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凌晨，江西安义，一通电话打进心理援助热线。
陈云华在值班。他接起电话，女孩的哭声穿过夜色传来。她说自己在楼顶上，风很大，快坚持不住了。
陈云华安静地听着，一边问她的位置，一边用另一部手机报警。通话持续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女孩最终从楼顶下来，跟着警察上了车。
他做完接案记录，泡了一桶方便面。凌晨四点，关灯躺下，眼睛睁着，看着天色一点点发亮。心理援助热线值班表上，十几个人轮流排班。每人每周一到两次。大多数来电，在犹豫很久之后，被自己挂断。
在这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城里，能够开口求助的人，始终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在面对情绪崩塌时，选择沉默、隐忍，或者，悄无声息地离开。
电话里，未成年人因孤独、羞耻、绝望而崩溃。有的在自残，有的徘徊在更危险的边缘。他们是县城里慢慢沉下去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教室、狭窄的巷子、模糊的网络世界里，孤独地挣扎。
家长、学校、社会，各自关着自己的门。他们敲了很久，很少有人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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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宛平南路600号，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陈云华曾是心理科的一位门诊医生。
疫情前，挂一个心理咨询的号，大约需要提前一周预约。疫情后，排队人数翻了几倍，有些号排到了三个月以后。病友群里有人转发医生的提醒：“300多个床位，满床率98%，挂号要提早。”
文文是一名陪诊师，专门陪未成年人做一对一心理咨询。随着接触的病患越来越多，她隐约感觉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心理风暴正在逼近。
数据显示，从2020年至2023年，全国精神心理疾病患者以每年15%-20%的速率增长。青少年门诊人数，在四年间几乎翻了一倍。
而在更远的地方，尤其是县城，这样的变化显得更加隐秘而沉重。
- 有9岁的孩子，在华西医院检出情绪障碍，家长焦虑地问：“一小时800块，干预多久能好？”
- 有初二的家长，在社交平台上追问：“医生开了盐酸舍曲林，会不会影响中考？”
- 有高中生的父亲，在微信群里犹豫着：“郑大一附院好，还是新乡二附院好？”
- 还有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徘徊在去不去六院就诊之间，担心留下记录，影响未来就业。
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县城、乡镇，说着南腔北调的话，打着模糊的文字求助。有的孩子早已休学，有的正在家里闭门不出。医院，似乎成了最后一道闸门。
更多的人，还滞留在闸门之外。
2024年初，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最新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数据显示，25%的青少年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比例随着年级升高而增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问题尤为突出，抑郁、孤独、焦虑、网络依赖，与一线城市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县城，成了这场心理风暴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块洼地。医疗资源短缺，心理教育几乎空白；家庭观念传统而僵硬，社会舆论排斥异质。当青少年在这里遭遇内心崩塌，他们能依靠的，往往只是更沉重的规训，和更漫长的自我缝合
问题已经蔓延到每一个角落。但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它蔓延得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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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陈云华离开了上海。
在那之前，他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了十三年，每天排满了心理咨询和治疗。日子被密不透风的个案填满，下班后，连和人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
疫情三年，他感觉自己像一个盛满了负能量的容器。他开始迫切地希望，回到家人身边。过一种清苦但简单的生活，养一只小猫，开一间独立的小工作室，累了晒晒太阳，陪年迈的母亲吃顿饭，陪女儿平平安安地长大。
于是，他辞职，回到了安义。他还是习惯早上八点开门，晚上七点关门，偶尔忙到深夜。按照咨询次数累加的收入，只是大城市薪水的三分之一。
生活安静了，却也变得沉重。来访者中，四成是青少年。他们带着无助与疲惫，坐在小小的咨询室里，眼神空洞，话语零碎。
