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我揣着苏北老家土墙缝里抠出来的五块八毛钱，踏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望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枯黄麦田，我裹紧补丁摞补丁的棉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身褪色的土布衣裳，很快就要换成空军蓝了。那年我十八岁，饿得最狠时啃过榆树皮，却在三个月后，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用冻裂的双手举着钢枪，成了东北空军某部新兵连最能吃的兵。
新兵连的床铺是东北大炕，躺下去像睡在冰窖里。南方来的小个子王二狗半夜哭醒，说脚趾头冻得没知觉了。班长抄起搪瓷缸子就往外冲，回来时缸沿结着冰碴子，把二狗的脚按进雪水里揉搓。我缩在被窝里数着墙上的霜花，突然想起离家前夜，娘把全家最后半碗玉米面烙成饼塞进我包袱。那天凌晨四点紧急集合，我裤腰带上别着半块没吃完的饼，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跑了五公里。
炊事班长老赵头总爱敲着铁勺喊："管够！管够！"头回见着白面馍馍堆成山，我眼珠子都要掉进笼屉里。新兵连结业那天，我创下的纪录是八个馍头配两碗白菜炖粉条。班长拍着我鼓胀的肚皮笑骂："你小子是把前十八年的饭都补回来了！"其实他没看见，每次吃完饭，我都偷偷往军装内兜塞半个馍——不是怕饿，是总梦见老家土灶前，三个妹妹眼巴巴望着锅台的眼神。
黑板报成了我的战场。每周五晚饭后，我蹲在走廊尽头，借着昏黄的灯泡描画刊头。有回画"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标语，红色粉笔用完了，我咬破手指硬是用血抹出个五角星。连长半夜查岗看见，第二天全连早操时，突然喊我的名字出列。我两腿打颤以为要挨批，他却摘下自己的钢笔别在我胸兜："机关就要这样的兵！"
下连分配那天，我被单独叫到团部。政治处主任的茶杯冒着热气，他手指敲着桌面说："放映员是个技术活，但得先过警卫连这关。"我还没反应过来，背包已经扔进了全团闻名的"魔鬼连队"。这里站岗要纹丝不动三小时，雪落进领口化成水又冻成冰；五公里全副武装跑，绑腿里灌进的雪渣能把小腿磨出血；半夜紧急集合，黑暗中打背包的速度决定能否吃上早饭。
最难忘那个零下四十三度的冬夜。我站弹药库第二班岗，呼出的白气在眉毛上结出冰溜子。远处突然闪过黑影，我拉枪栓的手冻得粘在铁皮上。等看清是查岗的团长，血已经顺着虎口滴在雪地上。团长没说话，摘下自己的皮手套扔给我。那副带着体温的手套，后来在靶场帮我打出全连首个五十环。
那年开春，我带着满手冻疮去电影组报到。老放映员传给我个铁皮箱，里面装着胶卷倒片器，还有本边角卷起的《放映机维修手册》。但每周两次的警卫连强化训练照旧，有次背着三十斤放映设备跑障碍，我在矮墙前摔得满嘴血，爬起来时看见机关楼顶飘扬的军旗，突然就笑了——原来当兵这件事，早就像那八个白面馍头，把骨子里的饿，酿成了血里的铁。
二十二年军旅，我从举着钢枪的哨兵变成握着放映机的文化教员，可最常入梦的，还是新兵连呵气成冰的清晨。去年回老部队，看见新兵抱着触控屏学条例，食堂里自助餐摆着六种主食。我站在当年的黑板报位置，手指划过墙面，突然摸到个凹凸的痕迹——那是1975年某个新兵，用冻僵的手指刻下的五角星，如今裹在崭新的乳胶漆下，依然滚烫。
（经历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