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东亚海域的跨境人——从作为文学题材的倭寇谈起

主持人的话

葛兆光

木津教授这篇论文有图有文，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小说，却涉及几个历史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倭寇”的成分。这是历史学界讨论很多的话题，从传统史家把“倭寇”当作日本海盗，到如今学界逐渐认识到“倭寇”之由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明王朝海禁政策产生的，因为海禁导致明朝、日本和朝鲜之间贸易不畅，断绝了沿海生计。因而倭寇中虽然以日人为主，但也有很多华人。论文中提及的明代小说中杨八老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问题是明代这类小说内容的来龙去脉。通常，文学史上讨论的是虚构的小说，但现代的小说史家却总希望从中看出真实的历史。从蔡元培、胡适考证《红楼梦》《水浒传》开始，这成了文学史现代研究的新传统，并使得文学研究日渐历史化。而历史学家也同样推动从文学作品的历史解读，像吴晗从《金瓶梅》和“三言二拍”中讨论明代社会史和经济史，就曾经成为典范。这篇文章讨论《杨八老》借元代说明代，《胡少保》借《筹海图编》编小说，论说小说作者可能是胡宗宪群体中人，其实都在这个研究典范的延长线上。但是，我最想说的是第三个问题，即“跨境人”。在历史上，那些夹杂在倭寇中谋生的华人、担任语言翻译的华裔通事，和长住异域往来海上的商人，都可能是“跨境人”，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群体。之所以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游走在不同国家之间，原本确定身份归属的国家，仿佛失去了定位功能。在前近代主权国家和身份认同还不那么神圣和确定的时候，“跨境人”的身份意识与国家认同，就不那么固执。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历史上分为两国的中日之间，就是在如今已属一国的华夏，比如在契丹辽的汉族官僚，就常常有“越境之举”（见史怀梅《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而在蒙元被明朝逐出传统中原之后，也曾有不少汉族官僚士大夫要做蒙元的遗民。即使在现代，因为有大量海外移民，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之间，也有很大的分歧，因此学界才会那么热烈地讨论“离散（Diaspora）”的问题、“华文文学”的问题。

木津教授的这篇论文相当有意思，《杨八老》中的这个主角，是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十几年的“跨境人”，“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或许他的认同感已经和一般日本或中国人不同，正如文章最后引用《型世言》中徐海的话说，自己“不属大明，不属日本”，而且是“海外天子，生杀自由”。这让我们想到前现代的历史上，原来东亚海域还有这样一类游走在国与国之间，出身中国却“断发魁头、足多跣”、惯于倭寇的“挥扇蝴蝶阵”的“跨境人”。所以，这篇论文所涉及的故事，其意义不止是木津教授所说的“为白话小说提供了倭寇、海贼、走私贸易等题材，还构建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世界”，而且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传统时代沿海民众的生存状态如何影响国族认同的历史问题。

[日]木津祐子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京都）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2期

【摘要】本文以明末两种倭寇题材的小说为分析对象，通过揭示故事结构和小说中描述的倭寇形象与倭寇相关史料的密切联系，探讨当时活跃在东南海域的跨境人的身影。《杨八老越国奇逢》显示出当时的人们对倭寇的形象持有一种较为稳定的共识；《胡少保平倭战功》是充分利用收录在《筹海图编》等著作中的胡宗宪麾下的唐宋派文人的作品而写成的。这些小说诞生之时，中国文坛正处于一种文官与武官、高级文人与白话小说推手之间的距离开始逐渐缩小的状态之中。小说所描写的“倭寇”是明朝晚期东亚海域可自由通商和多民族杂居的状况——史学家称之为“倭寇状态”——的象征。其主角除了倭寇之外,还有寻求互市的民间商人，以及为了获得对中国贸易的权利而独自派遣遣明船的日本战国时期的武将等跨越国境往来的跨境人。这些小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些跨境人的文字记录。

【关键词】倭寇跨境人白话小说《日本风土记》《筹海图编》

收录于《古今小说》中的《杨八老越国奇逢》以倭寇作为故事题材，情节如下：西安人杨复在元朝至大年间（1308—1311）为了家计而将妻小暂留故乡，独自一人前往福建漳浦做生意。在漳浦，杨复组成了新家庭，事业顺遂。而就在他欲返回西安探亲之际，被来袭的倭寇所俘虏，并被带到了日本。杨复沦为奴仆，在日本被人使唤了十九年。在泰定年间（1323—1327），杨复被征用为倭寇而前往中国，他们从温州开始袭扰浙江各地。就在此时，杨复巧遇当时被分别留在西安和漳浦二地的两个儿子，两人皆进士及第，且任官于浙江绍兴府。两人认出父亲，随即拯救父亲脱困，最后一家团圆，荣华一生。

