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与遥远的过往，古人在记录历史时不仅仅是在向后人传递事实，更是在向天、向神、向祖宗报告；“史德”不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一种对事业、信念的忠诚，可以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葛剑雄教授在《何以中国》中为我们讲述：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形成的？当初我们的祖先留下历史的记载究竟是为了什么？历史这个学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本文为葛剑雄教授2017年5月22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所作讲座的记录稿，有删改。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交流。首先我来汇报一下自己这些年学习、研究的体会。那就是传统和现实，历史研究跟历史应用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史学发展到今天，有一些传统得到了延续，有的已经根据实际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认为讲清楚这些关系，也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事历史研究，也能够使我们更加理解为什么当前对历史的运用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想在座的各位至少是历史的爱好者，或者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或者是在自己的研究中经常要运用到历史研究的成果。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形成的？当初我们的祖先留下历史的记载究竟是为了什么？历史这个学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大家公认的历史记忆，还是从有了文字开始。
在有文字以前，我们今天讲的历史，也就是当时的人想要记录或者总结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以前有一个所谓结绳记事的年代，就是当时人怕自己忘记，往往有一件需要向他人、后人传播的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作为记号。有的事情比较重要，就把结打得大些；有的事情小一点，就把结打得小些。这样以后的人看到这个结就知道代表什么，以便相传。在非洲有些地方的老人，他们没有年的概念，他们只记得发生过几次洪水。有些人说一百岁、两百岁，他不记得，只记得一年发生两三次洪水，就以为两三年了。各个国家都是如此，都有一种特殊的记忆符号或者模板。但是有了文字以后，那么最有效的，就是拿文字记录。
《何以中国》实拍图
现在的历史学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以外的人认为，我们以前对文字以外的信息重视不够。但是到目前为止，离开了文字，完全依靠符号、图画、图像，恐怕还不能够比较具体地记录历史。那么历史记录在什么地方呢？在没有纸、没有类似书写材料的条件下，记录历史是很困难的。比如甲骨文往往是记载在牛的肩胛骨或者龟板上，古人最初用这个来记录历史。后来就算已经有了一些书写材料，比如说竹简、木简、纺织品，又考虑到记在这上面的文字、符号很容易消失，或者载体本身容易霉变，禁不住火烧、水淹，所以古人往往把一些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内容铸造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石头上，形成所谓的金石文字。金是金属，如青铜，不是黄金。
今天我们有一些大的青铜器被称为国之重宝，一方面固然是它本身的物质价值很高，因为在古代要铸造一个大型的、纹饰精美的青铜器并不容易，比如我们前两年参加湖南“皿方罍回归”活动，就知道这么一件精美的青铜器要做好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部分青铜器上直接记载了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更加体现青铜器的价值。所以当时人经常把青铜器称为国之重宝，要求“子子孙孙永宝用”（商周青铜器铭文末尾常用语）。
