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崔健音乐，读汉藏佛学，寻找“他乡甘露”

（图/《西域考古图谱》）

每次听崔健的首张专辑《浪子归》，藏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都会想起他在海外漂泊的十几年。后来，他回国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再转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倏忽30多年过去，世界已大不一样了。不变的是，他对语文学愈发坚定的追求。

沈卫荣认为，傅斯年创建史语所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明确了“语文学”在人文学术中的核心地位。如今，随着人文学科的不断分化，这一学术传统也逐渐被忽视和遗忘了。而在他看来，“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语文学为什么重要？新周刊·刀锋时间在北京采访了沈卫荣。此为专访上编。

✎作者 | 萧奉

✎编辑 | 谭山山

“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1928年傅斯年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时，为之写下的一句工作宗旨。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好解，意思是说做文史研究之人，要穷尽地上和地下一切文献和材料，想尽一切办法找出一点新信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但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傅斯年招揽到史语所的第一批研究员，如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都是当时一等一的读书人，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正是他们开拓和奠基的。回到当时，傅斯年等人所在意的是，中国境内有着极为丰富的、多语种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材料，欧洲人纷至沓来或偷或抢，但中国人却坐视不管，敦煌遗书几乎都被欧洲人搬走了。

因此，傅斯年说，他们不能再做书斋里的读书人，要注重田野调查，彻底发掘安阳殷墟这样的重要遗址和故都，并一步一步往西域和南洋进发，去敦煌、吐鲁番、疏勒乃至亚细亚的深处，寻找更多的新材料，用新方法来进行研究，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夺回中国。

沈卫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图/张子凌绘）

上百年之后，中国学者仍然在这条路上跋涉。2005年，冯其庸先生邀请青年藏学家沈卫荣回国加盟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称“西域史语所”），并担任所长。

沈卫荣接信后到北京拜会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表示：“尽管中国学人念念不忘上个世纪西域文献和物质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掠夺的那段‘学术伤心史’，但我们对于西域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至今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许多领域已成‘绝学’。”而他要创建的国学院，不只是研究四书五经和汉文化，更要把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域，以及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域外各国，一并进行研究，倡导一种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

冯其庸先生与沈卫荣都是江南无锡人，也同样醉心于西域。冯其庸先生从1970年代开始，十多次奔赴西域，追寻玄奘的足迹，实地考察《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路线和城池；沈卫荣进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后，逐渐开展对元代蒙藏关系的研究，进而深入藏学领域。一在西北，一在西南，都是中国域内文化与域外文化交缠之地。与冯其庸先生会面后，沈卫荣结束了16年的海外漂泊生涯。

20年之后，沈卫荣在北京接受我们的专访。在近4个小时的长谈里，他说起这些年主持西域史语所和从事藏学研究的经历，最念念不忘的是语文学。他开始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

最早将“语文学”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便是傅斯年。他创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其英文名称中“语言”一词对应的单词不是linguistics，而是philology。前者主要研究语言的语音和表达形式，如赵元任对吴语方言的调查；后者由philo（喜爱）和logia、logos（言语、学问、推论）的变体组成，字面意思是“学问之爱”“文献之爱”，曾被译为语学、言语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古典语言学等，要求学者调用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考古学、历史学等知识，来解读一件文献和材料，挖掘它的含义和背后的历史世界。

如罗振玉和王国维用当时新出土的甲骨来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王世系，陈寅恪利用梵学、印度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学科的造诣来研究汉文文献和中国历史，都是语文学的研究方法。

1935年，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左起）在安阳殷墟发掘现场。（图/史语所）

近年来，沈卫荣多次在讲座、评论中谈到陈寅恪的语文学底色。他认为，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就是语文学的立场和态度，因为“人文学术研究必须坚持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才能摆脱神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束缚，人文学者和其学术实践才能有独立和自由”。

在沈卫荣看来，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做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语文学的精髓在于寻求理解，即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而丰富的意义。……一个人只有从不同角度出发去读书、阅人和知世，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信息时，才能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和这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人。”

他把自己最新的文集命名为《他乡甘露》，似乎隐含了他的求学之路和语文学追求。他从家乡无锡甘露镇出发，到欧洲、北美、东洋等异国他乡求学问知，再带着他乡的甘露回到本国教学。这段跨文化的学术经历，就是一种“语文学”的生活方式。

