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为《我的朋友叫微生物》的科普读物上市，引起不少家长、教师与青少年读者的关注，这部作品出自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虞方伯之手。作为微生物学领域的学者，他的《“微”故事——微生物的前世今生》一书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我想让微生物从试管中走出来，成为孩子们的朋友。”近日，虞方伯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坦言，这本书他是用心写的，想让更多人领略微生物世界的奥秘。为此，他在新书中设计了主人公诸葛三元一家人——父亲是微生物学家，母亲是金融精英，女儿是充满好奇的小学生，通过巧妙构思，使他们的日常对话成为串联科学知识的叙事主线，从早餐桌上关于乳糖不耐受的讨论，到森林探险时对土壤微生物的揭秘，都成为科学启蒙的天然渠道。
一次课堂回答爱上生物课
以专业第一考上南农大
虞方伯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接受采访时，他既理性、专注、务实，又显得好奇心十足；生活中还热爱足球、文学，所有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
虞方伯是八零后，出生于兰州，从小就喜欢接触大自然。上初中时，同学们都在主课上下功夫，觉得副课过得去就行。可虞方伯不这么觉得，他不仅语、数、英的主课成绩在年级是中上水平，史、地、生的副科成绩也具备年级前五的实力。
虞方伯很喜欢生物课，他现在还记得初中的生物老师姓宋，是个女老师，很善于启发大家展开思考。
有一次，宋老师在生物课上提了个问题：藤蔓类的种子萌发后，为什么幼苗先是向上，然后又匍匐着长，最后遇到可以攀附的物体又向上生长了？她鼓励大家课后想一想，说这是一个考验逻辑思维，以及触类旁通能力的时候，下堂课会公布答案。别的同学下课之后都没怎么花心思去想这个问题，虞方伯却一有功夫就会琢磨。
一周之后的生物课，老师问有同学想到答案了吗？同学们面面相觑，虞方伯忐忑地举起手，站起来声音发颤地说：“我能想到的是，植物的茎虽然细小，但也有贴地的一侧和离地的一侧。茎里面的植物激素会不会受重力影响，浓度在贴地的一侧会比较高，这样就会导致贴地的一侧长得比较快，遇到可以攀附的物体自然就攀了上去。”虞方伯至今记得当时教室里很安静，自己不确定回答得是否正确，就朝宋老师看去。老师的表情很欣慰，还有一点讶然，随后对同学们说，都听清楚了吗，还让大家为他鼓掌。
自那之后，虞方伯更加喜欢上了生物这门学科，到高中文理分班时，几个老师让他选文科。“不过，那时候大家觉得理科念不好的才会选文科，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还是选了理科。”虞方伯笑着回忆。
“高考填志愿时，我爸一眼就相中了南京农业大学，理由很简单，他认为学农业、干农业让人踏实，而且这所学校的口碑又好。至于学什么专业，他尊重我，让我自己选。我最后就选择了微生物学。”高考揭榜后，虞方伯不负众望，以本省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
1998年9月，虞方伯走进底蕴深厚的南农大，徜徉在生物学的海洋。在大学校园，他是出名的用功，也爱动脑筋，舍友对他有着几乎一致的印象，“早上六点，揣着本英语词典就出去背了。”除了吃饭、睡觉，教室和图书馆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整个大学时期，虞方伯不停在思考，这其中他认为生命的起源是最令人着迷的科学问题。
问虞方伯为何对一个专业如此“长情”？他坦言，最重要的动力是因为他求学之路上遇到了几位好老师，比如像教《普通生物学》的“徐奶奶”，和蔼又包容；引他走上科学研究道路的恩师王教授，低调而睿智；还有让他有机会接触基层、学以致用的李教授等恩师，“能够碰到好的老师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深深地影响了我。”
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好的老师很重要，但个人的努力同样重要。”虞方伯深有体会，“要想在一个专业或行业干下去并有所成就，兴趣和坚持不可少。只有自己干出趣味了，兴趣才能够持续，持续了才有可能坚持，坚持了才有可能成功。”
微生物看不见摸不着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们
虞方伯现在是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在十几年的一线教学生涯中，让他感触最深的是，对大多数新生来说，入学之初，最重要的不是向他们讲述一节多么成功的公开课，而是先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向新生们普及常识。
