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筑的广袤宇宙中,贝聿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恒星,他的作品跨越时空,在全球建筑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近日,“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启幕,这次展览宛如一场盛大的建筑盛宴,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深入了解贝聿铭建筑世界与人生哲学的大门,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他的那句“生活即是建筑,建筑反映生活”的真谛。

传奇建筑师贝聿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也是上世纪至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美藉华裔建筑师。1983年,他获得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建筑类奖项普利兹克奖,普利兹克奖评价道:“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的室内空间和外部造型。”确实,贝聿铭的建筑设计总是充满艺术的魅力,他喜欢石头、混凝土、玻璃和钢铁与现代主义建筑的结合,创造了一众世界知名的建筑和公共空间。


贝聿铭站于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在他致力于建筑事业七十多年,他的作品如星星般在世界各地闪耀,包括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现代化改造计划、北京香山饭店、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地标性项目,从而奠定了贝聿铭在建筑史与当代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整个展览呈现了逾400件展品,展品涵盖绘图手稿、建筑模型、影像资料等,部分来自机构及私人珍藏,许多更是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六大主题展区层层递进,不仅呈现贝聿铭独特的设计理念与精湛手法,更将其建筑作品与个人经历、社会文化背景交织对照,揭示建筑与生活共生共融的深层关系。这场展览不仅是对大师创作历程的回溯,更是一次解读其建筑哲学与人生智慧的探索。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建筑师柯卫(James Wei Ke)担任了此次“人生如建筑”上海站的展览设计。他在提炼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与形式元素之余,侧重于将这些内容重新“谱曲”,并以“复调”形式,高低有致、曲折有法地呈现于PSA展厅,为观者提供了一种近似中国园林的多重视角。


最美的建筑,在时间之上

贝聿铭认为,造型、物料和技术三者密不可分。他的团队进行过广泛研究,为建筑界引进许多创新物料和结构。在他看来,建筑绝非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与生活紧密交织、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从此次展览展出的几百件建筑作品中,我们能清晰洞察到这一理念的深刻体现。
最美的建筑,应该建筑在时间之上,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巴黎的卢浮宫金字塔无疑是这般经典的存在。作为贝聿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座玻璃金字塔在1983至1993年的改造计划中横空出世,成为了卢浮宫的新入口。甫一亮相便惊艳世界,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而此次所遭遇的舆论抵制无疑是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法国民众对这座承载着国家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宫殿有着深厚的情感,然而,贝聿铭大胆的现代主义设计方案在最初阶段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与反对。但贝聿铭并未因此退缩,他凭借着坚定的信念、专业的能力和不懈的沟通努力,最终说服了法国民众,让卢浮宫金字塔得以从图纸变为现实,并成为了巴黎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这次经历也体现了他在建筑设计中勇于突破传统、挑战常规的创新精神。


一名新娘在卢浮宫计划(1983–1993)的黎塞留通道留影,巴黎,2021年。摄影:乔瓦娜·席尔瓦。M+委约拍摄,2021年。© Giovanna Silva

在卢浮宫的设计过程中,贝聿铭从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打造的凡尔赛宫后花园得到了启发,贝聿铭认为:勒诺特尔的园林景观设计对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凸显具有一种“现代性”,这种为法式园林注入灵魂性秩序感的几何规划,让宫殿之外的庭院和华丽厚重的建筑相互呼应,既和谐又跳出了当时巴洛克式的繁复。正如贝聿铭在《大卢浮宫》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给我最大启发的莫过于勒诺特尔。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

他将现代主义的玻璃材质与几何造型,融入这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宫殿建筑群中,不仅解决了卢浮宫入口分散、游客流线混乱的功能性难题,更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金字塔,洒在地下空间,为古老的卢浮宫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里,建筑不再仅仅是艺术品的容器,其自身也成为了一件不朽的艺术杰作,改变了人们与卢浮宫互动的方式,重塑了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成为生活与艺术交融的生动写照。


