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史上，费孝通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从概括“差序格局”“文化自觉”、翻译和阐释“community”（社区），到实践区域研究、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现代中国社会学的无数个细节和瞬间都由他带来。人们称他费老。
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汉语学术界最早走出书斋、走进田野，并将社会科学作本土化研究的学者之一。抗战时期，强敌压境，他和他的学术团队入住魁阁，多少个夜晚，他们在菜油灯的灯光下摊开书本，背靠吱吱作响的木架读书，开“席明纳”研讨。
如果读者见到青年费孝通会发现，他还是一位爱写专栏文章的评论家、作家，甚至写了一本英文小说。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5岁。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在学术内外，他都是费孝通，“老来依然一书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以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责任。
专题《书生费老》封面。
在费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特别策划了纪念专题《书生费老》，所刊文章包括费孝通的人生和学术、从中国社会学史的角度谈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从文学和社科的角度谈费孝通唯一小说《茧》，以及费孝通在魁阁时期主持的“席明纳”。
本文为第二篇，内容为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1991年，费孝通在河北广宗大东村农民家了解竹帘生产情况。图片来源于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费孝通先生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个字：“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这是他第20次访问江村时与故乡父老说的话，那一年，费孝通86岁。这番话既表达了一个垂暮的老人对没有虚掷光阴的自我肯定，也多少流露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那之前大约15年，年逾古稀的费孝通迎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家人、学生说过，“我口袋里只有10块钱了，不能随意用来买花生吃，要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意思是估计自己还有10年工作时间，要迫切投入思考与实践，集中力量实现晚年念兹在兹的“富民”目标。所幸“上苍开恩”，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开始，费孝通的名山事业整整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而使其兼具“中国现代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和“中国当代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双重身份。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费孝通这个名字差不多就是中国社会学的代名词。即使在身后20年的今天，他依然是海内外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中国社会学家。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学术遗产不但不曾“被时间冲洗”，反而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创造性，成为一代代读者阅读、言说和对话的对象。这种活力表明，费孝通的学术遗产不仅是一份固化的文献资料或一套既定的理论体系，而依旧是我们当下审视和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一串密钥。
以费孝通作品集形式出版的部分图书：《费孝通作品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费孝通经典作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领读文化2022年版）、《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及《费孝通全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
2015年费孝通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总结了他毕生都在探究的根本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见陈占江、包智明《“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事实上，这一“费孝通问题”不仅是费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观察者、思考者和研究者试图追问的社会学命题，也是其作为同一历程的参与者、亲历者和体验者亲身感受的社会事实。换句话说，作为经历了中国现代性成长全程的标志性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特别是其中内在的紧张，本身就是“费孝通问题”的一个鲜明个案。
费孝通一生经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种文明形态。生活在三种形态交织重叠构成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人，面临着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往往表现为中与西、古与今、乡村与城市三种形式的对峙，其本质则是传统与现代间的张力。这些矛盾在费孝通身上都有体现，他的心路历程也每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更张。今天看来，费孝通一生最有创见和学术深度的作品，都是这种自我革新的结果。
“还是要从‘乡土’中讲我这个人”
作为继承新文化运动传统的一代，费孝通从小“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感兴趣”（见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早年接触的社会变迁理论和功能主义学说也让他一度认为在西方文化入侵的大背景下，中国固有的文化已失去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能力。
大卫·阿古什《费孝通传》1981年原版书封。中译本见董天民译本，1985年时事出版社版、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但他在硕士毕业并完成了大瑶山调查（也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就开始认识到只有弄清中国社会的完整结构之后才能真正知道应当摒弃什么，保留什么，从而逐渐从体质人类学者向社会人类学者转变。到了28岁用英文写作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时，费孝通已明确表示“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见费孝通《江村经济》）。学术界认为“从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在中国范围内的发展而言，江村调查最早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家的文化自觉”（见周晓虹《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即就此而言。
