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情怀·守正创新·道法自然——李锦全教授学术访谈

编者按：2025年4月23日晚，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原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李锦全教授逝世，享年99岁。李锦全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孟子研究院现转发李锦全教授学术访谈，追忆师者风范，寄托哀思之情。

文史情怀·守正创新·道法自然

——李锦全教授学术访谈

一、文史情怀：从东莞后生到哲学教师

杨海文：您1951年7月提交长达208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但“再见”它的时候，竟然是在六十多年后。您后来用复写纸写文章，自己就能保存一份。估计复写纸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稀缺的，所幸中山大学图书馆把它完好保存下来了。我记得2012年3月15日晚，您让我到中大图书馆老馆长刘少雄（1922—2014）先生家里取回扫描本。它现已收入您的10卷本文集，但人们想多知道一些它的故事。

李锦全：我大学四年级，破例拿研究生助学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钊韬（1916—1987）的助理，负责整理顾颉刚（1893—1980）当年为中大买来的五千多张唐代碑帖。在我之前，历史系没有人碰过这批尘封已久的文物。有的碑帖很长很大，必须铺在地上去看。我一边对它们进行登记、归类，一边试图研究它们的历史及其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是有意选这个题目做本科毕业论文，而是刚好在做助理工作，就趁机做了，有点“干一行，爱一行”的意思。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把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的两重证据法，也是我研究这批唐碑用的方法及其价值之所在。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岑仲勉（1885—1961）。他看得很细致，既有一些改动，又在不对的地方打叉。末页有刘节写的评语：“全唐石刻虽尚余小部分未收入，但各跋中的发见，确有未经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诚属可造之材。拟给九十分。”（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所以，首页有岑仲勉的签名及给出的分数：“90。”我毕业分配到中南文化部后，系里将这批唐碑移交学校图书馆，据说现在有人开始重新整理了。…………

你说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倒是有几分道理。1959年，杨荣国让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运用他的学术观点，合写《简明中国思想史》。主编是杨荣国，我与陈玉森写古代部分，吴煕钊写近代部分。这本书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两万多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也卖得不错，有一千多元稿费，给我分了五百多元。说到稿费，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学报当时的稿费分为千字12元、14元、16元三等。我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拿了三百多元稿费（千字14元）。我1956年评上九级讲师，月工资99元。那时到饭堂吃饭，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标准是12.5元。九级讲师的月工资可以让八个人吃上饭，你就知道三五百元稿费的性价比了。学报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发文章，《简明中国思想史》是我第一次出书，它们主要谈的是思想。所以，你将1960年当作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的分水岭，我是认可的。作为抗战烽火中成长的东莞后生，我这九十多年来的人生也可谓风风雨雨，但文史情怀始终在我心里，我一直认为文史哲不分家，也是不能分家的。

二、守正创新：从哲学史研究到哲学史观

杨海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您与武汉大学萧萐父（1924—2008）先生共同主编了两卷本的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据说，你们没有填任何表格就拿到了这个项目，而不是像现在填了一大堆表格还不一定获批。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李锦全：说到我们主编这套教材的缘起，你们肯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教育部1978年在武汉召开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决定新编一批高校教材。各校分管文科的校领导参加会议，并没有编写人员参加。教育部的人说：你们在座的领导，谁想编《中国哲学史》，那就自己报名。有些高校虽然有能力编，但就是不报名。最终是武大答应做主编，中大答应做副主编，四川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师范学院愿意参加，就这五家报名。萧萐父并不想写，对校领导说：“你们接下的任务，你们自己弄。”校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中大是刘嵘副校长参加会议。他回来后找到我，我就与吴熙钊、冯达文、屈志清（1947／1948？—1984）接下了。后来又有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老师自愿加入，一共是九所院校编《中国哲学史》。现在争项目争得头破血流，当时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恍若隔世？

杨海文：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发行十多万册，还出了英文版，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影响极大。我80年代中后期读大学，它是我们的教材；我现在为大一新生上这门课，它是重要参考书。我觉得这套教材是您在哲学史研究方面守正创新的鲜明体现。