松枝茂夫教授早已指出，“因有‘胡元之世’，此非元人所作一事清楚明白”。小说中故事发生于元朝至大至泰定年间，这一时代背景显然是虚构的。即使如此，故事本身并非全是荒唐无稽之谈，关于倭寇这部分的史实和传闻，在一定程度上忠于事实。本文将以明末白话小说从《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等“倭寇史料”中取材的状况为线索，探讨倭寇等明末“跨境人”（边界人）在文学创造的场景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倭寇”

（一）时代背景

倭寇大量出现于中国东海岸始于13世纪以降。相关史料的记载显示，至14世纪倭寇主要集中袭击朝鲜半岛，洪武二年（1369）之后开始出现倭寇袭击中国东海岸的记载。难以设想《杨八老越国奇逢》（以下简称为《杨八老》）中设定的元朝至大到泰定年间，福建会发生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么严重的倭寇掠夺。如松枝氏所推论的“这大概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杨八老的故事应发生于江浙至福建地区倭寇最猖獗的嘉靖三十年（1550）前后。这期间的倭寇被称为“嘉靖大倭寇”，其主要袭击地是江浙一带和福建沿海，而倭寇活动于这两地区的时间也有些不同。根据田中健夫的“后期倭寇の侵寇回数一览”表，从倭寇大量出现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到倭寇头子王直被杀的嘉靖三十八年这八年间，倭寇出没于江浙沿海地区总计三百六十二次，而福建仅五十九次。这状况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握有官军大权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失去势力之后，被赶出浙江的倭寇残党与广东的海寇相勾结，开始以漳州月港和潮州南澳为据点活动，浙江和福建两地的情况才有了转变。从酝酿于嘉靖三十九年、爆发于嘉靖四十年的“月港二十四将之乱”，到平复祸乱的嘉靖四十三年为止的四年间，江浙地区的倭寇袭击次数锐减到仅有四次，而福建则多达六十五次。相较于嘉靖三十八年之前，浙江和福建两地的倭寇势力范围完全颠倒。假使《杨八老》的故事舞台漳浦真的受到过激烈的倭寇袭击的话，那很可能是发生在1560年前后，而杨八老被俘虏至日本，过了十九年后再以倭寇身份返回中国，则在1580年左右。虽然无法否认这一可能性，但明朝在隆庆元年（1567）解除海禁，漳州月港成为新的商贸据点，东南沿海的海盗势力快速衰退。考虑到上述情况，1580年倭寇再次袭击浙江就与史实相背离了。和这部作品所描写的倭寇最为相近的还是16世纪50年代的“嘉靖大倭寇”。

（二）作品所呈现的倭寇造型

下面讨论《杨八老》中所呈现的倭寇造型和倭寇史料记载之间的关联。

1.“断发魁头”“足多跣”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的《倭寇图卷》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抗倭图卷》鲜明地描绘出了当时典型的倭寇形象。剃发露顶，并赤脚挥舞着日本刀，用法螺贝发号令和打暗号。（图1）

图1 “断发魁头、足多跣”的倭寇造型（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倭寇图卷》

这或许是当时人们共有的对倭寇形貌的单一认识。从倭寇的角度来看，这种视觉形象能告知他人自己的倭寇身分，煽动恐慌情绪。倭寇史料《日本考略》（嘉靖二年〔1523〕初版，嘉靖九年〔1530〕重刊）的卷一《风俗略》中记载道：“其形体，男子断发魁头，黥面文身，……足多跣，间用履，形如屦，漆其上而系之足，首无冠。”虽《日本风土记》（万历二十年〔1592〕为止成书）卷二《风俗男子》中记载道：“男子断发魁头，黥面文身，……足多跣，首无冠，中古及今，皆设其履，名曰法吉木那（はきもの），形如屦，漆其上面系其足”，记述中仍留有“断发魁头”“足多跣”之语，可知断发露顶、赤脚的倭人形象的根深蒂固。