大家现在通过屏幕看到的这件青铜器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何尊”。尊，指装酒的器皿。但众所周知，这件青铜器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物质层面的价值，因为它上面有一段记录了历史的铭文，这段铭文中有四个重要的字——“宅兹中国”，这也是目前为止能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两字。“宅兹中国”的意思就是把中国当作我的家、我的住处了。这段铭文上记录了周武王攻克了商朝的首都之后，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就把中国当我的家了，占有了中国，统治了那里的民众。接着又写道，王迁回了他祖宗的发祥地成周，重新实施武王的礼仪制度。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迁都成周的王就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这篇铭文不仅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记载了西周初期周成王迁成周的这段历史，时间应该是公元前11世纪后期。这就反映出来当时的人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才千方百计、不惜工本地要保留下来那些内容。
我们讲到历史的起源，首先要看当时人为什么要记。难道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的教授有点事做，或者是留下一两件甚至是再多一点文物，或者是给我们戏说、穿越找到一个由头？显然不是。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记？记给谁看？何尊铭文记载武王占领了商朝的首都以后首先是向天报告，让天知道。所以其实最早的记录不是给我们看的，是向天报告。有些有了早期信仰的民众，则是向神或者祖宗报告。因此早期的历史记载是为了向天、神或者祖宗报告事情。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截图
那么由谁来记录呢？一般人无法直接跟天、神、祖先沟通，所以很多群体，包括中国、外国，一些原始的民族、部落，都是由巫师负责记录历史。巫师就是沟通人与天、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人。巫师一方面是记录史实，另一方面也是向天、向神求助。比如殷墟出土了许多甲骨文卜辞，这些卜辞大多用于占卜吉凶。从卜辞内容来看，大小事宜都会占卜以问天、问神。比如有一条卜辞记载：晚上天阴了，还能不能打到象呢？这说明是国王或者贵族要去狩猎大象，但是到了傍晚，天阴下来了，所以才问今天打不打得到大象。卜辞问的就是这么一件事。这里负责占卜问天、问神的就是巫师。很多卜辞里面都是对一些大事甚至小事的占卜，相当于今天的算命、打卦，有的则是拿龟板烤一下，通过分析上面的纹路做出解释。沟通的对象也是天、神，而不是人。由巫师负责记录，跟崇拜的对象请示、汇报、沟通。
中国的文字发展比较快、内容比较复杂，使得记录一些复杂的事物成为可能。随着记录的内容越来越繁杂，巫与史开始分家，出现了专门记录历史的专职人员。“史”的象形文字就是一个人拿着一个记录的板。从这里也可以知道那时候的文字载体是“史”，由一个人负责。后来由于需要记录的内容更多了，所以又有了你负责记什么、他负责记什么的分工。尔后为了有比较规范的记录，就有了一个标准的配置，即国君或者统治者身边至少有两个史官，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
那个时候记录没有电脑，记录的速度比较慢，比如汉朝就是拿着竹简记录。怎么办呢？由一个史官专门记录国君说了什么，另一个史官专门记录国君到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这些记录的内容按照规定都要放在一个密封的柜子里面，等到国君死了，或者他不再担任国君了，再当众把它打开，表示平时积累的资料都在里面，没有弄虚作假。然后根据这些把历史整理出来。比如孔子整理的历史，在鲁国当时叫作《春秋》，英文翻译为“chronological”，就是指以时间为序，是春夏秋冬。注意，《春秋》不是孔子本人记录的，是他整理的史料，而这些史料又是当时的国君死了以后由史官整理出来的。孔子根据史官已经整理成文的记录，又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进行删节加工，把它整理出来，有了现在看到的《春秋》。
为什么要那么认真、隆重、一丝不苟地整理这些史料呢？因为这是要跟天报告的。古人敢欺天吗？包括国君在内当然都不敢欺天。正因为这样，国君认为记录他的历史是对天负责的，而且当时的人也认为如果自己将来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以秦汉时期对死者的观念是“事死如事生”，对死人就像对活人一样。当时人担心死后留下的不良记录被老天爷知道后，受到惩罚——有的可能是惩罚本人，有的可能是祸延子孙。也正因为这样，至少在春秋战国以来，就已经非常强调历史记录的真实性。但是这个真实性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一种价值观念。它更重视的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事实，或者说对于事实的结论性的内容。