保罗·史蒂文森·欧雷斯(绘图师),贝聿铭及合伙人事务所,卢浮宫计划(1983–1993)中拿破仑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图,巴黎,1984年,铅笔纸本。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复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改造卢浮宫时,贝聿铭已经年近70岁,但他并未满足于用这个获得巨大成功的项目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反而以此为起点,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玻璃金字塔之后,他离开了PCF建筑事务所,成立了自己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正式将博物馆设计作为自己的热情所在,开启了一次又一次与不同文化激烈碰撞的“发现之旅”。

在2012年出版的《贝聿铭全集》中,贝聿铭在自序里这样说:“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大卢浮宫”项目之后,贝聿铭踏上一段与不同国度,不同文明交织的“发现之旅”,他从每个国家的历史与文明中汲取养分,并将其注入自己的作品中,打造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日本贺滋县美秀博物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等一系列博物馆建筑。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建筑,生活和多元的映射

贝聿铭曾说,“我不喜欢总在一个地方设计建筑,我的作品遍布全球。我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而且乐在其中,我喜欢去了解一个全新的地方。我不断地学习,也很喜欢研读各地的历史,我学会去欣赏各地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对我而言,这就是建筑学。”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诒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诒(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1935年。©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因而,他的成长经历充满了多元文化的色彩,这些丰富的文化体验为他的建筑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精神滋养。此次落地上海的大展,重访了贝聿铭建筑生涯的起点。上海这座城市承载着他的成长印记,少年时期,他在上海度过。1927年,10岁的贝聿铭随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青年会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这段经历成为年轻的贝聿铭接触现代建筑的契机。彼时的上海正处于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之中,1934年竣工的国际饭店雄踞亚洲第一高楼长达半个世纪,其挺拔的身姿深深吸引了贝聿铭,成为他建筑梦想的启蒙之光。

与此同时,他时常往返于苏州与上海之间,穿梭于江南庭园建筑的精巧典雅与国际大都会现代景观的摩登时尚之间,这些早年的多元文化空间体验为他带来启发,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在他心中埋下了探索跨文化建筑表达的种子。


贝聿铭,《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弗朗西斯·洛布图书馆提供。

汲取多个成长地的城市风貌,贝聿铭早期的建筑学养,也曾受留学美国期间接触到设计上的现代主义的革新思想所影响。在哈佛求学期间,他深受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的影响,格罗皮乌斯倡导的建筑应融合现代科技与艺术、服务于社会各阶层以及回归工艺的理念,深深扎根于贝聿铭的建筑思想中。然而,他并未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潮流,而是始终坚守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思考,坚持在跨文化和现代环境中探索和演绎地方性和历史原型。

这些学术陶染以及调和多重身分的经验,使贝聿铭采用跨文化手法,将一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特征,与传统和当代建筑实践融汇一体。在建筑设计上,他注重本土元素、地域材料和整个文化氛围的协调一致、融会贯通。正如“贝聿铭:人生如建筑”联合策展人及M+设计及建筑策展人王蕾所说,“贝聿铭的建筑不仅展现了地域跨度和严谨的设计手法。他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始终保持一种信念,那就是跨越文化、社会背景和地域的合作,打造一种既能参与全球讨论,又能与地方或民族配合的建筑风格。贝聿铭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他的父亲说过:‘我不认为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也激励我们,即使在宽广而陌生的世界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

纵观其职业生涯,贝聿铭始终致力于调和现代建筑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理想,让项目与所在地的文化历史脉络展开深度对话。这种设计哲学并非总能被理解,1980年代,许多建筑师与文化评论者开始贬斥贝聿铭,认为他参考旧有建筑方式,只是混合不同风格的肤浅手法。然而,贝聿铭对文化历史原型的提炼,实则是为了构建契合场所精神与当代需求、以及建筑物用途的造型和空间的策略。他对传统的动态诠释,始终与当下现实保持着创造性关联——既非怀旧式的模仿,亦非断裂式的革新,而是在对话中寻求超越,以设计语言重新激活历史记忆,让建筑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载体。这种对文化基因的转译,既保留了传统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现代性表达,使每座建筑都成为承载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独特生命体,最终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温度的有机融合。