《杨八老》也不例外地继承了这一倭人形像：

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此处描写被俘虏的中国人“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被迫变身，反正死路一条便自暴自弃，“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挨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将“断发魁头”这一形象用作决定俘虏下场的关键因素。

郑舜功撰《日本一鉴》（嘉靖四十五年〔1566〕之后所成）的《穷河话海》卷六《被虏》也有如下记载：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以来，倭寇每犯于中国，于今一十五年矣。边民被虏于夷岛，莫可胜算。昨岁癸亥提督浙江都御史赵炳然出师于温州，俘囚童马二［原注：一名陈十二、又名陈二矴］称倭萨摩［原注：倭音腮兹迈］之高洲［原注：倭音太佳自］边海所居不满百，被虏中国男女二三百人，髠其发，跣其足，使之牧牛马。

“边民被虏于夷岛，莫可胜算……被虏中国男女二三百人，髠其发，跣其足，使之牧牛马”的描述正好与《杨八老》的故事情节一致，可见“断发魁头、足多跣”印象已经固化。

2.“寇术”

接着来看关于倭寇的战术。《杨八老》里收录了以下这首诗：

昔人有诗，单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诗云：

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

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

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

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诗中划线部分“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中的“蛱蝶”以及“长蛇”和下文所示《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寇术》中的描述十分相符。

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首，则从下砍来。

又为长蛇阵，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

除了这些部分以外，像“鱼贯”这一关键词，还有以“扇”来指挥部署的情形等也是两者相通的。

下面再来细看《杨八老》中对倭寇神出鬼没的生动描写。

谁知倭寇有智，惯是四散埋伏，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只见那倭子把海叵罗吹了一声，吹得呜呜的响。四围许多倭贼，一个个舞着长刀，跳跃而来，正不知哪里来的。

此处出现的“海叵罗”（法螺贝）、“长刀”（日本刀），和“断发魁头”“足多跣”一样也是倭寇的象征，《倭寇图卷》《抗倭图卷》中亦有描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寇术》中的下面这段描写：

对营必先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炮。

卫阵必伺人先动，动而后突入，故乘胜长驱，战酣必四面伏起，突绕阵后，故令我军惊溃。

虽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情景，但“林子内先是一个倭子跳将出来，众人欺他单身，正待一齐奋勇敌他”（《杨八老》）的描写展现的是与《寇术》中“对营必先遣一二人跳跃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炮”相似的内容，而“正不知哪里来的”（《杨八老》）则可以视为是对“故令我军惊溃”（《寇术》）这一“我军”的心理状态的呈现。“四散埋伏”和“四面伏起”等表述虽为常用句，但也颇为类似。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小说《杨八老》的成书过程中，书中对倭寇的描述受到《筹海图编》等倭寇史料的影响。

上文所引《寇术》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刊《筹海图编》所载之物，而之后万历二十年（1592）刊行的《全浙兵制考》附《日本风土记》卷一《寇术》中沿袭了同一内容。到冯梦龙将此故事整理收录进《古今小说》的1620年前后，资料应已相当齐全。《筹海图编》为明代郑若曾（1503—1570）所撰，在其卷首的“参过图籍”中列举了唐顺之的《南北奉使录》、茅坤的《海防事宜》等著作。明嘉靖年间的唐宋派文人留下了不少关于抗倭对策的建议书或是记录倭寇相关事迹的作品。可见除了作为社会性事件，作为书作题材的“倭寇”在嘉靖时期已相当成熟。在此时代背景下，白话小说《杨八老》的故事的诞生也就极为自然了。

（三）“倭寇状态”与日本九州

杨八老作为倭寇的俘虏被带到日本，在日本度过了十九年。乍看之下显得离奇，但这种事在明代并不罕见。研究表明，日本九州各地曾有过不少唐人街。或许是杨八老的日本生活超出了小说作家的想象范围，小说中没有任何描写，如果小说是以当时实际发生过的事例为背景，我们可以猜想被带到日本的杨八老可能也就住在这种唐人街上。

《日本风土记》卷二《商船所聚》中这样描述明末的博多（现属福冈县）：

我国海商聚住花旭塔（はかたHakata）津者多。此地有松林方长十里，即我国百里之状，名曰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机，乃厢先（はこさきHakosaki）是也。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