纪录片《敦煌》截图
有一个例子，就是孔子曾经赞扬董狐的典故。董狐是晋国的史官，孔子赞他“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这里的“史”是名词，指的是史官。孔子为什么赞扬董狐是一位良史呢？因为他记录的时候绝不隐瞒。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当时晋国的首相（即正卿，是春秋时期部分诸侯国的执政大臣兼最高指挥官）叫赵盾。当时晋国的君主晋灵公荒淫无道，不好好管理国家，喜欢带领一帮人吃喝玩乐，甚至跑到王宫前面的高台上看下面的行人走过，然后用弹弓攻击行人，打得下面的人奔逃，晋灵公和随从哈哈大笑，以此取乐。又比如厨师给晋灵公做熊掌，晋灵公嫌熊掌没有熟透，就把厨师杀了。杀了厨师以后，怕事情暴露，就派人把厨师的尸体混在菜叶堆里偷偷运送出去，结果被赵盾识破了。赵盾多次规劝晋灵公，晋灵公非但不改，还对他心生不满，于是派人刺杀赵盾。刺客半夜到赵盾府中，发现虽然天还未亮，但赵盾已经整整齐齐穿好朝服坐在府中打瞌睡等待上朝。刺客不忍心刺杀这么一位为国尽忠的良臣，但又不能违背对晋灵公的承诺，据说进退两难之间，刺客只能撞槐树而亡。为什么是据说，因为这个记录找不到证据。刺客临死之前没有碰到第二个人，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录音工具，刺客也没有留下遗书，旁人怎么知道他怎么死的呢？也许刺客是突然心脏病发作，也可能是摔了一跤，甚至是赵家的人把他杀了以后伪造现场，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刺客自杀的重点不在刺客本身，而是要显示赵盾是个好官。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赵盾深知晋国容不下他，于是出逃了。赵盾这一走，他的弟弟赵穿干脆就带人在桃园把晋灵公杀了，然后再迎赵盾回晋国执政。
所以晋灵公之死，赵盾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史官董狐记录这件事的时候，记“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弑”是以下犯上，非常严重的罪行，其他的还有子弑母等。这一记载对赵盾影响很大，因为赵盾相信上天知道这件事以后，将来不仅是赵盾本人，赵盾的全家和后人都将不得安宁。所以赵盾就问董狐为什么这样记载。董狐义正词严地质问赵盾：“请问你是不是正卿？”赵盾答：“是。”董狐再问：“你今天出逃，有没有跨过晋国的国境？”赵盾答：“没有。”董狐又问：“你回来以后有没有惩处杀害国君的凶手？”赵盾答：“没有。”董狐于是答道：“你作为正卿，逃亡的时候没有跨过国境，回来后又不处罚弑君者，你不是主谋谁是主谋？”
这背后其实涉及当时人的两条界线。一是“亡不越竟（境）”,就是赵盾出逃但没有离开国境，就仍然是正卿，还要对国家事务负责；二是“反不讨贼”，就是赵盾回来后没有讨伐弑君者，那么赵盾作为责任人，就需要对弑君这个行为负责。赵盾因此也就成为了弑君者，董狐也坚持了史官秉笔直书的原则，孔子也因此赞扬董狐是个坚持原则的优良的史官。孔子所谓“书法不隐”实际上主要是根据价值观念判断史实。
《何以中国》内页实拍图
还有一个就是“崔杼弑其君”的例子。崔杼是齐国的一个大夫，但他杀死了齐庄公。齐庄公比晋灵公更荒唐，他不仅勾引崔杼的妻子，与之通奸，还让崔杼的妻子把崔杼的官帽偷带给他，然后再在朝堂上大肆宣扬。这对崔杼来说是奇耻大辱，于是崔杼要求妻子把齐庄公骗到家中，暗中杀死。被杀之前，齐庄公连连求饶，表示愿意去宗庙请罪，在大臣面前给崔杼道歉。但是都没有用，崔杼还是把他杀了。崔杼杀死齐庄公情有可原，但是根据当时的价值观念，国君再荒淫无耻，他也是国君，而崔杼是他的下属，就不能弑君，这不符合礼法。所以齐国的太史就记录“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崔杼要求史官改掉这句话，史官因不答应被杀，职位由史官的弟弟继承。史官继承比较困难，当时都是子承父业或者兄终弟及。比如司马迁是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这是因为史官有很多经验和材料都是口头相传的，而且还需要掌握天文、历法等知识。而齐国的这位太史兄弟三人都做史官。大哥死后，老二来了，崔杼问老二准备怎么记录。答曰：“崔杼弑其君”，又被杀。接着老三来了，崔杼再问他准备怎么记。答曰：“崔杼弑其君。”崔杼这时候开始害怕了，因为他心里明白，上天也许会因为他杀害史官三兄弟而更加降罪于他。就在崔杼准备对付老三的时候，在齐国南面有另一个史官南史氏已经在赶往首都的路上，他听到这个消息，打算如果崔杼把太史三兄弟都杀了，他将继续写下“崔杼弑其君”。
崔杼自己也知道史官杀不尽，只好允许这样记载。