从美秀美术馆(1991–1997)大堂看出去的景色,可见最左边的是“天使之喜”钟塔顶部,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摄影:米田知子。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他眼中的“建筑内核”,是对场地精神的尊重与回应,是将建筑融入当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不懈追求。无论是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通过独特的三角形平面布局与周围建筑相呼应,巧妙地解决了场地的不规则问题,并在建筑内部营造出丰富多变的空间体验;还是日本美秀美术馆,选址于深山之中,贝聿铭借鉴中国古代园林“曲径通幽”的意境,设计了一条蜿蜒的隧道和吊桥,引导参观者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感受自然与建筑相互交融的神秘氛围,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艺术殿堂。这些作品无一不体现了贝聿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建筑内涵的深刻挖掘与精准把握。

一直以来,贝聿铭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虽长居海外,却坚持用现代语言转译东方意蕴,他将现代建筑的几何美学与东方的诗意融合:北京香山饭店借白墙黛瓦重构园林诗意,苏州博物馆以片石假山演绎水墨意境,香港中银大厦借竹节造型隐喻民族气节……他拒绝商业化浪潮中的文化妥协,主张“中国建筑要有自己的面孔”。


贝聿铭在狮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桥上,约1930年代。

由贝考弗及合伙人事务所提供。

贝聿铭出生于中国苏州显赫的贝氏家族,自幼浸润在江南园林、传统建筑与东方美学之中。苏州狮子林作为贝家祖宅,其蜿蜒的回廊、移步换景的巧思、虚实相生的意境,让贝聿铭领悟到空间营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这种对“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刻理解,成为他建筑哲学的重要根基。

离开苏州博物馆几百米,便是苏州久负盛名的园林——狮子林,这里也曾是贝家的老宅。贝聿铭在晚年回忆起小时候回到故乡和同堂兄弟在狮子林玩耍的情景时说:“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无限幻想。”也因为儿时的情怀,九十岁高龄仍亲赴苏州指导博物馆建设,将毕生珍藏捐赠故乡。

苏州博物馆是贝老送给家乡的礼物,它亦承载着贝聿铭对于建筑与生活关系的独特理解。在他看来,中式园林包括三个主要元素——水、石和植物。“人们习惯在园林里闲庭信步,流连忘返。小孩子可以在里面探险玩耍,我就很喜欢在家里的园子玩捉迷藏。作为博物馆,我不想让人们游荡在园外,而是把他们留在园中。”


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框起了花园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观,苏州,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历史文化是建筑的灵魂所在,贝聿铭一直致力于在现代建筑中融入历史文化元素,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自2000到2006年建成的苏州博物馆,选址于历史悠久的苏州古城。贝聿铭巧妙地将江南水乡的温婉气质与现代建筑手法相融合,以白墙黑瓦、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呼应苏州园林的精巧灵秀。整体色彩基调以白色为主,黑色为辅。以花岗石代替瓦片,与白墙相得益彰,又能让建筑整体更加坚固。如同水墨一般勾勒出江南人家特有的气息。延续飞檐翘角的同时,玻璃屋顶与石屋顶相辅相成让自然光更大程度地进入室内。而在建筑的构造上,玻璃、开放式钢结构让现代人可以在室内借到大片天光,屋面形态的设计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

博物馆内,贝聿铭通过借景、框景等手法,将室外的自然景观引入室内空间,使参观者在欣赏文物的同时,能时刻感受到自然的气息,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之中。在这里,建筑成为了连接历史、文化与当代生活的桥梁,让人们在喧嚣的城市中寻得一片宁静的精神家园,生动诠释了建筑为生活增添诗意的美好愿景。因而,被游客视作“最美博物馆”,也被各大媒体誉为“半部江南园林史”。


中银大厦(1982–1989)外墙一景,香港,2021年。摄影:何兆南。M+委约拍摄,2021年。©何兆南

再观中国银行大厦的设计,贝聿铭也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建筑中园林的特征。以“曲径通幽”和“步移景异”为设计原则,用流水和石材造景,在大厦的东西两侧设有庭园,庭园中有水系、假山与树木,营造了一个小型生态环境,并与建筑融为一体,为整个建筑带来生机。大厦外显的结构形成了连续的萎形图案,被贝聿铭解释为竹子的“节节高升”象征力量、生机、茁壮和锐意进取。