《他乡甘露》

沈卫荣著

凤凰出版社，2024-2

进入历史之门

新周刊：你的家乡无锡是江南文化重镇，钱穆、钱锺书、冯其庸等都是无锡人。1979年进入大学之前，这一文化传统对你有什么影响？那时看过什么书？

沈卫荣：基本没有看过什么书。冯其庸先生小时候还有很多书可以看，但到了我成长的年代，他能看到的书，我们一本都没得到过。那时的所谓江南文化传统，也已经看不着了。当时我邻居家有一本小小的成语词典，我借来读，几乎从头到尾背下来了，因为没有其他书可以看。无锡是鱼米之乡，很多小孩都喜欢捕鱼捉蟹，但我只喜欢读书，却无书可读。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新周刊：据说你的高考历史科考了93分。对历史有天然的兴趣？

沈卫荣：也没有。实际上我就是从来都搞不懂数理化，只会学文科，考试就照着课文去背诵。我最好的科目一直是语文，没想到高考语文才考了79分，虽然当时已经算是高分了。而历史据说考了全省第二名，当时我们的中学校长也完全不懂我这个成绩可以去哪里读书，说我考不上中文系的，建议我读历史系。我就这样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上完四年，其实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学科真正培养出兴趣来。

新周刊：上大学后应该有很多书可以看了，为何一直没有找到兴趣所在？

沈卫荣：我一直觉得，我们大学四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一方面，我不甘心读了历史系，花了很多时间去上中文系、哲学系的课；另一方面，当时接触的书基本还是教科书，很多老师上课就是照本宣科，很难让人培养起真正的兴趣，所以也没有读到多少真正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

1920年代的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东边的部分，即金陵大学旧址。（图/维基百科）

新周刊：所以你真正进入历史之门，是到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之后。

沈卫荣：可以这么说。大学本科快结束的时候，南京大学开始给学生分配工作，我当时是学生干部，或也可以选择进入“第三梯队”（20世纪80年代对省部级后备干部的称呼）。但我还想读书，因为在我们“新三届”里，我的年纪比较小，不想那么快进入社会，还想多读几年书。当时高年级同学有个说法：古汉语好的人去研究古代史，英语好的人适合研究世界史，啥都不好的人就学近现代史。我觉得我这些科目都学得不错，一时不知道该去研究什么。

后来看到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韩儒林先生招研究生，他是做蒙元史的，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古汉语和英语。我觉得这个专业适合我，就决定考蒙元史的研究生。

进入蒙元史领域之后，我才知道蒙元史和其他中国史专业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全球化的学问，而且当时我们的老师也都是有国际学术背景的。比如韩儒林先生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弟子，他的学术方法非常国际化，水准很高。很多人对韩先生的学术贡献缺乏真正的理解，学者胡文辉写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也没有把韩先生收录进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忽视。

可惜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韩先生过世了，我就成了陈得芝先生第一个独立带的硕士研究生。

《元史讲座》

韩儒林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

新周刊：那你几乎是从零开始进入蒙元史。这个领域非常大，你是怎么找到元代蒙藏关系和藏学这个方向的？

沈卫荣：蒙元史非常博大精深，我一开始觉得根本进不去。这个领域的前辈学者，像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亦邻真、蔡美彪、陈得芝等先生，还有国外的伯希和、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这一批批汉学家，都非常厉害，你怎么学？所以第一年我特别惶恐，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在元史研究室，老师们都在说那些《元朝秘史》《元史》，你得一遍一遍地读，但到底要怎么读也不清楚，我读了也进不去脑子。

后来陈得芝先生对我说，你去学藏文吧。韩儒林先生曾经要求陈先生去学藏文，因为藏文文献里面有大量关于蒙元史的资料，而这个资料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解读。于是，陈得芝先生把我派到北京，跟王尧先生学藏文。

前往学术的香格里拉

新周刊：你和荣新江老师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读大学的时候都曾经掌管研究所或资料室的图书，有更多机会读到一些珍贵的资料和书籍。他是看敦煌卷子，你是读了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西藏画卷》。

沈卫荣：蒙元史从来都很重视和西方学术的对话。我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钱，可以让我们订阅、购买一些西方学术刊物和图书。当时陈得芝先生和刘迎胜老师负责挑选书目，我去打订单，所以这一大批书都是我们订的。其中就有一部大书是图齐的《西藏画卷》，当时大概花了4000美元，非常贵。陈老师说，这个书非常重要，你要去看。

新周刊：《西藏画卷》为什么重要？

沈卫荣：它是藏学开宗立派和集大成之作。图齐在藏地考察了18000公里，首次发现了藏王墓，给很多寺院留下了珍贵的测量数据和照片，还广泛收集藏文文献，对藏传佛教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从他开始，藏学的各个领域就有了基石。