那些史官为什么这么坚持？当然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为一种职业道德。但是深层次的，他们在考虑什么？就是“不可欺天”，因为欺天，自己就要受到惩罚。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里面举了一系列他自己心中的“天地有正气”的典范，其中就谈到齐太史。这样一种“史德”也就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部分。“史德”不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一种对事业、信念的忠诚，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
《何以中国》内页实拍图
大家也看到，我们从一开始记录历史就认为观念要重于事实，这是因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虽然“天人合一”几个字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天给“天人合一”比较积极的解释，一般是指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但是它的本意是强调君权神授。天子、君主的权力来自神或天，所以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天派他下来，他的权力也来自神授、天授，所以历史记录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解释天命。天命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朝代兴起是因为上天把使命交给了他，并且肯定会有很多吉兆，以至于皇帝的出生都可以证明他是天的化身或者是天派下来的代表。相反，如果一个朝代衰落了，这个皇帝身死或者统治被推翻，主要还是归咎于他已经失去了天命。“天之所厌”，是天或者神对他有所不满，就会出现种种凶兆，很多就反映在人事或者自然现象上。天文其实也是用来解释天命的，这一点很重要。比如说《史记》里面记载周朝的祖先是后稷，后世称他为“农神”。那他是怎么出生的呢？据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郊外游玩的时候踩到一个巨人脚印，回来就怀孕了。姜嫄因踩到巨人脚印而怀有后稷，这证明后稷是神的后代，因此后稷能够开创西周，成为西周始祖。
这个记录其实也有现实的根据。古代中国曾经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当时的人因为还没有足够的医学知识，看到婴儿从母亲肚子里孕育出生，所以就崇拜母亲。不单是古代中国，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曾经历过母系社会和生殖崇拜。而且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夫一妻制度，组建家庭，往往是群居、群婚，所以古籍记载当时的社会存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庄子·盗跖》）的现象。即便是孩子的母亲也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后稷就很容易被附和为神的孩子。也许这个故事完全是编出来的，也许不是编的。可能后稷刚出生的时候，就与常人有异，或者特别强壮，这也可能导致姜嫄相信这是神的孩子。
如果说这个故事还比较符合早期原始社会的实际情况，那么《汉书·高帝纪上》记载的汉高祖刘邦出生的故事，我认为完全是为了证明刘邦建立汉朝乃天命所归。有关刘邦的出身，史书都承认——“细微”，就是草根。到什么程度呢？父亲和母亲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刘邦后来做了皇帝，尊其父亲为太上皇，称他父亲为太公，太公就是尊称，并没有名字；而他的母亲就称为刘媪，就是刘大妈、刘大娘，也没有什么名字。
据说刘媪回家的路上，走累了，就在一个池塘边上躺着睡着了。（改革开放以前，我到北方的农村，也经常可以看到躺在地上休息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刘邦的父亲在家里看到妻子还没回来，就去找她，走到那一看，结果发现一条龙在妻子身上翻滚，把她带回家后，就发现她怀孕了。这样一来，刘邦就成为了龙的后代。当然，这样的故事，后面的朝代就很少用了，但是在当时，大家还是认可了这个解释。后世也有，比如赵匡胤出生的时候就是红光满室，这个也没有录像或者照片，有人这么说，大家也就都这么说了，以后的帝王出生吉兆也多是这类情况。除了证明刘邦出生传奇之外，还要为他造势、造舆论。比如，说他的鼻子生得很高，耳朵可以碰到肩，两手垂下过膝盖，最神奇的是说刘邦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个黑点。古人公开穿短裤的情况是很少见的，那史官怎么知道刘邦腿上有七十二个黑点呢？但这种情况史官依然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并且记录在正史之中，实际上就是为了证明统治者的合法性。