“昔虽唐人，今为倭也。”这里虽被称为“海商”的聚集地，但或许其中有些人是被倭寇船抓来的。而且在当时的“倭寇状态”下，走私贸易，以及一些没有勘合符的九州大名（战国武将）的私人交易也包含在“倭寇”范畴内，因此“海商”和“倭寇”的界限就更模糊了。

此外，《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四《风土》中特别记载了萨摩高洲（现宫崎市高洲町）这一地方：

萨摩之夷，居商者多，今为寇者众。土夷扫部嘉靖丙辰胁从徐海入寇矣。又高洲地方二十年来流逋潜处，于其间本洲民居约百家，我民之被驱虏为夷奴者约二三百人，多是福兴泉漳边氓也。

此处提及的徐海原是嘉靖年间公认的倭寇头子王直的手下。徽商出身的王直是一名怀有自由贸易之志且秉有一定商业伦理而纵横边界领域的人物。而徐海则是借王直之威恣意杀戮掠夺的不折不扣的海盗，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被灭。至于引文中“土夷扫部”指的是谁，姓名为何，则仍是个谜。然而在《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流逋》中有一段记载：“嘉靖丙辰（三十五年），贼首徐海三度诱倭入寇直浙，随与贼首陈东围桐乡、巢沈庄。都御史胡宗宪计谋捣散之”，并用双行注详细叙述了事件原委，“萨摩伙长扫部”和其他“种岛之夷助才门、日向彥太郎、和泉细屋”等日本人名一并列举，由此可知“土夷扫部”的确是和中国的徐海等人合伙勾结的日本海盗的一员。

如上所示，被倭寇抓走的中国沿海居民中，确有不少是像杨八老一样，因被“断发魁头”而无法逃走进而被带去日本，而后又作为倭寇的一员坐上了袭击中国的船只。也就是《杨八老》中所描述的“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与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

王直原是徽商家庭出身，他钻海禁漏洞，在双屿和沥港设置私人海上交易据点，进而成为了海上商人的中心人物。在双屿和沥港遭到官军扫荡后，王直便将据点转移到了日本九州五岛列岛的福江和平户的唐人街。据史料记载，王直拥有大批手下，过着王侯般的生活。当时的九州战国大名也都积极地和唐人社会交流互惠。其中，丰后府内（现大分市）的大友氏以领地内的硫磺矿脉为武器，积极参与了遣明船主导权争夺战。嘉靖三十三年（1554）浙直总督杨宜以宣谕平定倭寇为目的，派遣了后来撰写了《日本一鉴》的郑舜功到日本。而杨宜不久便失势了，后继的胡宗宪亦以宣谕为目的，于次年的嘉靖三十四年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郑舜功和蒋洲（陈可愿为了向胡宗宪报告王直招抚一事先行归国）在同一时期滞留于丰后，并和丰后大名大友义镇（大友宗麟）有所往来。嘉靖三十六年，两人在大友义镇安排的丰后僧侣的陪同下分别踏上了归途。郑舜功归国后，派他到日本的杨宜已经失势，被胡宗宪谪迁到四川，而后在四川著成了《日本一鉴》这一大部头。而蒋洲等人所收集的信息，则成了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写作《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胡少保平倭战功》和“嘉靖大倭寇”

除了《杨八老》之外，《西湖二集》第三十四卷《胡少保平倭战功》（以下简称为《胡少保》）也是全面取材于嘉靖大倭寇的白话小说。《胡少保》受倭寇史料的影响比《杨八老》更为明显，作品的绝大多数情节都取材于描述嘉靖大倭寇的各种史料，可以说是一种实录性小说。小说讲述的是时任浙江监察御史的胡宗宪讨伐“嘉靖大倭寇”的核心人物王直和徐海的战争故事，如标题所述，是一篇为了表彰胡宗宪的战功而写的作品。由于收录在《西湖二集》中，所以该作品也归周楫所撰。可以将其看作万历年间的作品，但具体成书年代目前无从考证。

实际上，《胡少保》的所谓“取材”远超过取材的程度，可以说是“抄袭”了各种史料，只是将古文改成较白的文字而已。主要来源是《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和《嘉靖浙江通志》。下面举一些具体例子。

《胡少保》

《大捷考》、作者未详《擒获王直》

王直因问母亲汪妪人道：我生之时，可有些异兆么？汪妪人道：有异兆，生你之時，梦大星入怀，傍边有个峨冠的大叫道：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王直欢哉乐也的笑道：天星入怀，断非凡胎。草木皆冰，冰者，兵象也，上天要把兵书战策与我哩！因而遂起邪谋。

