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川普表示，政府将撤销哈佛大学的免税地位。这一待遇原本使该藤校能够作为教育机构免缴收入税。
川普说：“这正是他们应得的！”
哈佛大学发言人告诉ABC，取消该校免税地位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称这将危及学校履行其使命的能力。
4月份以来，川普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的争议便不断登上媒体头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场冲突表面上是针对哈佛大学DEI政策及校园中的反犹言论，实则是对美国教育灵魂的一场争夺。在保守派眼中，DEI是一种极左政治意识形态，DEI政策往往以身份特征（如种族、性别）为优先，牺牲了基于能力和努力的公平竞争，在体育、教育、就业和军队等诸多领域制造新的不公平，不仅不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工具，反而搞乱经验和常识，导致逆向歧视，严重偏离美国传统价值体系和基督教信仰。
川普总统对DEI的清理和对哈佛的批评，反映出美国保守派对当前美国教育弊端的强烈不满。川普和哈佛的这场争议事实上无关美国学术自由的守护，而关乎美国学术精神的重新审视，本质上是一场要不要回归美国传统教育的价值观之争。哈佛象征着当代大学体系的“进步主义”与“全球主义”的结合，而川普则代表着美国保守派对自己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坚守，双方的巨大分歧反映出当代美国社会在文化认同、教育方向以及国家价值观上的深层撕裂。
从北美教育发展史可以看出，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文化和信仰则是这棵大树的根脉，而教育内容则是流淌在这些根脉中的水分和营养，政府则是这棵大树的守护人。
哈佛大学作为北美教育的领头羊，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着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根脉为美国这棵大树提供丰富的营养，为美国教育和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截至2025年哈佛大学总共诞生了17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
但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文化马克思主义对美国教育和文化领域的渗透，美国大学开始沦陷，哈佛尤其成为受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控制的重灾区、大本营和输出地。
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左派颠覆美国的B计划，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基本原则就是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渗透、文化摧毁的方式来颠覆西方社会，最终改变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将其演变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转变是将传统的“阶级斗争”重塑为“身份斗争”，将“消灭阶级差别”的暴力革命转化为“消弭身份差别”的文化革命，强调种族、性别、身体等身份和生理特征的混合与模糊，将其提升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等所谓“政治正确”理念，文化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基于传统宗教信仰的价值体系，重新定义了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在当代美国政治光谱中属于极左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系列的新主义，如“进步主义”、“全球主义”、“觉醒主义”…….
美国的学校、教会、影视行业及媒体是文化马克思主义渗透的重点领域，而为文化输送水分和营养的学校尤其成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战略高地。过去十余年，美国大学体系迅速从传统学术与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转向以“全球主义”与“进步主义”为导向的治理结构与文化话语，而DEI正是这一变迁最具标志性的政策工具。
DEI不仅是一套校园管理政策，更是一整套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现，它将美国大学引入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身份政治的主旋律，远离了哈佛宪章中所强调的“基督教信仰与文理知识并重”的宗旨。
表面上，DEI倡导弱势群体的权利、反对歧视、促进校园包容性，但实际上它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对传统白人、男性与基督教文化的系统性排斥。在DEI政策推动下，大学的招生、招聘、学术研究与公共言论不再以学术能力与真理追求为标准，而是以身份认同为先，将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外部标签置于学术之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DEI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紧密绑定。美国许多一流大学将自己视为“全球大学”，而非“美国大学”。他们推崇无国界的教育理想，致力于推动所谓的“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淡化国家、民族、宗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界限，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与公民美德被边缘化。
哈佛大学近年来的政策取向正是这一趋势的缩影。从公开支持“黑命贵”，到在招生中强化种族配额、推行性别意识培训，哈佛越来越像一个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实验场。校方对DEI项目的极力维护、对激进学生团体的纵容，显示出其在全球进步主义阵营中的自我认同。
上任第一天，川普就扔下一句“在美国只有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在他撤销前任总统拜登签署的近80项行政令中，至少十几项本来都是支持种族平等和打击性别歧视的措施。其中，“全面废除实施数十年的DEI政策”引发舆论关注。根据行政令，政府各级机构将在60天内关停与DEI有关的所有职务与项目。
在川普政府整顿DEI政策的过程中，哈佛大学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美国大学在过去几十年已深度融入这种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并通过庞大的行政结构、基金会资源与国际网络构建起一套与国家政府几乎分立的教育治理体系。这种对抗不仅仅是政策之争，而是两个价值观、两个“美国”的正面对抗。
从这个意义上看，哈佛与川普的冲突不仅关乎一个学校的拨款问题，更是美国教育是否能从全球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迷雾中回归其根本使命的关键转折点。作为美国这棵大树的守护者，川普政府显然不能放任大学继续游离于国家主权与传统价值之外，最终堕落为意识形态操控的工具，而必须重建教育与国家之间的健康关系，使其回归传承基督教文化和培养学术精英的历史使命。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改革，而是一场新的“文化复兴”。它将决定下一代美国人，是继续在“多元混乱”的迷宫中迷失，还是重新走回那条以真理为灯、以信仰为路的文明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