在建筑师刘克成看来,贝聿铭对中式建筑的全新诠释,“在过去,中国建筑师对于所谓的‘中式现代化’建筑已经习以为常,这类建筑大多是我们过去所描述的‘穿衣戴帽式’风格。(但贝聿铭)完全脱离了过去‘穿衣戴帽’或符号化的模式,他的设计超出了当时乃至大多数中国建筑师的想象力,为中国建筑走向现代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他证明了赋予传统建筑现代性不一定要依赖于符号的堆砌。”


预见未来城市的人居生活
谈到职业生涯中的骄傲,贝聿铭的每一件作品都堪称他的骄傲之作。这些建筑不仅在建筑技术和艺术审美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更在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成为了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游览,成为传播文化、促进交流的重要窗口。


从公共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摄影:穆罕默德·萨姆吉。M+委约拍摄,2021年。© Mohamed Somji

卡塔尔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of Islamic Art,简称“MIA”)建成开放时,贝聿铭已是91岁的高龄,因此被视为是他的“封山之作”。在设计伊始,贝聿铭便希望为这个博物馆创造一个简洁的环境来凸显伊斯兰的唯美。卡塔尔的国王让贝聿铭在滨海大道的海岸线上随意选址,但贝聿铭却最终要求在波斯湾上创造一个人工半岛,半岛沿着四分之三的弧度修建,从而使建筑不完全面对波斯湾,而是被半岛所围合。更为重要的是,“C”形半岛阻隔了来自北方的高夫洋流(Golf Stream)对建筑的所带来的侵蚀。

“这是我接受手最难的项目之一,”贝聿铭曾透露,“我觉得自己必须抓住伊斯兰建筑的精髓。而这一任务的难题在于伊斯兰文化内容多样,覆盖面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印度到莫卧儿王朝。”为了能够表达“伊斯兰艺术的精髓”,在此期间,贝聿铭进行了一次为期数月的伊斯兰世界建筑之旅,更研读经典,从而深刻了解伊斯兰世界的建筑和历史传统。他的游历之地包括:西班牙科尔多瓦清真寺、阿尔汗布拉宫,倭马亚大清真寺、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城、赫巴要塞、伊本·图伦清真寺等。

最终,贝聿铭设计了一座由方形和八角形白色石块相互叠加而成的立体主义建筑,如果说卢浮宫东馆的设计开拓了现代建筑的设计语言与手法,那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则更上一层,找到了现代与传统、极简与繁复等等对立面中微妙的平衡点。


赵无极的水墨画装设在香山饭店(1979–1982)四季庭大堂旁的房间中,北京,2021年。摄影:田方方。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一直以来,贝聿铭强调建筑要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并且这种融合将更加紧密和深入。如他设计的香山饭店,巧妙地将建筑融入到香山的自然景观中。他认为未来建筑应更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利用,采用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同时,他还认为,建筑应始终以人为本,关注人的需求和体验,无论建筑形式如何变化,都不能脱离生活的本质。他关注建筑如何与人、与生活紧密结合,如何让建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说的:“建筑是生活的镜子。”在他的设计中,从空间布局到细节处理,都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和体验。像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其内部空间的设计既满足了艺术品展示的功能需求,又为参观者提供了舒适、便捷的参观路线和交流空间。在未来,建筑将继续扮演着连接人与自然、历史与未来的重要角色,成为展现人类文明与智慧的永恒载体。


贝聿铭走上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全球化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未来建筑需要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展现出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建筑将成为不同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平台,通过建筑的形式和空间,讲述地域的历史故事,传递文化价值。而在建筑形态上,也会更加注重与周围自然景观的呼应,让建筑如同从土地中自然生长出来一般。正如展览的末尾,贝聿铭所说的那段话中提到的:“身为建筑师,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如果我们足够努力,并用心深入思考,作为建筑师所创造的作品,将会屹立在那里,一直存在,令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得多姿多彩。”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不仅是对贝聿铭建筑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顾,更是一次对建筑艺术与生活哲学的深度探索。通过解读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了建筑如何在他的笔下成为生活的诗篇,如何跨越文化的界限,不断探索、创新,让建筑真正成为改善生活、传承文化的美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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