抗战后期，费孝通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本是带着“寻求人生另一道路”的期待，一年的旅居生涯结束时，他却感到“更加糊涂”以至“有一点心慌”（见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他觉察到美国代表的“现代世界”对“旧世界”不留任何余地要加以铲除的那种文化上的果敢，内心却并不认同。1945年出版的《初访美国》是他居美期间所写的随笔合集，从总体上对美国社会文化持反思乃至批评的态度。但这种批评却不是简单地基于某种意识形态、价值立场或文化本位，他的着眼点，在于通过反观他者，探索东西方文明“共同的光明”。费孝通问道：“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的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这既是问自己，也是问众生，其实他自己心里已有答案。可以说，半个世纪后他提出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在此时已经埋下思想的伏笔。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1948年初版的《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流传最广的作品（也是中国社会学家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其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则是20世纪中国社会学家最具影响力的原创学术概念。这本著作在费孝通对学术的自我评价中也占据颇重要的位置，晚年他曾把自己一生的学术成果概括为一本“现代乡土志”（见张冠生《民盟历史文献·费孝通（上）》），还曾对学术助手表示，“还是要从‘乡土’中讲我这个人”（见张冠生《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不过，无论“乡土”还是“差序格局”，都是不曾被严格定义的学术范畴，也由此导致迄今为止绵绵不绝的纷纭聚讼。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张冠生 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
“乡土”曾长期被解读为农村，随着研究的推进，这种共识逐渐遭到质疑，有学者认为乡土并非泛指任何形态的中国农村，而是那种封闭的、高度同质性的村落社区，也有学者认为既是指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也是指带有某种情感投射的想象空间。至于“乡土中国”是否等同于“传统中国”，观点更是大相径庭，有人认为乡土与传统相伴而生难解难分，有人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以乡土社会等同于传统社会的视角多少有些“一叶障目”，掩盖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晚近更有学者提出“把乡土作为方法”的研究主张（见陈占江《作为方法的乡土》，《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
至于对“差序格局”的理解，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时至今日，大凡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学者，很少有不使用这个概念的”（见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另一方面，这个概念也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所谓“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究竟是中西方社会之间固有的根本性差异，还是中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各自都会出现的历史性差异，我们无法得出明确答案。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丰富内涵，恰恰是费先生学术遗产迷人之处。
超越二分思维
生命最后25年里，费孝通先生迸发出的那种创造力在古今学术史上都不多见。大体来说，其学术旨趣和思考方向，经历了“志在富民”向“文化自觉”的转变。（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3期）前者包括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证研究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边区开发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完善等等；后者则包括社会学方法论的反思，从关注“生态”到关注“心态”的转变，直到精神世界中“差序格局”的新解读以及人类社会“和而不同”理想的倡导等。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
有学者参照马克斯·韦伯有关“牧师”和“先知”的理想类型划分，对费孝通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角色转换进行了解读，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费先生强调的那个与西方世界“先知”角色最接近的东方概念“圣贤”，并申明这是“人类每逢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就会呼唤的“具有孔子那样思想境界的人物”。（见周晓虹《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锻造》，《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刻，面对国与国、族与族、教与教之间冲突不断的“全球性战国时代”，费先生没有放弃呼唤超越国族利益，沟通不同文明的“新的孔子”出现，迄今读来依旧令人动容。
终其一生，费先生研究主题的选择都与他所处时代面临的紧要问题密切相关，他最终也在某种思想程度上完成了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二分思维及其叙事模式的超越。如陈占江、包智明等人的总结（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文章《“费孝通问题”与中国现代性》），“历史实践则表明：盲目效仿西方、彻底否定传统、割裂历史的发展模式不仅不能纳入西方的现代性逻辑，反而可能导致更为深重的社会危机；同样，过于推崇传统，一味强调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不能引领中国向美好社会迈进，反而可能因保守、狭隘而重蹈历史的覆辙。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实现融通、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这一‘费孝通问题’在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仍将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幸运的是，费先生以其一生的努力和探索为我们奠定了起点”。
作者/陆远（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编辑/西西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