我们现在看到二十四史和其他正规的史料，甚至有些档案里，都记载了好多祥瑞，吉祥的征兆。有的是天文方面，比如说刘邦的部队打进咸阳的时候，天上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奇观；有的说某某出兵的时候，紫气东来（我不知道紫气是不是指雾霾或者沙尘暴）；还有的记录某地产了灵芝，某地出现了嘉禾——一般而言庄稼只结一个穗子，双穗为嘉禾，还因此把这个地方改名为嘉禾；更夸张的还有看见龙尾、麒麟之说。另一方面，史料中也记载了灾异。昏君上台了，这个朝代要亡了，就出现各种灾异。有的是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短期的，像太阳黑子、日食，甚至日全食。如果将出现日全食，史官一定要预报。这是令人非常恐慌的事情，因为太阳象征皇帝，日全食就等同于掩盖了皇帝的光辉。太阳黑子出现了的话，一般解释为皇帝有过错。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太阳黑子现象的国家，但这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史官记载下来以警告皇帝。日食、月食、地震都是上天的警告。
《何以中国》实拍图
中国对地震的记录也很早。非常巧，中国史料上记载的第一次地震，就是夏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夏桀统治时期出现的。下一次比较大的地震，正好是西周最后的君主周幽王统治时期出现的，并且西周都城附近的岐山也出现了山崩，这些都预示这个王朝气数将尽。可见天文与人事紧密联系。所以如果史官看到太阳出现黑子不报，或是没有预测到日食，或测得不准，都是欺君的死罪。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天文跟相关的数学一枝独秀呢？这都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为了应对这些灾异现象，重视上天的警告，皇帝需要过一段苦日子。比如皇帝以前吃饭可以欣赏音乐歌舞，现在不允许；山珍海味也不可以吃，要减膳，吃简单的食物；要禁欲，不能亲近女色；要素服，不能穿华丽的衣服；要住在光线暗的房间里，闭门思过，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以致太阳都被遮住了。皇帝有时还要公开表态，必要时要下“罪己诏”承认自己对不起上天，还要号召大臣直言极谏。所以汉朝时如果碰到日食，大臣就可以直言极谏，皇帝不能反驳，骂得再厉害也得容忍。天文跟人事就这样联系起来了。所以官方记录历史，最关心的其实是统治者到底是得天命还是不得天命。
所以中国历史上，除了前四史，有的史书还是个人编纂的。但实际上像司马迁、班固等都是依靠官方的材料，都是史官。这以后，一个朝代灭亡后，新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开馆招揽人才，由高级官员，如丞相一类的人主持修前朝史。修史不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而是要证明前朝的灭亡是天命已失的结果，同时证明本朝兴起乃天命所归。内容包括本朝的开国皇帝怎么出生、怎么发达，出现了多少祥瑞，前朝统治者统治期间又出现了多少灾异。用今天学界流行的话讲，就是修史者要证明当前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证明某种历史规律，如“多行不义必自毙”，或者“天之所厌”。这不是通过讲其他道理，而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记录和解释来完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记录历史，价值观念重于事实。至少从孔子开始，已经开创了这样一种记录历史的原则。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我们知道《春秋》不是孔子写的，而是由鲁国历代史官记录下来，最后由孔子改定。