文文，是陈云华的半个同行。
文文的老家在江苏响水，一个沿海小县。父母是体制内的普通科员，对她寄予厚望。从小到大，她都是那种听话、用功的学生，害怕老师皱眉，害怕听到：“最近你怎么回事？”
高二那年，有个男生递给她一张小纸条。她吓得当场撕了。后来，学校组织“不实名告发”班会，鼓励学生互相举报——谁和谁在谈恋爱，谁在影响班集体风气。文文在纸上写下了别人的名字，也写下了自己青春最初的恐惧。
直到大学毕业，她都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临近毕业时，亲戚接连介绍相亲对象，叮嘱她：“读书多没用，嫁得好才有着落。”那段时间，她一边投简历，一边改论文。写着写着就崩溃了。她觉得，自己白读了二十年书，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到医院做了心理测试，确诊为中度抑郁。医生面无表情地问她：“想过死吗？”她忍了很久，终于在楼梯间里哇地哭出来。哭声在医院楼道间回响，走廊空荡荡的，没有人来安慰。
之后，文文住院治疗了一年多。出院后，她成了一名陪诊师，陪伴和她曾经一样脆弱的孩子们，去医院就诊。
在一次陪诊中，文文遇到一个十七岁的四川荣县女孩。
女孩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半年里，辗转成都、北京、上海的几家大医院，花费超过二十万元。女孩曾是荣县一所重点中学的学生。学校里有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发型、着装、课堂抬头频率都有严格规定。
有一次，女孩偷偷打了耳洞，戴了一对透明耳钉。被老师发现后，当众辱骂：“成绩这么差，还想勾引谁？”女孩从此开始被同学排挤，情绪一点点坍塌。请假，休学，复学，再休学。
初中勉强读完后，未能考上高中。在职校的心理筛查中，她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那次筛查，全班42人，7人被筛出重度抑郁，11人轻度抑郁。老师们沉默了很久，没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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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面向三四五线城市的中学生，做过一项调查：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伤害自己？
得到的回答，碎片而具体：
- 爸妈定了考试名次，如果没考到，我妈就会发病躺在地上，让我去找速效救心丸。
- 在学校被女生孤立，被男生取外号。
- 父母只关心弟弟。
- 有时候觉得，只有和猫打架，被它抓破出血，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 妈妈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回嘴就挨打。
- 我拿圆规划自己的皮肤，划出血来，心里才没那么愤怒。
- 我只敢在被窝里咬自己的胳膊，不敢割。
- 班主任知道我自残后，当着全班同学说：不要拿你的命去威胁别人，没有人会在乎。
- 他们说，学校就是你的家，可一旦开口，就被说成顶嘴。
- 捶墙的时候，才能感觉自己还在。
据国家卫健委的最新数据：10至19岁的青少年中，自残行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7%。在所有自残者中，70%以上至少尝试过一次自杀。而超过六成的家长，在第一次发现孩子自残时，只把它看作“青春期叛逆”。
2024年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学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的青少年中，29.2%存在抑郁风险；被母亲忽视的孩子，抑郁风险高达40.1%； 认同学校公平度较差或很差的青少年中，抑郁风险超过四成；与同学关系很差的孩子中，超过三分之一处于抑郁高风险。
事实上，抑郁和自残，往往只是家庭悲剧的开始。
前面提到的四川荣县女孩，最终没能顺利毕业。她发病时会幻听幻视，情绪失控时到处找刀子，家人不得不全天陪护。每一次治疗账单，都是四位数起步。
女孩的母亲原本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店，后来关了门。家里的县城老房，也挂到了中介那里。如果能卖掉，兴许还能再扛两年。
女孩很少再出门。偶尔在家追星，收集动漫周边。那些城市高楼上闪烁的明星广告，成了她为数不多的慰藉。这些消费，家长不敢不花。
在更小的县城，故事更加简单直接。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家庭，还在断断续续地治疗。条件差一些的，只能把孩子锁在家里，任由他们打游戏、刷手机，要死要活。
在安义，陈云华一个周内接诊了五个十几岁的孩子。每一个孩子，手腕和前臂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新旧交叠。有些只在一只手上，有些遍布两只手臂。像是约定好的一样。
县城的生活有自己的节奏。人们从校门口匆匆而过。白天，操场上列队、跑操、喊口号。晚上，宿舍楼里亮着灯，一层层影子在窗户后面晃动。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县城的深处，一代孩子，正在悄悄地，从心理上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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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精神心理疾病，往往给普通家庭带来沉重的压力。
