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大家在做饭淘米的时候掉了一两粒米，可能都懒得捡。但是如果您知道在过去的上海要用这么几大捆金元券买几粒米的话，您可能就会捡起来了。
曾经有一个长得丑，内心可能也不漂亮的著名企业家带出来的电商平台推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广告，他们说要物价回到1948年，不知道是太无知了还是其心可诛，总之这个广告马上就下架了。当时的共青团官方号还在微博点名批评，不过共青团自己的推文已经被删了，因为网上公关是要花钱买的。
他们做梦都想回去的民国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的梦魇。海报上的“普通日用品”也不是当时的普通人能用上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某马”App推出了主题为“一夜梦回老集市”的营销活动。有一句“穿越历史老集市，让物价回归1948”的宣传语，马上就人人喊打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就该知道的历史常识，为什么市场部的那些精英都不知道？按道理，这个企业招聘不是很严格吗？解放前的很多人现在还健在，他们受过这种日子，就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开始发明历史了。有些人喜欢怀旧，只是因为现在心灵空虚，对过去的苦难加上乌托邦的美化，绝大多数普通人就是那种到了民国电视剧里活不到第一集片尾字幕出现的人，也是那种不会出现在字幕上的人，可能连路人甲都不是。如果真的是物价回到1948年，按照这种物价可能富豪也得变成穷光蛋了。
当时，群众把孔祥熙、徐堪、陈行三人加上时任国货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子良，称之为财政金融界的“四不”，即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在1935年3月至5月间，金融市场上一元（银圆）可兑换40美分或一先令八便士英金。孔祥熙与宋子文秘密协商后，决定在实施法币政策时，把外汇汇价放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断的把汇率降低。一般的同学都知道，孔宋是姻亲关系。那么他们的金融阴谋只有宋蔼龄以及少数接近宋子文、孔祥熙的亲信人物了解，所以他们就可以把市场给做空了。这些人开始调动他们的手里的资金，就做外汇的空头交易，可以说一下就把国家的财产洗到了自己的手里。
等到11月4日实施法币政策的布告公布，新的外汇牌价规定，原先这些不了解情况的外围人物一下子就傻眼了。于是有很多人一下就破产了。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孔祥熙又以白银“国有”的名义，颁布《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大条、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三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由此，当时农民用一元银币换一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达三分之一，即三角钱以上……这个就是对民众的强行掠夺！大家也都有常识，贵重金属才是货币，纸币只是货币符号。所以国府逼着民众把手里的银子换成法币，然后纸币还贬值……除了侵吞国家财产和鱼肉人民，孔宋夫妻两人也是操纵股市的高手，这个就不用说了。在他们几家人觥筹交错的时候，普通人和小商人们有人投江，有人跳楼，有人全家上吊或者流落街头……
后来进入全面抗战，上海有一段时间在用日伪的纸币。国民政府的所谓中央信托局就迁到了香港，宋霭龄有一个私人电台，用来联络香港和重庆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孔祥熙在前台，事实上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宋霭龄和孔令侃的母子店。这个局有很多人都在吃空饷，都是他们家人的亲信。孔公子还管理了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等几大银行的主管业务。中央信托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主要是向国外订购军火）、运输等事宜，这些项目在抗战期间都是黑幕重重的领域，最终都成了孔家侵吞掠夺国家资财的主要机构，可能有些朋友都想象不出来这里头他家能贪多少油水。
但是大家都会想到，原本答应的国共合作，八路军什么东西都不到位，都在靠自己自力更生，国军自己也天天欠发军饷，那些应该花在抗战上的钱都飞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早在南京政府时代宋霭龄的习惯就是把自己的卧室当成私人账房，还有一些重要的保险箱就放在她卧室套间里，可以说是守着钱睡觉的。
后来的孔公子在美国雇别人当枪手拿学位， 并且花重金带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恋人私奔，之后又回到上海继续钻营囤积居奇。比如他名下的扬子公司，由于太过分了，已经被人盯上了。表哥蒋经国在当时负责“打虎”，先拿杜月笙的儿子开了刀，但是杜家喊冤，指出孔的手笔才大。蒋经国确实是打算查办，但是受到了宋美龄的阻挠……最后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