李锦全：我们这套教材，其实也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这不算怪；但同时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圆圈论，这就有点怪了。1981年冬，教育部组织的教材审稿会在大连召开，审稿专家以张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为首。他们同意我们的圆圈论，张老还开玩笑说：“历史发展不会完全是这个样子。就像月亮是圆的，但也不是天天中秋节！”既然不是每一阶段、每一思想都按这个圆圈论来转，那么，就不能说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都是这样，讲得太过就不符合事实。圆圈论可以成立，但不能当作教条。所以我说：守正创新，谈何容易？

杨海文：1996年，您首次发表了系统论述“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一哲学史观的文章。我有段文字写道：“这篇文章原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先生时年70岁。《庄子·人间世》说的‘美成在久’，是说美好的事物需要时光的不断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觉得这句格言最适合摹状先生的学思历程。”提到“美成在久”，我想起李宗桂教授讲您的一番话：“他发表的论文，就时限而言，从先秦贯通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就学术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无不论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以至现代新儒学，都在他的笔触之中。至于近年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文化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更是见解独到，论著甚多，颇为学术界同人重视，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您自己也说：“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的哲学史观。”“这是从历史辩证法体认得来的规律性认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您做哲学史研究几十年，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史观，既是水到渠成的学术成就，又是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

李锦全：我们这个社会，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历史上的思想斗争也一样，都是矛盾、互补并存的。我在“儒法斗争”后写过一些讲“儒法互补”的文章。儒、法是互补的，儒、道也是互补的，儒、释、道同样是互补的。唐代开始讲儒、释、道互补，到宋明理学就做到了三家的融合。我做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各家各派总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而一部哲学史就是在既矛盾、又互补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所以，我提出了“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特定思想体系内的“矛盾两重性”，二是不同思想群落间的“矛盾融合论”，三是思想史进化历程中的“承传创新观”。光这八个字，我可以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是没这个精力了。现在大家都讲“综合创新”，其实它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方克立说这一哲学史观是我“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切体认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对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与你说的“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大概是同一个意思。

三、道法自然：从忧患意识到旷达人生

杨海文：不管怎么说，做学问仍是读书人一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2011年3月给您填写“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申报材料，统计了您在中大近年来定级为1A、1B期刊的发文量：《中国社会科学》1篇、《哲学研究》8篇、《中国哲学史研究》6篇、《中国哲学史》3篇。您发表过那么多的顶级期刊论文，却又常说自己写的是“门票文章”。这也应该体现了您的哲学观吧？

李锦全：这个问题仍与读书有关。我的中学时期比较特殊，一共上了十年。因为日本人打进来，所以有四年没有上学，就关起门来自己读书，读的书比上学还多，影响了一生。我这辈子不运动、不娱乐、天天看书的习惯，就是那几年养成的。我看书也不选择，能读就看，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人们说要看好（正能量）书，我不是这样。我读的《红楼梦》，是东京出版的本子。十五六岁时，我编过《红楼梦》人物关系表，长达好几米，搞清了书中究竟有多少人物。我用毛笔标出性别：黑色是男的，红色是女的。前几年，我把这张手绘的表以及大部分藏书捐给了学校图书馆。

与同辈人相比，我的文章发得比较多。我1984年至1989年做系主任，不管时间如何紧张，大概每个月发一篇论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写文章，只要资料、思路这两样东西弄好了，就开始写。关于资料，我平时有所准备；关于思路，心中有数就行。我写文章是不打草稿的，没有初稿、二稿、三稿。写完看一遍，如果有错字，就改一改；如果没有，就算写完了。我的文章是用复写纸写的，一式两份，一份自己保留，一份参加会议。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会议特别多，你请我，我都去，来者不拒。我参加过七八十次会议，一般是开这个会，就写下一个会的论文。台上开会，我在台下思考我的问题，外在环境影响不到我的思考。会上谁要我的文章，我就给谁，哪有什么C刊、顶级期刊的概念？如同进公园要买门票，参加学术会议总得交篇文章，我就调侃我写的论文是“门票文章”。

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文章了不得。我没有文章自贵的想法，也并不看重这些“门票文章”。人家对它们怎么评价，我不关心。无论说好还是说坏，都随人家去说。我的10卷本文集收的最后一组诗是2015年写的《门票文章自嘲十咏》。第一首说：“门票文章亦自由，任随漂泊任沉浮。学无继统难成器，语不惊人也便休。住世未曾离旧俗，此生安得入清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第十首说：“门票文章已过时，教坛半纪愧为师。喜迎后辈超前辈，又见新词换旧词。秋月春花皆过了，行云流水欲何之。人生本是如朝露，造化回归莫太迟。”它们写照了“门票文章”与我的哲学观之间的关联。