直因问其母汪妪曰：生儿时有异兆否?汪妪曰：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独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于是遂起邪谋。

《胡少保》

《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十

那时广东有一伙海贼陈四盼，自为一党。王直与他有仇，遂用计杀了陈四盼这一党，因而声言：我宣力本朝，请开互市。官府不许他开市。

时广东海贼陈四盼等，自为一党。王直用计揜杀，叩关献捷，乞通互市，官司弗许。

《胡少保》

《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十

余外败残倭贼，一支走崇德到省城，一支寇苏州、常熟，都是内地奸民为之向导。常熟知县王铁与致仕参政钱泮被杀；又攻围江阴，连月不解，府援兵不至，知县钱死之；又寇唐行镇，游击将军周璠战死。又有贼九十三人自钱塘白沙湾入奉化仇村，经金峨突七里店，宁波百户叶绅战死；从宁波走定海崇丘乡，又到鄞江桥，历小溪、樟村，宁波千户韩纲战死。

贼复一支走崇德以向省城，一支寇苏州常熟，多内地通番奸民为之向导。常熟知县王铁与致仕参政钱泮俱为所杀。已复攻围常之江阴，连月不解。县乞援兵于府，兵不至，知县钱被害。贼复寇唐行镇，游击将军周璠迎敌死之。別有贼九十三人自钱塘白沙湾入奉化仇村，经金峨突七里店，敌杀宁波卫百户叶绅。由甬东走定海崇丘乡，复折而趋鄞江桥，历小溪、樟村，敌杀宁波卫千户韩纲。

《胡少保》

《大捷考》、茅坤撰《纪剿徐海本末》

胡公度苏、湖之间，唯莺湖为四战之地，遂檄河朔兵自嘉兴入驻胜墩，又以吴江水兵当其前，湖州水兵在其后，胡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纵横击杀。贼人大败而走。又战，又大败而走。贼人大怒，都鼓噪而来，浙江都御史阮鹗见势汹涌，遂乘小舟入保桐乡。参将宗礼、霍贯道是河朔第一骁将，能征惯战之人，大呼“杀贼”力战，矢炮如雨，无不一以当百，杀贼数百。宗礼、贯道二将军各手刃十余人，徐海中炮而去。贯道对宗礼叹息道：“再得火药数斗，便可以了此贼矣。”

胡公既获谍，度苏湖之间，惟莺湖为四战之地。于是檄河朔兵自嘉兴入驻胜墩，阵而待。因以吴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后，而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衡击之。……贼纵数百人尝之，辄又败去。贼怒甚，鼓噪而前。提督阮公势皇急，于是走轻舸入保桐乡。而参将宗礼与裨将霍贯道等，乃自张左右翼，厚集其阵以待。……而霍贯道，河朔故骁将也。大呼众力战，矢炮如雨下，無不人人一当十，复击杀数十百人。而贯道亦手自刃十余人，贼盖怖，海且中炮，欲驰去。会火药尽，霍贯道面宗礼仰天呼曰：“吾两人再得药数斗，可以了此贼矣。”

《胡少保》

《大捷考》、茅坤撰《纪剿徐海本末》

徐海走投没路，只得投河而死，並陈东之党数千人尽为刀下之鬼。其中还有被毒酒药死的，遍身乌黑，就如黑鬼模样，共有三四百人。永保兵擒住王翠翘二人，问他徐海在于何处，王翠翘指河中道：“已死于此矣。”永保兵就河中捞起徐海尸首，斩其驴头，献与胡公。

海窘甚，遂沉河死。甫食顷，人人鸷而攫千余酋，蒐斩殆尽矣。中所故饮毒首虏黑色者，凡三百余人。于是永保兵俘两侍女而前，问海何在。两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翘，一名绿姝，故歌妓也。两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处。永保兵遂踏河斩海级以归。