开学第一节课后，他经常给同学们推荐一本书，《我们只有10％是人类：认识主宰你健康与快乐的90％微生物》，作者是英国人阿兰娜·科伦。“很多学生读完这本书都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的身体不仅是由肌肉和骨头组成的，还有细菌、真菌和其他微生物。这些微生物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免疫系统、精神健康，甚至是将来对伴侣的选择。而且，这些微生物甚至也是了解肥胖症、孤独症、精神疾病、过敏、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等现代疾病的新门径。”
虞方伯说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科伦以进化生物学为基础，研究微生物与人类具体而微的共生关系，“我们体表和体内的微生物有好坏之分，但绝大多数是对人体有益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例如抗生素虽然可以救命，但滥用抗生素却会杀死有益微生物；现代人高脂、高糖的饮食习惯会令体内的‘肥胖微生物’和‘纤瘦微生物’比例失调，进而引发肠道疾病，增加炎症概率……这些看不见的‘小不点儿’们发挥着很大作用。另外，人们还可以培养、改善体内的微生物。”让虞方伯欣慰的是，每当大家在课堂上讨论跟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时，气氛就会十分热烈，“以身边的例子相互交流体会，学生们都会喜欢上微生物课。”
边教学边思考，分享科普知识能否创造公共价值？结合自己的科研动态，虞方伯开始在公众号上向大众介绍微生物的相关知识，没想到连续几篇科普文章都成为爆款。比如介绍制曲酿酒的，揭秘白念珠菌的，这也使他更加坚定了信心。他发现，把科学贴近大家的生活，能更有效地普及微生物学，激发大家的兴趣。
谈及《我的朋友叫微生物》的创作动力，虞方伯坦言是源自一次课堂提问。2019年，他在浙江农林大学讲授《环境微生物学》时，一名学生问道：“微生物看不见摸不着，我们为什么要关心它们？”这个问题令他意识到，科学教育需要突破实验室的藩篱，将微观世界与人类生活的宏观联结具象化。另外，他读过不少微生物的科普读物，但多是讲微生物与疾病的，比如艾滋病、禽流感和黑死病等，“我觉得视野不够开阔，不利于读者对微生物形成全面的印象，甚至会留下刻板印象，认为微生物是诡秘且不好的。我希望在确保科学性的同时，能写出很好地兼顾了可读性，并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易于理解的科普读物。”此后，他耗时五年，以女儿与同学的成长故事为蓝本，构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科普小宇宙。
这是一本科普书
也是一本有温度、有爱的书
在自然界中，个体微小、种类繁多的微生物的功能和作用十分重要。不仅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小不点儿”，物种起源和诸多生命科学奥秘的解答，也与它们紧密相关。为了更好地向读者呈现“小不点儿”的精彩世界，这本书以寓教于乐、内容硬核的轻快形式，将诸多微生物学的重要知识融入故事，令读者感受到微生物世界的丰富多彩，感悟人与微生物、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说到《我的朋友叫微生物》有什么创作密码和自己的思考，虞方伯告诉记者，他在构思上采用了三大叙事策略：首先是用场景化教学将实验室数据转化为生活场景，比如通过清凉镇森林降温现象，解释植物蒸腾作用与微生物参与的碳循环；其次是注重拟人化隐喻，比如描述龙凤檀种子在热带雨林中的生存竞赛时，将其编织成一则生态寓言；第三是建立生物学、历史学甚至古典文学的跨学科对话，比如从《周易》的“天地定位”引申至微生物生态位理论等等，展现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共鸣。
该书的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的田小爽告诉记者，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小说形式展开，通过主人公三元与朋友们的故事，将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经验。作为深耕微生物降解领域的学者，虞方伯在书中植入前沿科研成果的同时，还掌握了科学精确性与文学化叙事张力的平衡术，比如书中以《盗墓笔记》为引，展现国内外微生物文物修复团队实践；通过描述深海热泉与极地冰川中的嗜极菌，呼应其关于“微生物多样性支撑地球生命网络”的学术观点。
如何让科学成为一场形式轻快的文字游戏？虞方伯透露，这种“轻快”背后是严谨的设计。他完成初稿后，因为术语过多显得艰涩，经七次修改，才形成“每千字植入一个知识点，每章节包含一个生活案例”的节奏，力争易读好读。