以上海为例，首次挂号和检测费用大约在800至1000元之间；如果需要服用镇静或安眠类药物，每月支出约1000元；每周一次心理咨询，一个月下来需要3200至4800元；一旦住院，月支出通常在2万至3万元之间。
在小城市，心理咨询收费略低，大致在400至600元间。即便如此，一旦咨询费用超过家庭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多数人也难以长期承担。事实上，只有月收入在两万以上的家庭，才能相对稳定地进行心理治疗。
贫困并不是唯一的障碍。教育体制的缺陷、救助机制的匮乏、社会流动的受限，在不同层面上侵蚀着一个孩子的心理。通常，心理问题被归因于原生家庭，责备父母的疏忽与过错，但事实往往更复杂。当家庭在经济和情感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时，中年人自身也无力安顿自己的情绪，更无力承担治愈孩子的漫长过程。
过去一年里，陈云华心理工作室的中年来访者增长了近40%。他说，以前中年人多是因为抑郁来访，近两年，焦虑的症状明显增多。“他们坐立不安，走来走去，言语急促，眼里尽是疲惫和焦虑。”
- 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 看看你这副样子，我带你出来，我都觉得丢脸。
- 有什么话赶紧跟陈老师说呀，不说怎么知道你的问题？
- 20分钟就这么过去了，咨询费是不是白花了？
咨询结束，一些父母会在电梯口冲孩子抱怨：“这次咨询没啥用，好像就是聊聊天。”这种场景，陈云华遇到过很多次。凭经验，他知道，如果不对父母进行同步干预，孩子的治疗很快就会陷入停滞。出了咨询室，所有的努力，便会在家庭原有的秩序中消散殆尽。
陈云华说：“今后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
在县乡的普通家庭中，中年人的焦虑，往往并不是个体脆弱或者矫情的结果，而是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长期叠加的产物。在这样的背景下，轻飘飘地甩下一句“父母有病，孩子吃药”的指责，不过是对更深层问题的一种轻率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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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上，偶尔能看到一些零星的求助帖。
比如，一位网友急寻云南安宁地区戒网瘾学校的线索，希望能帮一位被困的17岁男孩脱身。男孩被母亲送进了亲戚所在的戒网瘾学校，被工作人员强行扣留，无法脱离。
然而，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呼救最终能被听见、被响应的几率微乎其微。在社会监管的模糊地带，在家庭隐秘而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些急切的求助，常常陷入无解的僵局
陈云华曾走访过一些县城学校，与专职心理教师交流。一些学校配备了多位心理学本硕毕业的专职老师，有的学校甚至有四位。这样的阵容，放在一个三甲医院的心理科，也堪称强大。表面上，城乡之间在心理资源配置上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即使拥有了“顶配”，问题也并未得到真正的纾解。
张璐，一位来自河南郑州下辖县的中学心理老师，谈到自己的工作时，语气里带着疲惫和无奈。在学校里，心理老师不仅要上心理课，还要承担德育、团委、教务等部门的行政杂务。工作琐碎，成就感稀薄。
心理辅导以开放预约为主。通常，一位心理老师负责一个年级，每个班隔周上两节心理课。只有当学生主动预约，或班主任指定“问题学生”，才会有一对一的辅导。但大多数时候，这种辅导只是短暂的。问题稍微有所缓解，很快又回到原点。周围的环境没有变化，孩子只能在同样的压力和困境中反复挣扎。
每个学期，最耗费精力的，是“迎检”和“普查”。文明校园建设、思想道德建设、领导走访抽查……需要大量的材料整理，确保每一份记录都能留痕。心理普查则更为繁复，需要填写量表、抽样分析、异常反馈，形成闭环。每一份表格、每一份总结，都在试图充实表面的秩序。但真正的心理辅导和教育，在这些流程之间被不断挤压、边缘化。
上个月，工人老袁和工友们辗转浙江、安徽、贵州、广西的九所学校，为教学楼安装隐形防护网。
老袁说，防护网报价每平米七十至八十元，施工前要经过立项、设计、招标、审核，一道道流程，一层层防范。教学楼、走廊、楼梯口、宿舍楼，所有可能存在坠落风险的地方，都要加装不锈钢防护网。
每次施工结束，老袁都会拍一小段短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视频下的留言，大致分为三类：一类点赞支持，认为必须安装，以保障孩子们的安全；一类吐槽孩子们太脆弱，打不得、说不得，认为学校别无选择；还有一类，批评教育体制的失败，担忧学校加装铁网后，如同牢笼，也可能在真正的灾难来临时，阻碍逃生。