上文这些例子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书中不属于对前述史料文本直接引用的仅局限于偶尔穿插于文中的对《水浒传》《牡丹亭》等的引用、对登场人物的介绍和台词的衍生部分等极少片段。而且，其相关史料都与胡宗宪有关。就上文所引的几种史料而言，《筹海图编》的编者郑若曾以及主要作者胡松、茅坤等人都是胡宗宪的幕僚，而且《嘉靖浙江通志》正是胡宗宪本人编修的。戴不凡先生说，《胡少保》中描述的倭寇事迹“与《皇明嘉隆闻见记》《皇明从信录》及后来《明史》诸书，往往小有出入”。此事不足为怪，因为《胡少保》主要依据的是《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和《嘉靖浙江通志》卷六十，自然会有与《皇明嘉隆闻见记》等文献不一致的地方。

戴不凡先生还写道，“小说末叙万历二十一年兵科给事朱凤翔”，并怀疑“或另有所本”。其实此处确有来源，而这来源就是另外一部明末章回小说《于少保萃忠传》第六十八回所引用的奏章，《胡少保》的奏文便是从此处摘录的。下面比较《胡少保》和《于少保萃忠传》的记载。

按王士骐撰《皇明驭倭录》，朱凤翔的奏章其实是万历二十四年上奏的，朱凤翔的官衔也不是兵科给事而是御史，《胡少保》与《皇明驭倭录》不同的地方却与《于少保萃忠传》相一致。可见《胡少保》的这一段描述依据的不是史实，而是小说《于少保萃忠传》。

《胡少保》

《于少保萃忠传》第六十八回

后来万历爷二十一年间,兵科给事朱凤翔慨叹道：“于忠肃之功，功在社稷，子孫虽爵之侯伯，亦未为过。胡宗宪之功，功在东南，子孙亦宜优恤。”遂将于忠肃同胡宗宪奏上一本，其中论胡宗宪道：……

（第840页）万历十八年……（第841页）逾一年……后二年（等于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兵科给事朱凤翔……,其（第842页）时有友在坐，因见朱公叹二公之功，乃问曰：“公言二臣之功，那二臣也？”朱给事答曰：“一是于忠肃公谦，二乃胡梅林公宗宪。”其友闻言亦赞曰：“二公之功诚然。”朱给事复曰：“吾观于忠肃之功，功在社稷，子孙虽爵之侯伯，亦未为过。胡梅林功，功在东南，子孙亦宜优恤。”是日其友別去，明日朱公即上章奏闻。其略云：……

三、结语

《古今小说》的《杨八老越国奇逢》讲述的是，在这一“倭寇状态”下，被迫往返于中国和日本的杨八老的故事。关于倭寇的记述则忠实地活用了各种倭寇史料的记载。《西湖二集》的《胡少保平倭战功》讲的是讨伐王直及徐海等倭寇头领的故事，为了追逼这些头领而派遣自己的幕僚越海至日本以寻胜机。作者涉猎多种与倭寇相关的史料，将古文的文本巧妙地转换并衔接成为小说语言。这些话本小说的作者并不仅仅是将文人所著的倭寇史料作为小说的题材来源而已，此亦与白话小说创作层与高级文人阶层间距离缩近这一时代背景相关。

比如《胡少保》所涉及的史料很多都为胡宗宪幕下的高级文人所作。《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为《胡少保》的重要材料来源之一，在其收录的作品中，有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叙述而具备了小说的叙述口吻。比如上文对照表中举出的《擒获王直》和《纪剿徐海本末》等虽用文言书写，然文中作为乱贼一方的王直和徐海直抒感怀，故事则借由立场对立的官贼双方出场人物推动发展。下文举《擒获王直》中的一处为例。虽是文言，但可以看出文本相当接近说书人的风格。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蒋）洲等至五岛，遇王滶，道以移喻事。滶曰：“无为见国也。此间有徽王（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喻足矣，见国王无益也。”明日，直出客馆，见洲等，椎髻左衽，旌旗服色拟王者，左右簇拥。洲等心动。坐论乡曲，设酒食相对，情款方恰。洲等曰：“总督公（胡宗宪）遣洲等敬劳足下，风波无羔。”直避席曰：“直海介逋臣，总督公不曳尺缠，牵而鞫之，而远劳讯使，死罪死罪。”洲等曰：“总督公言，足下称雄海曲，志亦伟矣。而公为盗贼之行，何也？”直曰；“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洲等曰：“是何言与？足下招聚亡命，纠合倭夷，杀人剽货，坐分卤获，而为之辞曰我非为盗者，是何异于昏夜操罟，以临人之池，执之则曰我非盗鱼者，为君获鱼者也。虽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直语塞。

