，需要认识美国社会。我读下来的几个感受。
首先，国家在美国社会的兴起和演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制度安排，各种公共政策都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虽然政府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难以辨识，这本著作勾勒出一个总体性图画。国家重要性这一点已是常识，但书中从多线条、多方位的呈现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次，在作者笔下，美国社会演变是一部抗争史，精英人物，一般民众、社团组织，各种形象、话语、活动栩栩如生。这些抗争推动了民权运动和社会进步，推动了《民权法案》和一系列社会进步的制度和公共政策。
美国社会的演变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冷战对峙和竞争比较的压力。“冷战本身的环境推动了种族隔离案的终结。美国自称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在与第三世界的新兴政体以及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斗争时，却常常发现自己因国内种族秩序而受到别人的指控。” 不禁想到，如果可以发展出国家间、制度间的良性竞争状态，或许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美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化也反映在校园和学术界。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学者，我在自己的读书和学术生涯中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虽然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其深远意义。
回想起来，我在1980-年代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时，正是社会科学中“制度主义“学派兴盛时期，反映了当时中心价值系统处于高峰的状况。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约翰·迈耶（John W. Meyer）提出的制度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和人们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整个世界正在走向一个中心价值系统，所谓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自上而下地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地区。这一理论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1980年代中期，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和迈耶联合开课，从这一思路来认识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的角色意义。
制度学派提出的”趋同倾向“，从社会政策到公司策略，从公共话语到社会运动，都多有展现，也体现在那时的许多制度安排中。例如，新闻节目中有关重大政策的正反方辩论，但其基本前提却是一样的；不同电视台有关全国新闻节目的播放，尽管几家电视台都是私有公司，但其内容、时间安排大同小异。制度学派的这些理论思路也反映在我的学术思想中 （参见我在《组织社会学十讲》中关于“共享观念的微观基础”的讨论，134-139）。
但是，共识的分裂也正在同时发生，而且愈演愈烈，最终瓦解了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中心价值体统，走向了今天的社会文化冲突、两端对立的状况。可以说，在大的制度主义潮流中，社会科学对后面的这一去中心化趋势没有给予认真对待、解读研究。
阅读这本著作让我想到了社会学关于世纪变迁的另外一本著作《差异的世纪》（Century of Difference：How America Changed in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Claude S. Fischer and Michael Hout 著）这一著作系统综述了社会学关于20世纪美国社会方方面面变化的研究发现。社会学研究与史学研究风格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从不同视角对美国社会变迁做出了丰富的刻画和分析。视角不同，侧重点不同，描绘的图景也不尽相同。正是这些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解读，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一个社会和我们自身。多年前我为这本社会学著作写过一个中文书评：社会学视野下的世纪社会变迁——读费希尔和豪特《差异的世纪》，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