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年，姚子健呱呱坠地。父母以碎茶泡水营生，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爆发，当姚子健与同学请愿遭当局武装驱散，学校随之解散时，16 岁的他在返乡的列车上彻夜难眠：“课桌放不下，岂止因免费与否？” 终于，他在泛黄的备课笔记写下：“唯有变革社会制度，方能救亡图存。” 这行字，成为他追寻共产主义信仰的起点。
1933 年春，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的招生启事，成为改变命运的契机。姚子健报考了制图班。同年 8 月，得知同乡舒曰信在上海入党，他连夜修书：“望兄牵线，吾愿投身革命洪流。” 次年 4 月，经舒曰信引荐，姚子健与中共隐蔽战线传奇人物鲁自诚会面，5 月正式宣誓入党。
毕业后，姚子健入职测量总局制图科。初任第四股技佐描绘地图底版时，他已谋划战略转移。以 “眼疾难胜任精细工作” 为由申请调至第五股，成功接触标有 “机密”“绝密” 的军用地图。每当军官前来取图，他表面专注登记部队番号，指尖却在抽屉暗格藏好同版地图。
每个周六傍晚，姚子健便踏上隐秘征程。军用地图裹着油纸藏于皮箱底层，上层压着《中央日报》与换洗衣物。抵达上海后，他在法租界弄堂的亭子间与舒曰信夫妇交接情报，次日清晨又随早班列车返回南京。这些关乎军事部署的地图，经地下交通线辗转至中央苏区，为反 “围剿” 与长征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1937 年，随着淞沪会战的爆发，舒曰信、沈伊娜夫妇奉命调往南京，这使得姚子健免去了每周在沪宁之间往返奔波的辛劳。之后，他迎来了新的上级 —— 代号为 “熊先生”。每次接头，他们都选择在武昌江边的茶馆，“老地方，三日后。”“明白。” 姚一群在回忆父亲的讲述时提到：“他们甚至刻意避免眼神的直接对视，连喝茶时使用的杯盏摆放间距都保持固定。”
次年初，姚子健向 “熊先生” 郑重提出奔赴抗日前线的请求。经过上级的审慎考量，同年 4 月，他被安排前往香港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姚子健以回乡省亲为由，向国民党单位请了长假，就此彻底切断了与旧体制的联系。
在香港情报站的四个月时间里，姚子健周旋于商贾名流之间，将收集到的航运数据、物资动向等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往内地。
之后，经过组织上同意，他前往延安，临走之前，中共香港情报站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两张纸条，上面写着姚子健具有抗日热情，而且已经为党工作了很多年。带着这两张纸条，姚子健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了延安。
这两张纸条最后被交给了陈云和林彪，而姚子健则被送去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
1939年10月，姚子健前往苏豫皖根据地工作，此后，根据党的工作需要，他辗转到各地。
解放后，姚子健一直将他的身份隐瞒的死死的，一直到特殊时代，他的孩子才知道父亲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
一直到60多年后，见到当年一起工作的老领导，姚子健自己才知道，原来，自己当年应该属于中央特科，他的妻子立刻将这件事上报给国家某部委，一直到这个时候，姚子健才终于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