新周刊：从读硕士到留校任教，你在元史研究室总共待了7年。这7年里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沈卫荣：那几年在元史研究室，经常就是我和师兄姚大力老师两人在一起。因为姚大力家在上海，所以他在南京这边经常待在学校里，从白天到夜里，我们两人就在那儿读书或者讨论。刘迎胜也留校了，他和姚大力会经常聊很多学术上的事情。当时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词典·辽夏金元史卷》，以及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他们都有参与其间。所以，他们每天都会讨论相关的史事和史料。刘迎胜当时是一天到晚都在学各种语言，姚大力写文章也特别认真，帮我仔细改过学士论文，这些精神对我的影响是特别深的。

新周刊：你的学士论文写的是《元朝的木华黎家族》，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沈卫荣：当时我看了萧启庆先生写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元代四大家族，其中有木华黎家族，但没有展开来写。我就跟陈得芝老师说，我写这个可不可以？今天想起来，这篇论文是我真正进到历史专业的敲门砖。当然，这篇论文还是很幼稚的——虽然也是穷尽了所有的材料和研究。后来姚大力觉得里边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考证做得不错，他帮我把这一部分改出来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 年，第8期）。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目录页。（图/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

新周刊：从元史转入藏学之后，当年你的感受是什么？如何开展研究？

沈卫荣：我学藏语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用藏文的资料来做元史研究。为了写硕士论文《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研究》，我去北京跟王尧先生学了一段时间藏文。而王尧先生研究藏学也是伯希和的那一套“虏学”（相对传统汉学而言，注重用多语言来研究历史文本）的做法，学会藏语之后，把所有藏语文的资料都找出来，来充实你的各种研究。当时王尧先生是中国大陆唯一跟国外藏学界有很多联系的学者，所以他能够把国际上最新的藏学研究资料带回来，包括杂志、期刊和论文抽印本，然后让我们去做翻译，直接就能学到国外藏学是怎么做研究的。

所以，王尧先生的教法很有效，他用了两个星期教会你怎么发音、怎么拼写、怎么查字典，然后就开始教我们去读文献。按照他的方法，我学得很快，两个星期后就可以去找各种藏语文本来看了。当时用得最多的是《汉藏史集》（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于1434年），这本书后来很快就有了陈庆英的汉语翻译本，所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很多新的藏语文材料。

1986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庆英翻译的《汉藏史集》。

我在北京学了一年多藏文之后，就回南京写硕士论文。后来论文分成三篇，分别在《西藏研究》《历史地理》《元史论丛》这三份期刊发表，一下子就有三篇大文章出来。再后来我又从硕士论文里改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历史研究》，也发表了。

硕士毕业以后，我留校任教。第二年陈得芝先生可以带博士了，我就成了陈老师的博士生，但是我开始对做元史还是藏学、在国内继续读博还是出国有点犹豫了，最终决定出国读书，完全进入藏学领域。

留德十年，寻找他乡甘露

新周刊：你在德国波恩大学读的是中亚语言文化系，指导教授有三位——萨加斯特（K.Sagaster）、克林凯特（H.J.Klimkeit）、陶德文（R.Trauzettel）。相对于陈得芝先生，你的文章中对他们的介绍比较少。他们对你的学术指导，还有你和他们的交往是怎样的？

沈卫荣：我这个专业主修的是中亚语文学，还要选两个副修，我选了比较宗教学和汉学。实际上，在波恩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是中亚系一位真正做藏学的老师——迪特舒（D.Schuh）教授，我跟他读了很多藏文文本。

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萨加斯特是一个蒙古学家，他是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创始人、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的弟子。我早在北京跟王尧老师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的藏文很好，所以我就写信问他，能不能去他那里读书。他很快就答应了。实际上，他主要是蒙古学家，他对章嘉呼图克图、《白史》的研究，都是奠基性的。我1990年到德国的时候，他快60岁了，学术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他开始做一些佛教图像学的研究。所以，我在学术上跟他学得不多，但他对我在生活上各方面都非常照顾。

学者克劳斯·萨加斯特。

另一个副科指导老师陶德文是汉学教授，我刚到德国时，他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在波恩大学读文科博士，如果你是德国人，就一定要通过古代拉丁文考试，中国学生可以不考拉丁文，但一定要考古汉语作为代替。我去找陶教授考古汉语，以为他会给我一个非常难的卷子，结果他拿了一段《孟子》里谈“五十步笑百步”的篇章让我翻译。我当时很纳闷，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个我小孩的时候就会了。他说不可能，你们中国学生很多都看不懂这个，你给我翻两句看看。我给他翻了几句，他就说可以了，没想到你古汉语这么好，以后不用来上课，最后来考试就行。我当时非常生气：这也太瞧不起中国人了。