为什么孔子有那么大的能耐？因为春秋笔法。如果孔子给这个人、这个事用了一个褒义词，这个人简直像穿上华丽的贵族的服装、戴上华丽的帽子那么荣耀；如果孔子用了贬义词，这就比被刀劈斧砍还严重。因为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肯定，在当时的观念里，他死后到另一个世界都很荣耀，而且子孙都能得到余荫；反过来如果被孔子用了贬义词，那他死后在另一个世界就不得安宁，而且会祸延子孙，这就很严重了。所以孔子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价值观念来决定褒贬。再者，孔子明确提出，对尊贵、贤能的人的错误或缺点要掩盖起来，即“《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意思就是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主要贡献，支线问题要帮忙掩盖，不要直接记录，如果这样还不行，干脆就直接删掉。当时孔子有个原则叫“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意思是该记则记，该删则删。一根简，如果这段不好，就拿刀砍掉或者削掉。现在看到有些竹简、木简是断的，实际上可能是削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春秋》，可以肯定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已经被孔子删掉了。这就是春秋笔法。
比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记：“天王狩于河阳。”天王是周朝的天子，河阳是一个地名，“狩于河阳”就是在河阳这个地方举行狩的仪式。现在我们一般把“狩”理解为打猎、狩猎。其实“狩”是当时天子、贵族所举行的隆重仪式。一般选择在每年秋冬之季，因为这时的庄稼已经收获了，百姓比较空闲，准备祭品也比较容易；动物准备过冬也积累了大量脂肪，比较肥美。这时选个黄道吉日，带上仪仗队、警卫，隆重地吹吹打打，从城里来到猎场。大家先打猎，打完了把其中一部分猎物祭天祭祖，然后享用祭品，玩乐，这叫“狩”，这是个很隆重的仪式。照理说这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狩于河阳”实际上是一些专横跋扈的诸侯，他们在河阳地方举办盟会，然后通知周天子去参加。这属于以下犯上了，天王是最高统治者，诸侯没有资格指挥天王。天王去不去？得去。到了东周的时候，周天子已经名存实亡了。周天子的存在完全是依靠这几个强大的诸侯，他不敢不去。这件事对周天子来讲是奇耻大辱，孔子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不能不记。但若如实记，就等于承认周天子是被诸侯召唤，不得不参加盟会。这既违背了孔子的价值观念，也损害了天王的威望。于是孔子就用了这个“狩”字。孔子这种记录历史的办法也为后世所沿用。
我们在二十四史中看到“狩”字，不要以为君主很神气。比如北宋灭亡以后，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俘虏押送到黑龙江。宋朝的史书就记载——“二帝北狩”，意思就是两个皇帝去北方打猎去了。实际上在那里坐井观天、受尽屈辱，记为“狩”。所以大家以后看到“狩”字，千万不要认为那么庄严隆重。又比如清朝，慈禧太后让义和团去进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结果非但没有攻下来，还导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当时的报纸和清史记载“太后西狩”，意思是太后去西边打猎去了。这些例子说明中国的历史记录，至少从孔子的时代开始，所强调的是政治的合法性。实际上这是政治建设最高的服务方式，其他都是具体的，要证明本朝的政治合法性，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中国以前修史的观念。
这种观念也有它进步的一面，而且往往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唐太宗的时候要修前史。照理隋朝就应该修隋朝以前的政权的历史。事实上隋朝以前，南方、北方的政权历史编修程度不一。由于隋朝持续的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为前朝修史就灭亡了，所以唐朝的史官任务很重，不但要修隋朝的历史，还要修隋朝以前，实际上从晋朝开始未得到官方承认的政权的历史。
史官碰到难题了，因为隋唐大一统之前长期存在南北分裂的局面，比如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北方先是十六国，后是北魏，后又分裂成东魏、西魏，后来又演变成北齐、北周。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大的政权都企图将来能统一全国，都把自己称为“中国”，而把对方称为伪政权，而且用很不礼貌的词汇。比如北方政权骂南方政权为“岛夷”——逃到海岛上的野蛮人，不配做“中国”人；南方政权也骂北方为“索虏”——头发扎起来的强盗，我们才是“中国”。大家都说自己是“中国”，对立政权则是伪政权、反动派、野蛮人。这就给唐朝史官修史造成了许多麻烦。史官讨论了很久都没办法决定，最后请示唐太宗。唐太宗下令二史并修，北方政权修一部《北史》，南方政权修一部《南史》，双方都是“中国”，都是平等的，统治者都是皇帝，都不是伪政权。
