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提到，光绪二年春，北京爆发了一场很严重的传染病疫情。这场疫情当时叫“喉风”，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白喉病。疫情造成死者众多，出城办丧事的灵柩多到堵塞城门的程度。
谭嗣同的父亲当时在通州任坐粮厅监督。家庭成员包括一妻一妾，妻生的三个儿子，其中长子谭嗣贻已经结婚五年，次子谭嗣襄婚否不详，三子谭嗣同还是十一岁的孩子，妾生的一儿一女。妻生的二女儿已经出嫁，夫家是祖籍广西省灌阳县的唐景崧，当时住在北京，是翰林院庶吉士。至于妻生的大女儿婚否不详。估计谭家包括谭嗣同在内当时在通州的大约十几人。
疫情主要是在北京城爆发的，首先是谭嗣同的二姐，就是唐景崧的妻子先传染上白喉，病情危重，生命危在旦夕。消息传到通州谭家，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去北京探望女儿，不幸也被感染，回到通州后又传给家中其他子女。然后病情发展很迅速，正月二十七日谭嗣同二姐谭嗣淑病死，四天后二月初一母亲病死，次日初二大哥谭嗣贻病死。这就是谭嗣同后来说的“少更多难，五日三丧”。
谭嗣同这年十一岁，也感染了白喉，病情非常严重，昏迷三天苏醒过来，侥幸得以保全性命。这段经历仿佛死后复生一般，所以父亲给谭嗣同取字叫复生。
谭嗣同在《附录先仲兄行述》中提到同样这件事说，五天之内，母亲、大哥、二姐先后死去。二哥护送母亲灵柩回湖南浏阳县，这年死在北京的亲属一共六人，都送回浏阳安葬。
谭继洵一家十几人，五天之内死了三口，可见北京这场白喉病流行是比较严重的。根据谭嗣同的描述，“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噎不时通”，可见虽然没有死亡人数的具体记载，但是北京确实死了不少人。
不过在清朝正史中并没有记载这场疫情。
《清史稿》中记载了无数瘟疫，内容都很简略，多数这样写：某年某月，某地大疫。只有极个别的这样写：某年某月，某地大疫，死者无算；某年某月，某地大疫，死者不可计数。就是这样简略的写法，里面都没有提到光绪二年北京这次喉风病流行。
为什么正史不记载呢？
因为清朝几乎年年有大疫，死亡都非常多。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疫情记录得密密麻麻，往往是同一年份多地发生许多次局部大疫情。跟这些疫情相比，光绪二年北京这次疫情大概没资格写进正史。
可见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瘟疫流行多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