《擒获王直》的撰者为无名氏，而《纪剿徐海本末》则为《唐宋八大家集》的撰者茅坤所撰。

一直以来，白话文艺都被视为属于平民阶层的娱乐，与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之间界限分明。对此，小松谦认为，自元代起，武官作为白话小说的读者以及创作和出版的主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文官与武官自明嘉靖年间起开始迅速靠近，这一时代趋势则是影响《水浒传》文本确立及《金瓶梅》成书的重要因素。“北虏南倭”成为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加入边防前线的文人增加，嘉靖八才子的唐顺之和王慎中等人亦在其中。小松氏在论文《〈金瓶梅〉成立考》中引用了李开先《词谑》的“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对作为胡宗宪的幕僚而负责抗倭对策的唐荆川（唐顺之）和王遵岩（王慎中）皆嗜读《水浒传》，以及被视为《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的执笔动机中存在文人被动员谋划抗击“北虏南倭”对策这一背景因素等进行了详细讨论。白话小说创作层与高级文人阶层间的距离开始缩近。本文所讨论的以倭寇为题材的小说的诞生也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

如上文所示，明末的东南海域是不受国界束缚的跨境人纵横往来之所，长期的杂居状态不仅为白话小说提供了倭寇、海贼、走私贸易等题材，还构建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世界。虽然本文没能详细讨论，在正文引用过的倭寇史料《日本风土记》中，除了有日本的地志之外，还有对日本和歌和“山歌”（民间歌谣）的详细词汇解释和全文翻译。可见中国并非只将日本视为冷静观察的对象，而是试图进一步地去了解日本的文学艺术。从对汉字混合着假名的日本和歌的解读，以及论及语法结构的这些记述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双方并非仅仅依赖口头传达，而是借着书籍在促膝讨论文学。

共享这些文学艺术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可惜的是没有详细刻画这些人物的记录。但需要注意的是，同样是被倭寇俘虏，或是被卖给日本商人抵债的人中，有的后来被提拔成为了战国大名的“通事”。比如日本永享年间（1429—1441）渡明的曲祥、赵文瑞、卢圆，应仁二年（1468）的林通事（林从杰）等皆为此类。林从杰于明成化年间呈给皇帝的奏折中陈述道，同行的三名通事都是在小时候就被倭贼抓住，而后被卖到了日本。另外，关于15至16世纪期间各种身怀技能之人东渡日本的情况，小叶田淳很早便于1941年在《中世日支通交贸易史の研究》中指出过。

使这些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的跨境人的身影得以重现的，便是本文介绍的这些小说。倭寇史料等史书中当然也有记录，但这些历史资料对胜者和败者的描述并不平等或均衡。虽然小说在这一点上大同小异，倭寇终究是贼，是被讨伐的对象，但是一旦进入到小说的场景中，作为故事中的人物，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痛苦、愤怒、悲伤。就如《型世言》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中，临死的徐海慷慨激昂道：“我徐明山不属大明，不属日本，是个海外天子，生杀自由，我来就招。”

生活在边界疆域的这些人，在进入清朝或江户时代后，被归整进了各自的公共秩序体系中，他们的言行缩小到了长崎或琉球通事的记录中。横行无序却自由往来明末东亚海域的跨境人，其生气勃勃的身影，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Cross-border People in the East Asian Wat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Japanese Pirates as Literature Subjects

Kizu Yuko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Kyoto University, Kyoto, Japan)

Abstract:This paper considers,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two kinds of novels about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alyz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and story structure of Japanese pirates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igure of people who crossed borders and were active in the southeast sea during that period.

Yang Balao Yue Guo Qifeng

shows that there was a relatively stable consensus on the image of Japanese pirates at the time;

Hu Shaobao Ping Wo Zhangong

made full use of the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ti led by Tang Song school master Hu Zongxian, which were included in Chouhai Tubian and other works. These novels were born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civil officials and military officials, senior literati and the promoters of vernacular novels began to narrow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 The Japanese pirate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is a symbol of free movement and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of the southeast se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at historians call the “the situation of Japanese pirate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Japanese pirates, but also people who crossed the border, such as private merchants seeking mutual markets and military general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of Japan who sent their own ships to obtain the right to trade with China. These novels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documentary records of the cross-border people, whose stories have drifted away in the vast sea of history.

Keywords:Japanese pirates; cross-border people; vernacular 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