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一直在寻找明君，孔子尽管坚定不移，但是“行道”有待“贾者”，椟中“美玉”未能有识者，怎能出椟而现其光华呢？怀才不遇者的出路又在何方？
王健文的《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讲述了“一个一生都不合时宜，却又坚定地与他的时代搏斗的人”的逐梦之旅，希望给予为理想和现实差距所困的我们一点启示！
本文选摘自《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后二十年》，王健文 著，华章同人 出品，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内容略有改动和删减。
《史记·孔子世家》承公羊学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的观点，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之后，司马迁描写孔子这个始终与时代、与命运顽抗的老人，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孔子说：“吾道穷矣！”又说：“罢了！罢了！君子担心的是逝去之后而不能为人所称道。我的道不能实践了，我该如何自见于后世呢？”
（于是，孔子）乃因着鲁国史记的基础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一共十二个国君的历史。据鲁，亲周，故殷，推而上承夏、商、周三代的法统。文辞简约而指意广博。所以吴楚之君自称为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依此类推，以规范当世的不合于礼乐制度的行为。后世若有王者出，则能承《春秋》之义而开辟盛世。《春秋》之义得行，则天下乱臣贼子莫不惧怕。
以“历史著作”代行“天道”，作为“道”的另一种实践方式，其实司马迁自己就是孔子最好的传人，《伯夷列传》说的就是这样的信念。扭曲的现实世界，正义无从下手，只有在历史的法庭上寻求上诉。
“自见于后世”的焦虑其实首先来自“不见于当世”，“现在”的失败，只能寻求“未来”的平反，而“未来”则苦战于记录“过去”的历史。这是孔子在晚年为自己寻找的最后战场。以二十世纪前的传统中国来看，孔子是新战场的胜利者。
电影《孔子》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我们不能确定孔子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但这却是前述想法的最佳注脚：“人们所称道的，不在于富有与否，而在乎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齐景公有马千驷，身死之日，却没有懿德让百姓称道。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百姓至今犹称道不已。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孔子在“未来”超越了所有与他同时代的权贵，凡不能知、不能用孔子的，在历史上其实都未能得到好的评价。颜回所谓“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成了后世历史裁判的盖棺论定。但是在“当世”的孔子，却深深陷入了“莫己知”“莫能己用”的焦虑中。
孔子初至卫，击磬以言志，与担着草筐而过的隐者有这么一段对话：
孔子居卫时，一日击磬。有担着草筐的隐者路过孔氏之门，说：“有深刻的用心啊！这个击磬的人！”接着又说：“鄙陋啊！磬声硁硁然！没有人能知道自己，那就罢了。水深则以衣涉水，水浅则揭衣涉水。”孔子说：“是吗？要是那样子做又有什么困难呢？”（参阅《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朱子注：“以衣涉水曰厉，摄衣涉水曰揭。”“浅则揭”，喻居乱世，莫能己知，则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可也。孔子和隐者的不同就在这里分野：隐者可以将不能操之在己的外在世界置而不论，甚至逃遁到世界之外，打造自我的纯粹天地；而孔子却是个无可救药的用世君子，“道”的实践是他的无上使命，无休无止，至死不悔。对孔子来说，“放弃”与外在世界的交涉，其实就是放弃了自我对“道”的许诺。“放弃”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而“坚持”才是“弘道”之人的天职。
孔子尽管坚定不移，但是“行道”有待“贾者”，椟中“美玉”未能有识者，怎能出椟而现其光华呢？既未能有识者，又怎能为识者所用呢？于是，“莫己知”“人不知”“不己知”“莫我知”“苟有用我者”“如有用我者”“莫能己用”“焉能系而不食”这类的感叹，充斥在孔子的言语中：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篇第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篇第一》）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篇第四》）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篇第四》）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不为人知”“莫能己用”，始终是孔子一生，特别是后半生最大的焦虑所在。孔子虽然说：“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病人之不己知”，但是，他恐怕没有那样洒脱。做不到洒脱，不是因为计较声闻，而是“为人知”是取得“行道”有利位置的第一步。
孔子在晚年答（子张问）何谓“达者”时，还特意区别“闻”“达”的意思：
所谓“达者”，本质正直而雅好道义，察言而观色，心存敬畏，不敢忤慢他人。这样的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所谓“闻者”，貌似仁者而行为背道而驰，自己却居之不疑。这样的人，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参阅《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他又分辨“小知”与“大受”的不同：
君子于小事未必可观，而才德足堪大任；小人难堪重任，却易于细事有所表现。（参阅《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显然孔子对于只可“小知”而不可“大受”的“闻者”，是有那么一点不平之气。
但是，有大智慧的人才是能“大知”、可以“大受”的“达者”，这似乎又注定了“达者”难“闻”难“知”，虽可“大受”，却无所“受”之宿命。
在晚年，孔子同样慨叹：“莫我知也夫！”这时孔子才确定了自己在人间终究是“不为人知”的，要祈求“知己”，只有在天上的世界了。当他回答子贡的追问时，说：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孔子一生“不为人知”“莫能己用”，冉有、子贡、子路等先进从政弟子，却在孔子晚年时，在鲁国政坛举足轻重，受到当权者重用。这样的情况，又给孔子带来了更为不堪的晚景。
电影《孔子》
六十三岁的孔子率同弟子，离开陈国向南行，希望能去到楚国，会见那位曾被他赞许为“知大道”的楚昭王。但是，当年吴侵陈，楚救陈，兵连祸结，陈、楚道上并不安宁，孔子一行人也因故困于陈、蔡之间。绝粮数日，几乎不得脱身，终于解危，却传来楚昭王的噩耗。希望无所寄托，孔子暂时歇止于楚国大夫叶公诸梁招致故蔡遗民的负函，与叶公从容论道。但是楚昭王既卒，楚国情势不明，孔子不久即返陈。“归与”之叹，应当就在此时。因此，孔子返陈不久，就北上适卫，等待归鲁的机缘。
这次的南行之旅，在孔子生命中具有关键的意义。自我放逐九年以来，尽管诸多挫败，一次又一次期待之后只是失望，孔子仍然斗志昂扬，不愿向时代和命运低头。但是南行归来，孔子变得有些消沉了，他开始想家了，也第一次说出要放弃飘零故国之外的追寻。
楚昭王的死让孔子满怀的热望顿时成空，当然对孔子是一大打击，毕竟，就目前所有资料看来，楚昭王是当世孔子唯一称赞过的国君。南行道上，孔子遇见了也许是故蔡遗民的隐者，几次对话都让孔子唏嘘不已，想必也对孔子的心境有着深切的牵引。
陈、楚之行，是孔子的希望之旅，绝粮于陈、蔡之间，虽是战事所累，却也预示着这趟旅行的多舛。在陈、蔡之间苍茫的旷野上，孔子师生对这些年来的追求与遭遇，曾有过深刻而有意味的对话。
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史记·孔子世家》）
当孔子在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发现了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些曾追随自己、共同度过艰困的流浪生涯的先进弟子，成了“今之从政者”后，竟也和过去所鄙视的“斗筲之人”一般，纷纷在长期坚守的“道”上退却了。他发现，自己所要对抗的，不只是世衰道微之下的昏君权臣，也不只是在“行道”的路上出现分歧的早年弟子兼同志，真正的敌人，恐怕是“自己心中那套理想的人间秩序（道），在现实的人间，是否有实践的可能性”这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