我们现在事后来看，唐太宗这个决定很有智慧，当得起“英明”二字。首先，唐朝当然要肯定自身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唐朝的政权来自北方，唐朝继承隋朝，隋朝继承北周，所以不能否认北方政权的合法性。但是他也不能否定南方政权。因为到唐太宗统治的时候，原来南方政权统治过的地方和人口，约占当时唐朝的一半。如果唐太宗把唐朝差不多一半的人，都称为伪政权统治过的民众，不承认南方政权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对唐朝的统治和长治久安没有好处。所以他从国家一统的角度出发，认为既然统一了，就要维持“中国”的统一，包括分裂时期也承认大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分裂是暂时的，任何历史时期，分裂政权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唐太宗在《南史》《北史》中都肯定他们是正统，统治者都是合法的皇帝。
《何以中国》实拍图
中国经历过这么多天灾人祸、改朝换代，从一开始就有“中国”的概念，并且这个概念得到延续，离不开历代史官长期的维护。皇帝可以姓李、可以姓赵，政权可以改名称，从秦汉到明清。但是，他们统治的一方被称为“中国”，始终没有变过。所以唐太宗采取这样的方法修南北朝史，实际上维持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个概念在以后都得到了延续。比如元朝统一中国以前，南方是南宋，北方是金朝；时间再往前推，北方是契丹或辽，南方是宋。元朝是怎么处理这段历史呢？三史并修，《辽史》《宋史》《金史》。每一个朝代不管他们当时分裂，元朝都承认他们是“中国”，都是正统，都可以修正史。
历史虽然不是简单的重演，但会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看这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的情况。我第一次到台湾去感受很深，比如像火车，我们大陆分特快、快车、慢车，台湾分自强号、复兴号、莒光号。莒光取自“毋忘在莒”。这个成语出自《吕氏春秋·直谏》：“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春秋时齐国内乱，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出奔于莒。以后公子小白当了国君（齐桓公），鲍叔牙提醒他不要忘了出亡莒时的艰难。后来蒋介石于1952年1月视察金门岛时为守岛部队题词“毋忘在莒”，以示鼓励和诫勉。“毋忘在莒”的政治意义可见一斑，甚至连火车都是用这个来命名的。如果我们简单地这样记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中国当然是分裂的，那时候谁都不承认对方是中国。但是如果今后我们修这段历史，还会分“岛夷”“索虏”吗？其实还不用等修史，胡锦涛主席早就已经改变了“海峡两岸”的提法。以前我们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当然是事实。为了更有利于统一，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所以我相信今后我们修这段历史，肯定会采取唐太宗的处理方式——大家都属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还是要维持它当时的价值观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朝。清朝最初为明朝修史的时候就强调天命。清朝初年有一个解释说，明朝不是亡于大清，而是亡于流寇。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才是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军入关剿灭李自成政权，是为明朝遗民报了“君父之仇”，明朝遗民照理应该感谢清廷，而不是奋起反抗。但是明朝遗臣认为清军剿灭李自成政权后，理应回到长白山去，但清军非但不走，还继续南下，所以当然不会感谢清廷。清廷对此的解释则是天命所托，上天认为明朝气数已尽，天之所厌，清朝取代明朝乃应天命。因为当时明朝灭亡不久，如果说崇祯皇帝荒淫无道，老百姓不能接受——事实上崇祯皇帝也不是昏君，而且崇祯皇帝的结局也颇为惨烈。李自成叛军攻破内城，守兵和大臣四散，最后崇祯皇帝见时局已经无法逆转，便带着太监从神武门出，爬上景山自杀了。自杀前，还留下遗诏，要李自成不要伤害百姓。死后披发遮面，以示无颜面见祖宗。由此可以看出，崇祯皇帝还是一个负责任、心系百姓的君主。如果清朝说他荒淫无道，百姓是不会接受的。而清朝一本正经为崇祯皇帝发丧、致哀、安葬，就表示不是皇帝不贤德，而是明朝天命已尽。所以这段历史就是要证明清朝乃天命所归。