四大家族，光有利益合作，中间也勾心斗角。孔祥熙和宋子文之间有多次的利益冲突，这不影响彼此圈地划定势力范围。例如，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伟年轻的时候就飞扬跋扈，在南京开车超速，能打死劝阻的警察，不负责任。长大了包揽了很多运输业务，也就是在国际上走私并且贩毒，戴笠也跟着他们一起干过。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又进行一种新的掠夺，就是把老百姓手中的日伪币再换成法币。原先的购买力跟后来的法币购买力大概有25:1，大家想一想……
在这些人的鱼肉操作之下，国府的经济崩溃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一大捆钞票只能换成一颗大米。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发了金圆券之后，擦屁股都嫌不好，只能糊墙了。1949年，法币的购买力跌至历史最低点，1937年可购两头牛的法币，到1949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上海市民购买日常用品需携带成捆纸币，甚至出现“一斤米的钱比米还重”的荒诞现象。国民党统治末期，上海成为投机资本的天堂。金融投机者操纵银元价格，导致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比值从1:720暴跌至1:1100，加剧了市场恐慌。同时，物资极度匮乏，煤炭仅够一周使用，粮食和棉花库存不足一个月，工厂开工率不足四分之一……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严重，军费占预算的40%以上。各地军阀割据，政府无法有效征税，只能依赖举债和滥发货币维持运转，最终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对着这样横行无忌的行为，很多人做出了斗争，很多人为之牺牲。例如，上海浦东川沙黄炎培故居，一张泛黄的报纸上，刊载1949年8月5日黄炎培撰写的《我儿竞武的一生》，字字血泪，痛惜，却又自豪。黄竞武是黄炎培次子，清华毕业、曾留学哈佛。上海解放前夕，他阻止了超过48万两黄金偷运到台湾，国民党恨之入骨。
当年5月12日，黄竞武被捕，狱中被特务挖去了一只眼睛，指甲全被拔光，但他忠贞不屈，5月18日凌晨，黄竞武被打断双腿活埋……黄竞武被称为“与新中国擦肩而过的人”，像他这样倒在黎明之前的悲壮英雄，还有很多。英雄走后一个星期，上海就解放了。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解放军在入城的时候，老百姓都很欢迎！
我们迅速稳定了金融秩序。1949年6月，陈云领导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抓捕200余名投机分子，查抄黄金3000余两、银圆近4万枚，并通过抛售银元、物资等手段平抑物价。 这就叫做银元之战。
以后，统一货币流通，强制要求税收、铁路运输等领域使用人民币，建立人民币信用。
解放上海前，上海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曾山提出，为了解决上海金圆券问题，必须把金圆券全部“包”下来，即无偿用人民币兑换老百姓手中废纸一般的金圆券。这相当于替国民党的恶行善后。
面对这样的情形，曾山说，“如果我们连这样的责任都不敢承担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1949年5月27日，40辆装着4亿人民币的美国卡车陆陆续续到达市区，并在部队的押运下送往外滩上中国银行大楼里的地下金库。这批人民币到的非常及时，31号开始便进行了金圆券兑换工作，仅仅七天——也就是在6月6日，就完成了所有金圆券的兑换工作，胜利完成了第一步！有些老百姓也害怕说这种纸币会不会贬值呢，然后我们的行为给了他们定心丸。
从全国统筹物资的调配，为解决“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问题，陈云协调全国资源，从东北、华中等地调集粮食4亿多斤，保障上海一年半的粮食需求。同时，通过三轮物资抛售彻底击溃投机资本。
交通与工业恢复的办法是，修复铁路、船舶运力，建立交通联运网络；推动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重工业年均增长率超50%。
人才与就业政策方面，留用并改造旧职员4万余人，通过“以工代赈”新增就业40余万，吸纳技术和管理人才。
解放军纪律严明，入城部队露宿街头，不扰民宅，秋毫无犯，甚至牺牲生命避免破坏城市建筑。
救灾与民生支持也很到位，台风灾害期间，解放军节衣缩食，将节约的粮食救济灾民；建立户口管理制度，稳定社会治安。沿着交通线筹措到的粮食，由解放军分发给民众。把坏的部分和小米给部队自己吃，把好的部分和大米送给市民……
解放后，我们对经济秩序进行了重建。解放后仅一个月，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被遏制，物价趋于稳定。市民从“扛麻袋买米”转为正常生活，市场信心逐步恢复。我们倡导社会公平和工人主体地位。工人通过选举班长实现自主管理，劳模黄宝妹等普通劳动者成为社会榜样，民众首次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尊严！
国民党时期的“劫收”与腐败，与共产党的廉洁高效形成鲜明对比。例如，上海解放时城市功能完整保留，自来水、交通未受影响，直接转化为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上海解放前后的巨变，既是经济秩序从崩溃到重建的过程，也是民心向背的历史缩影。通过金融斗争、物资统筹、纪律严明和民生保障，共产党不仅稳定了经济，更以“人民至上”的实践赢得了广泛支持，为新中国城市建设的管理提供了范本。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如果有人想让您回到1948，那人一定不怀好意，我们要记住历史，一定不能走回头路。谁要是跟您说梦回民国，记住绝不能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