杨海文：这次访谈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试图从如何做一位学者的角度，更准确地把握您的哲学观。我揣摩它有两层更具体的含义：一是率性地做好自己；二是随和地对待他人。大致说来，前者强调凭兴趣读书是学者“学而优”最大的乐趣，后者强调不为难他人是学者“优则仕”起码的操守。您刚才讲的涉及第一层含义，如何领悟第二层含义呢？

李锦全：举个例子，以前开学术会议，住房分三六九等。1978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太原成立后，组织去大同参观云冈石窟。晚上到达大同，昼夜温差大，比较冷，人们站着冷风里，等待分配房间。中大去了四个人，丁宝兰（1919—1988）是教授，我是副教授，吴熙钊与冯达文是讲师。按规定，教授一人住一个房间，副教授两人住一个房间，副教授以下的四人住一个房间。我对接待人员说：我们刚好四个人，给一个房间算了，我们不计较。他说不行，一定要按招待标准来。结果，我们四个人分到三个房间住了。规章制度作为一种权力，为什么就不能灵活运用、与人方便呢？

现在有不少教授争着当处长，觉得有权力、很威风。杨荣国当年对我说过：“系主任是兼职，应该是教授兼系主任，不能说系主任兼教授，因为教授才是本职。”他一直以教授自居并重视学术成就，做系领导后只是把握大方向，具体工作则由两位副手打理。1978年起，刘嵘当副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我是副系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凡是大事，我向他汇报；而一般工作，我就直接处理。我接下来做系主任的那几年，只在评职称、授学位的时候签个字。另外有两个副系主任，胡景钊管教学，叶汝贤（1936—2009）管科研。既然分工给人家，就要尊重人家。人家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从不干预。因为一干预，矛盾就来了。至于一般的事，办公室同意就行了，不用找我。当时办自学考试，课酬高，好多人争着上课，我一次也没有上过。有人问哲学系的自学考试挣了多少钱，我说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拿过一分钱。任何人只要把权力、金钱看轻一些，就不难随和地与人相处。

杨海文：在我看来，您的哲学观既有方便说法，它是指“忧患意识、旷达人生”；又有究竟说法，它是指“道法自然”。这是因为您的诗文常常提到“道法自然”。1995年，您说：“老实讲，我并不很推重儒家，也并未刻意去追求哪家风范，我只是习惯平平淡淡地生活、做学问，不太在意身外的东西。这样说来，我想我的思想人生态度基本上又算得是道家的，我是道法自然。”1996年，您说：“笑傲尘寰七十年，湖山又见散游仙。非关入世超流俗，且往寻根是宿缘。大地苍茫谁是主，人情幻变孰为先？休言造化知无限，乐道终归法自然。”无论“道法自然”还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都是优入圣域的人生至境。所以，李宗桂教授为您的10卷本文集写序，用的标题是“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在您这里，隽永的哲学观与丰富的人生是一而不二、互为一体的。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会让我们受用无穷。您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自始至终的亲历者、见证人，这次学术访谈恰逢其时，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您作为老系主任，又是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创始人，最后恳请您对承前启后的新一代哲学学人有所寄语。

李锦全：我念一念《〈思空斋诗草〉及其续集》中的两首诗。第一首是为2000年复办40周年写的：“四十迎来不惑年，星光灿烂耀南天。切磋学侣来三五，培养生徒过百千。哲理精研生慧果，文风累洽聚时贤。自惭才薄难为继，久历征途望息肩。”第二首是为2010年复办50周年写的：“中山遗泽在斯民，道脉承传启后昆。复办哲坛非复旧，迎来学侣是迎新。百家探索求明理，半纪辛劳为育人。今日群贤齐聚会，同欢华诞乐嘉宾。”作为相伴哲学系60年的老教师，我新写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六十周年贺诗》：“六十周年一甲子，哲坛复办欲何之？愿随国运开新运，应解今时胜旧时。世界文明争进步，中华传统育繁枝。后起诸君需努力，根魂固铸莫迟疑！”这次疫情期间，我让你看了张立文的一篇文章。他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的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它将中华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学史上，使东方智慧之爱，尤为鲜艳灿烂。”作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60年的老教师，我借用这句话与继往开来的哲学后生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