但是等到清朝稳定下来，清朝发现，还是要维持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开始准备修国史。乾隆皇帝专门下令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简称《贰臣传》），“贰臣”就是叛徒，专指服务于两个王朝的臣子。将带头投降的洪承畴、后来的钱谦益，凡是投降清朝的明朝大臣，统统列入《贰臣传》。乾隆皇帝还做了重要批示，说这些人虽然对大清朝“不无微功”，功劳还是有一点的，但毕竟“大节有亏”，所以还是不能称为榜样。相反地，乾隆皇帝把那些抵抗清朝而死的明朝忠臣，列入“忠臣传”——《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不但在中央这样做，还通知各地在编修地方志时，将那些凡是因抵抗大兵、对抗清朝而死掉的人，无论是战死、自杀、被杀，官员统统列入《忠臣传》，老百姓全部列入《义民传》，女人全部列入《节妇传》。所以我们去看扬州、嘉定的地方志，就可以看到忠臣一大批，都是为抵抗清朝服毒自杀或者被杀，节妇也很多，如王氏投缳自杀、李氏跳井自杀等。甚至还公开了袁崇焕之死的真相。我们知道“己巳之变”的时候，崇祯皇帝命袁崇焕守北京，打退了清军的包围，随后袁崇焕进一步督师对抗清军，清军打不过他。最后清朝用反间计，故意让人泄露伪造的袁崇焕与清军秘密来往的信件。崇祯皇帝本就生性多疑，明朝大臣之间的利益集团又有斗争，最后判定袁崇焕和清军勾结之罪。袁崇焕被施凌迟之刑，千刀万剐，当时北京老百姓信以为真，十分憎恨袁崇焕，纷纷观看行刑，啖之血肉。到乾隆年间公开了这个秘密，为袁崇焕平反，说他是明朝的忠臣，在北京为他建庙祭祀。
这些可以说是乾隆皇帝很有智慧的措施。中国古代社会，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民间始终有一种长期延续的价值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到了明清之际，一些地方有声望的乡绅、明朝退休在家的官员，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抵抗清朝被杀、自杀，或者是家产丧失，并且他们的子孙也都被当成“反革命家族”的成员，长期抬不起头。而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则成为新贵。但乾隆修史则使得抵抗清军的忠臣都得到肯定，那些曾经因抵抗清军而被压抑的江南地区的乡绅等得以重新扬眉吐气，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得到延续。
太平天国兴起后，成功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既不是满族的将领和八旗兵，也不是蒙古的将领和骑兵，而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汉族知识分子和他们组织、训练的乡土武装力量。但是曾国藩他们不是为了保卫一个异族的皇帝，而是为了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讲得很清楚，太平天国用暴行摧残、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太平天国把儒家经典称为“妖书”，规定知识分子不许看“妖书”；把孔庙烧毁，将孔孟牌位扔进粪坑；勒令读书人要么加入太平天国，要么就被杀死。所以曾国藩这篇文章讲，孔子孟子、我们的祖宗在九泉之下痛哭，我们现在如果再不起来捍卫我们传统的这一切，还有什么脸再去见祖宗？
大家想想，如果清朝没有注意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当这一批知识分子发动起来，产生的精神的感召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同时，他们还及时地利用了西方的先进武器，比如后来李鸿章就请洋人组织洋枪队、常胜军。曾国藩也注意到发展新的武器、枪炮、军舰，中国的第一艘蒸汽机轮船就是在曾国藩驻在安庆期间，由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黄鹄”号。后来这些都应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上。曾国藩本身也不会什么武术，如果大家去看他留下的文集，会发现行军打仗的内容都不是主要的。他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对家乡的父老百姓，甚至对他的敌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的、道义的力量。这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他们已经认同了清朝皇帝是一个合法的统治者，清朝是一个得天命的朝代。所以历史起到了这样的重要作用。
*摘自《何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