作为一个父亲，虞方伯深谙青少年阅读心理，他在语言风格上大胆创新，以幽默的对话消解知识的壁垒。在叙事上，通过层层推理，模仿侦探小说结构。而在描述微生物代谢时，不乏诸如“它们将阳光酿成糖，把死亡化为新生”一类的诗化语言，令科学与诗意并存。
在虞方伯看来，这本书里还埋藏着一个终极命题，就是重构人类与微生物的伦理关系，传递共生哲学、循环理念，以及对微观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在杭州新书分享会上，一名小读者提问：“如果微生物会说话，它们想对人类说什么？”虞方伯说：“它们会说——请停止将我们分为‘有益’和‘有害’，因为生态系统的平衡，从来不由单一物种定义。”
写这本书的过程，虞方伯用“充实”来形容，“之前我也出过几本书，有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的通识课教材，也有微生物的科普书。但是，从未像这本书似的，倾注过如此多的心血和期许。刚过去的这两年，从未如此充实过。我参加工作十六年，头一回暑假和寒假都在杭州度过，都是用心在写作。现在回想这个过程，满是开心和美好。我想这是一本科普书，也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一本有爱的书。”
当一个人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已经克服了一半的困难
没有经费支持，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科普，并做得有滋有味，除了情怀的支撑，虞方伯最高兴的是激发了青少年对微生物的兴趣。
虞方伯最近收到不少来自学校、青少年科教中心等机构的分享邀请，更令他振奋的是，在分享中他倡议的“家庭科学实验”，比如如何培养酸奶乳酸菌，引发了亲子实践的热情。
有一次，刚上小学的女儿问虞方伯，知道我对微生物的哪个特点最有兴趣吗？原来，女儿是在和好朋友讨论书里写的微生物特点。
为当好女儿兴趣的引路人，虞方伯不放过每个循循善诱的机会。“在知道微生物‘易变异’之前，首先要知道微生物的另一个特点是‘繁殖快’。微生物的‘易变异’对于人类而言是好是坏呢？正反两方面都有。比如青霉素刚问世的时候，价格和黄金比只高不低。之所以会如此昂贵，因为当时青霉素的产量很低，一毫升的发酵液中只有二十个单位。而随着科学家们的定向筛选，高产青霉素的变异菌株被不断分离出来。如今，每毫升发酵液中所含的青霉素单位已达到六位数水平，极大地满足了临床上的使用需求。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了。在人类进步的同时，微生物也没闲着。随着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具备耐药性的细菌越来越多，耐受能力也越来越强，人类和微生物的‘军备竞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上演着。终究谁会赢？现在还说不好。”
虞方伯希望有更多科普的种子种到读者心里。“半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当一个人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克服了一半的困难。背后的坚持源于兴趣为师、努力为桨、梦想为帆。”对孩子们，虞方伯经常说，“青少年时期的你们正处于人生中的第一个黄金阶段，可塑性、学习能力和想象力等都很强，不要蹉跎了。至于以后读什么专业，找什么工作，现在不要去想，一切皆有可能。等你对自己更加了解了，再做决定。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和所从事的工作相匹配，那绝对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而且，有了幸福的加持，一定会事半功倍。”
虞方伯认为自己完成了一本最好的微生物科普书，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平台发起“微生物世界探索计划”，推动中小学建立微生物观察实验室。“我希望孩子们不仅记住知识点，更能培养‘微观想象力’——那种透过表象看见微生命的能力。”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所有伟大的科学，都始于诗性的直觉。”在虞方伯看来，用科学家的精确与文学家的浪漫，能够在微生物的宇宙中架起一座桥梁。在这座桥梁上，孩子们蹦跳着发现生命的奇迹，成年人可以驻足反思文明的局限。
当被问及下一步计划时，虞方伯望向窗外的竹林，目光笃定，“我想写一本关于土壤微生物的小说。毕竟，每一粒泥土中，都藏着一个比星空更浩瀚的世界。”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供图/虞方伯
编辑/张嘉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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