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之画皮》
《画皮》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是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训诫故事。故事情节不算复杂,但颇为曲折。主要人物就是王生、幻化为美女的厉鬼、王生之妻陈氏、道士和具有法术的乞丐。
故事以太原书生王生偶遇“美人”展开叙事。暮色中独行的青衣女子自称遭主母虐待出逃,其哀婉姿态使王生深信不疑。他将女子藏匿书斋同居,面对妻子陈氏的质疑仍执迷不悟。之后王生偶适市,遇一道士,道士见王生便知其遇邪,点悟王生,而王生迷惑太深,执迷不悟,并竭力表白无所遇,道士感叹他死限将临而不悟,王生觉得道士所言蹊跷,于是怀疑所遇女子。转而又想明明丽人,何至为妖,认为道士故弄玄虚,借此骗财,道士忠言却以为妄。
王生回去后,见室门紧闭,于是心生疑窦,“蹑迹而窗窥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看到这种情状,王生大惧,急追道士,长跪乞救,道士以蝇拂授生,令挂寝门。故事到此,终于由风月传奇陡转为惊悚寓言。
故事的最后厉鬼得到了收拾,而王生也起死回生。子夜灵堂,王生尸身突然坐起,胸腔内跳动的竟是个蠕动肉团。道士掩鼻解释:“此乃乞丐所赐仙丹。”陈氏扑向丈夫的瞬间,嗅到他口中逸出的腐臭气息——这究竟是重生,还是更可怖的异变?
蒲松龄在卷末批注如利刃剖开幻象:“世人见画皮为绝色,闻谏言如妄语,岂独王生愚耶?”这种颠覆传统伦理的复活方式,暗含着蒲松龄对世俗价值的辛辣嘲讽。
“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可以说这句话才是蒲松龄这篇文章的重点,蒲松龄的重点不在于叙述一个鬼怪的故事,也不是什么警示欲望,克制欲望。而是借助“画皮”来阐述他的主张,这个社会黑白颠倒,真假不分,明明是妖怪,却认为是美人,明明是奸臣,却认为是贤臣,明明是贤臣却认为是奸臣。君无明君,臣无贤臣,英雄死义之士,报国无门,徒遭枉杀。讽刺了专制社会的黑暗,权力垄断下,一切都在君主一个人,君主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专制社会中的权力垄断和黑白颠倒!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正值封建专制发展的巅峰,整个社会黑暗到了极点。
王生对厉鬼的盲目迷恋,恰似专制社会中的认知困境。当权力体系构筑起封闭的信息茧房,民众如同窥见窗缝真相前的王生,只能通过统治者描绘的“人皮”认知世界。清朝推行的文字狱与思想禁锢,恰似厉鬼手中那支篡改现实的彩笔,将獠牙利齿的统治本质粉饰成“康乾盛世”的华美皮囊。
厉鬼每日精心描画人皮的行径,影射着专制官僚系统的运作本质。从科举取士到官场仪轨,整个统治阶层都在演绎着精心编排的人性假面。王少华指出的“王生亦是鬼魅”颇具深意——在权力异化的体制中,士人群体为跻身仕途,不得不将良知封存在道德人皮之下,最终沦为吃人体制的共谋者。
疯乞丐的形象颠覆了传统智者的神圣性。当正常社会容不下清醒者,智者只能以疯癫为保护色。这种荒诞恰是专制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乾纲独断”的康熙朝,敢言的汤若望被囚死狱中;在“文字狱”最盛的乾隆时期,清醒者只能装疯卖傻以求自保。陈氏跪求疯丐的场景,正是民众在扭曲体制下寻求救赎的绝望写照。
陈氏救夫过程中承受的屈辱,暗合着专制社会对底层群体的规训逻辑。当疯丐将浓痰喻为“龙涎香”强令吞食,实则是权力暴力对反抗者的精神阉割。这种将压迫美化为恩赐的话语策略,在“君父臣子”的伦理包装下,成为维持统治的精神鸦片。
王生的“死而复生”绝非救赎,而是更深重的悲剧轮回。吞食疯丐浓痰重获的“生命”,恰似民众在专制泥潭中的苟活——用尊严换取的生存,不过是体制延续的养料。这种永劫轮回的叙事结构,揭示了蒲松龄对封建体制自我修复能力的深刻绝望。
在这个“铺人皮于榻上”的荒谬剧场里,每个角色都是权力异化的产物。厉鬼的彩笔、道士的蝇拂、乞丐的浓痰,共同构成了专制社会的统治符号。当认知体系彻底异化,“以丑为美”便不再是道德滑坡,而是体制性的集体癔症。三百年后的重读,《画皮》揭示的不仅是清代的社会病相,更是所有权力垄断体制的认知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