另一个教授克林凯特是做比较宗教学的，在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和整个欧亚的宗教文化传播方面，他是特别有名的学者。一开始我和他接触的时候，觉得他非常豪爽，学问也很大。但后来发现他这个人比较复杂，对女性和家庭的态度有些问题，家里儿子据说成了新纳粹，他自己也抑郁、酗酒，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我1998年6月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严重抑郁了，在医院住了很久。我最后去他那里做博士毕业考试时，他对我特别友好，当时他还说要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研院待一年。但1999年2月就听说他跳火车自杀了。

前段时间有个德国教授来访，我问过他如何看待克林凯特教授，他对克林凯特教授还是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但也认为这个人很复杂。德国很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世俗和学术上都很成功，但患有严重抑郁症，某一天突然就自杀了。

波恩大学主楼。（图/维基百科）

新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海外留学和工作这么多年，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沈卫荣：现在很多学生不愿意出去了，也没有人敢想象，一个人口袋里只有75美元怎么去德国。现在来说，到国外去学藏学，真不如来清华跟我学。我来清华大学以后做“汉藏佛教语文学”系列讲座，把世界上所有这方面的好学者都请过来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学问的，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交流方式。

新周刊：在波恩大学念书，跟在元史研究室的时候有什么不同？你曾经说，当时元史研究室的学术氛围是非常好的，不比世界一流大学最好的学院差。

沈卫荣：就我这个专业来说，国内外做学问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很好的学者，也有水平不怎么样的学者。但是就整个教学方法和学术氛围来说，很不一样。

我在波恩大学进了一个研究生班，叫“跨文化宗教对话和历史研究”，一年招10个博士生、2个博士后。大家都是跨专业的，有人学伊斯兰教，有人学佛教，有人学中亚语言。我们每学期会有一个专题研究，每周请一个著名学者来学校讲课，然后大家互相之间做报告、交流，这样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界打开了很多。

这种教学方法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在波恩大学，我们上课就是一起读书、一起讨论，没有老师会天天站在讲台上从头讲到尾地授课、做讲座。我们基本上就上两种课：一个是阅读课，另一个是seminar（专题讨论课）。我在清华尝试了很长时间，希望把seminar开起来，但非常难，大家还是要听你讲课。我觉得很痛苦：一个星期要讲3小时，一学期有14周、16周，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

德国的文科教育是跨学科的，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和方向，但如果学院要请一个人来讲课，几乎所有文科教授都会来，报告结束后大家会一起讨论。在我们的大学，如果我想组织一个学者讲座，有多少教授或同事会来？

波恩大学数字人文中心尝试在研究和教学中使用3D技术和虚拟现实（VR）等新型数字工具。图为古典考古学研讨会上，几名与会者使用VR眼镜。（图/uni-bonn.de）

新周刊：季羡林先生写过一本《留德十年》，化用了曹雪芹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留学生涯：“毫无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者并不痴，人解其中味。”你留学德国十年，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

沈卫荣：我出国前，在国内也算是有点成绩的青年学者了。但是出国以后，我啥也不是，啥也没有。出国时我口袋里只有75美元，临走前一天才拿到签证；到了德国以后也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其后有非常多的艰难曲折。很多人会觉得出国后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出国后一切问题才刚刚开始。

赴德不久之后，我去了加州，因为我太太去那里读书了。当时很多人就劝我别搞学术了，没用，在美国随便读一个计算机编程，以后一年下来很容易能拿到七八万美元。但我死活不愿意，我那时快30岁了，如果换一个专业，那我这些年不都没意义了吗？所以，我还是想坚持下去，但这个坚持也让我付出了很多代价。

2024年2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请我去做一个关于佛教的讲座。他们的教授介绍我的履历后说，很羡慕我去了那么多国家和地方。后来我跟他说，今天的我看起来很好，但当年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和住所，如此漂泊了16年。

新周刊：所以你对崔健的《浪子归》很有感觉。

沈卫荣：我1979年上大学，很早就开始听崔健了。《浪子归》是他的第一张专辑，1986年发行的。2018年，我写文章回顾国外藏学发展的时候，突然想起这首歌，听着很是感慨。我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藏学的，到2018年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整个西方都不一样了，藏学不一样了，我也不一样了。三四十年来，我一直特别喜欢崔健的歌，他的歌里有不少对现实的批判，但很有正能量，最后总会给人一种信念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