防护网一层层织起来，流程一环环扣紧了，但在那些无声无息的心理裂缝里，孩子们仍然在慢慢地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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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底，陈云华把心理工作室从安义县搬到了宜春市。这样一来，可以辐射到宜春下辖的1个区、6个县和3个县级市。
县城是个熟人社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谁家的孩子去看了心理医生，不到半天，亲朋好友就会知道。拉开一些距离，既是对来访者的保护，也是对咨询伦理的守护。
在大城市，焦虑多源于经济压力和工作竞争，收入与支出的落差。 而在县城，焦虑则更多来自资源不匹配，升学、就业、前途，每一步都像走在狭桥上。
婚姻情感危机同样有别。城市里，情感的多变、婚内的不忠、自我意识的过度扩张，常常引发关系断裂。而县城的矛盾，大多是性格冲突、生活琐碎、婆媳关系等日常摩擦。
在亲子关系上，大城市的孩子多因父母的情感疏离或过度控制而挣扎。小县城的孩子，则更多遭遇不理解、冷漠、暴力、偏见等问题。
至于学校，表面问题相似，学习焦虑、考试压力、同学交往困难。但在大城市，学业竞争是主要困扰；而在县城，人际交往的孤立与排斥，成为更多孩子的心结。
2025年春节过后，陈云华接待的来访者越来越小。甚至有7岁的孩子，出现了明显的心理问题。父母往往一脸震惊，无法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做得久了，陈云华一眼就能辨别来访者的病况。“抑郁的孩子最明显，眼神呆滞、空洞，缺乏生气。有些注意力涣散，有些神情中带着失望、无助和绝望。”
他坦言，有时害怕面对那些孩子的哭泣。那种哭，不是撒娇，不是委屈，而是撕裂内心的痛苦，是一种沉默而深深的绝望。即便已经50岁，即便已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他依然会感到手足无措。
他只能静静地坐着，轻声对孩子说：“想哭就哭吧。痛痛快快地哭一次。然后，我们一起告别这段过去。”
在他眼中，那些愿意来到心理咨询室的人，已经是极少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被困在沉默里。 经济困顿、生活压力、情感枯竭，他们连自己的生存都尚且艰难，更无力顾及心理健康。
当一个孩子在这里崩溃，他能敲开的门，比想象中更少。未成年人的困境，从不是他们一个人的事。他们会长大，带着这些伤口，进入成年，进入社会。未被治愈的痛苦，不会消失，只会累积成我们共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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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持证的心理咨询师有180万人，但真正深入从业的人不到15%。近九成的人，在短时间内离开了这个行业。即便如此，从业者几乎集中在大城市。在县城，体制外的心理咨询师几乎难觅踪影。
小S是陈云华的来访者之一。被多家医院确诊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后，在主治医生授权下，陈云华为他做了八个月断断续续的心理咨询，情绪渐渐稳定。最后一次咨询结束后，小S拉黑了陈云华。
这样的结局，陈云华已不陌生。在这个职业里，接纳、共情、包容和尊重，不止一次被反复考验。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拉黑、指责、心理危机，都是需要迅速接住的部分。
弗洛伊德说，人有自毁的冲动。陈云华见过太多这样的时刻。“人似乎自带一个自毁按钮，总会在某个脆弱的时刻，摧毁自己曾拼尽全力构建的世界。”
从业十三年，他习惯在每位来访者到达前，锁好所有门窗，收起办公室里所有尖锐物品。
每到高考季，陈云华都会收到通知。提醒各地心理咨询机构，做好预警，随时为可能高考失利的学生提供心理疏导。
此时，县城各地的高中举行百日誓师。红色条幅悬挂在教学楼、操场、食堂、厕所，每一个角落都在宣告着：只要考上，就能改变命运。
老宋在河南经营着一家横幅印刷店。每年三月至五月是旺季。资料库里存着几千条口号，“旗开得胜，金榜题名”“雄关漫道，谁与争雄”“行则将至，做则必成”，随时可以调用。
一所学校，三十条、五十条，有的多达上百条。热血沸腾，誓言不断。
-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 “命运真的无法改变吗？”
陈云华的答案，每次都不相同。在他的工作日志里，他这样写道：
我们的基因、出生家庭、生活环境、身体的缺陷、智力的高低，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被称为“命运”，是一种既定的存在。然而，即便在命运之中，依然存在自由，依然有选择的余地。尊重他人，不只是尊重他们的命运，更是尊重他们在命运中的选择。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陈云华常常有深深的无力感。心理咨询，也许对30%的求助者有效。对其余70%，可能毫无作用。“这就像在大山中迷了路，”他说，“求助，并不能直接找到出口。你需要的，是愿意陪你一同上路的人。”
性教育、爱的教育、死亡教育，本该分别关乎身体、灵魂与生命的意义。当这些教育缺失，人就难以成长为真实、完整的人。文文说，有时候，她会感觉生活被罩进一个密封的瓮里。一切秩序井然，一切沉默而坚固。没有人愿意去打破，也打不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地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