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诸君现在到湖南芷江县七里桥的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还能看到一座1985年复原的“芷江受降纪念坊”——那里原本是应该有一座耗资286亿元法币修建的“芷江受降城”,可惜当年的老蒋一心准备打内战,经手的蒋家王朝高官层层盘剥,最后用到工程上的资金只有划拨的千分之一,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经费,居然全被贪污侵占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芷江受降纪念坊”,当年也叫“凯旋门”,完全修复后,当年重要人物的题字一字不差地复原了:“震古铄今”四个字是蒋中正题写,“布昭神武”是于右任题写,“武德长昭”是孙科题写。

整个牌坊就像一个巨大的“血”字,四根立柱两根中柱题联出自蒋中正之手:“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侧柱题联出自李宗仁手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纪名城。”



现在看来,那些词句确实是出自蒋、李等人所拟,但字是不是他们原来的亲笔,笔者还真不敢肯定——瞧着有点不像。

不管那些字是不是当时的一二三四号人物题写,都说明当年他们对“芷江受降城”的重视,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工程,怎么最后只变成了一个“血”字型牌坊?这话我们还得从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的“芷江受降”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中国确定了16个受降区,全面接受日军的投降。芷江受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时称“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

提起芷江这个地名,王耀武一定感慨万千——作为芷江受降的主要参与者,他以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身份指挥湘西雪峰山战役的时候,总指挥部就设在芷江。



8月21日的受降仪式上,居中而坐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是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张雪中等高级将领列席。

时任廖耀湘新六军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陈应庄带领宪兵,先对今井武夫等人进行了威慑性的检查:“我作为接待人员,命令打开机门,让宪兵登机,嘱咐日军投降人员坐着不动,接受宪兵仔细检查,并没收所有武器及违禁品。宪兵报告检查完毕,我命令日军投降代表下机排队站着,由宪兵检查全身。检查完毕,即命令今井武夫及随员分乘两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驶向招待所。”

据亲历者回忆,萧毅肃主导的芷江受降,可比何应钦的“南京受降”硬气多了:“会场布置了两排长桌,萧毅肃和冷欣坐在上首的第一排桌前。今井和参谋两人向萧毅肃等敬礼,萧、冷以战胜国的姿态并不答礼。大家示意让坐,他恭恭敬敬地双手齐抱屁股,猫腰虾背,沮丧地向着主席台,向着大众,行了三个九十度的大鞠躬,才坐下。”



受降仪式后,众将官意犹未尽,虽然住的地方因为人多而拥挤,大家还是兴高采烈,大家挤在狭小的招待所,有说不完的话:原定住一个人的房间也得住两个、三个、四个的大员,原本不太对付的汤恩伯和卢汉(台儿庄禹王山之战,汤恩伯南逃致使卢汉六十军已陷入重围。)住进了一间房,王耀武人缘好,他的房间住了四个人,连被子都不够,只好盖着军毯彻夜畅谈。

时任湖南省主席的王东原提意:“接洽受降地点的房屋、签字用桌椅等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

王东原提出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于是1947年6月,湖南省政府派设计委员陈誉膺和芷江县长杨化育拟定了“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那份《草案》现在保存在芷江县档案馆,笔者无缘查阅,只知道当时修建芷江受降城的草案预算是286亿元法币。

1947年6月的法币已经很不值钱了,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的一份报告显示:“1947年6月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

虽然法币已经贬值得跟废纸差不多,到了1947年,法币兑美元的汇率从三千三百比一暴跌至十二万比一,也就是说,当时芷江县提出的286亿元法币,相当于二十多万美元——这在某些贪官眼里,可是一笔“大钱”,于是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2003年第10期刊发的文章记录了这样奇葩的一幕:“层层克扣,真正到县政府手里尚不足应拨款千分之一。县长杨化育见状呆若木鸡,这点钱莫说是设省建城,就是建凯旋门也还差一半!建和平省的希望没了,筑受降城也不现实了。为无愧于抗战中长眠九泉的英灵和子孙后代,杨发誓:即使扒城挖砖,也要建一座凯旋门!”



抗战胜利后蒋家王朝高官们的贪婪,连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都看不下去了,他写了一首讽刺诗投给报社,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身先士卒越重关,满座将军尽笑颜。五子登科齐奋力,人间谁复念饥寒?冤魂卅万哭犹哀,忍见江头白骨堆。卫国无功频失地,有何面目又从来?”

沈醉就像三国时期的曹操一样,一边“悲天悯人”的感叹“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一边指挥军队屠了十几个城池,沈醉一边嘲讽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一边又在《我的特务生涯·接收大员》中承认自己在上海收了一幢洋房、一部漂亮的德国造小汽车,在北平收了马汉三二百多颗珍珠和一件貂皮大衣。

沈醉“督察”一圈,还收了几十根金条并沾沾自喜:“想起这几十根金条的来历,我也不由得有点自鸣得意。虽然数目不能与郑介民他们的相比,但通过这件事,我自信如果我想捞钱的话,办法一定不会比他们少,而且可以干得更‘漂亮’,让任何人抓不住把柄。”

像沈醉那样说一套做一套的“接收大员”比比皆是,层层剥皮之下,芷江受降城就变成了“芷江受降纪念坊”,那七个字就是当时的芷江县长杨化育写的。



老蒋和李宗仁等人题字的受降城建设资金都有人敢贪,其他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杨化育万般无奈,只好动员芷江百姓,扒掉城东的城墙,在城东七里桥举行洽降会谈的地方修起了凯旋门(亦称“纪念坊”),那就是全球仅有的六座凯旋门之一,另外五座在罗马、柏林、米兰、巴黎、平壤。

据说当年牌坊建成后,其根基多年都会渗出殷红之水,当地老百姓说那就是抗日英灵的血在时刻告诫我们不能让英烈的血白流,警惕侵略者死灰复燃。

1985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开馆,经过不断扩建,1995年建筑面积已经达到1500平方米,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主动请缨担任修建受降城顾问并带头捐款20万元原十八军军长杨伯涛(雪峰山战役中任十八军十一师师长)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国共两党合作赢得抗战胜利,芷江才得建设好,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受降纪念坊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见证。”

我们转到“受降纪念坊”背面,似乎不能完全看到何应钦、白崇禧、居正、王云五等人的的额联和题联,当年何应钦写了“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白崇禧写了“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贡,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居正和王云五写的是“名垂青史”和“气贯长虹”。



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上表现不够威武,所以现在的受降纪念坊上有没有他的题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蒋家王朝的高官们,什么钱都敢贪,连兴建受降城这样重要的工程,他们都敢截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资金,您说蒋家王朝不覆灭还有天理吗?

原芷江县长杨化育要是看到今天重建的“受降城”,应该也可以含笑九泉了:芷江受降旧址室内陈列的桌、椅、沙发都是1945年的原物,芷江受降纪念坊巍然矗立,芷江飞虎队纪念馆中的中美空军指挥塔旧址、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旧址恢复如初,溆浦龙潭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中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王耀武、周志道等人的题词。

王耀武要是能活到1995年,肯定会重回芷江,看看他当年指挥战斗的地方如何旧貌换新颜,至于是谁贪墨了当年修建受降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资金,即使王耀武不问,读者诸君也知道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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