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3日，我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知青专列离开了北京，开启了到陕北革命老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为了送我下乡，我父母把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为我做了全新的铺盖，凭票购买了一个行李箱（大木箱），还为我做了一件当时最流行的海军蓝棉大衣。
满载北京知青的专列抵达山西省境内的铜川车站，北上的铁路也就到了尽头，我们知青下车后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又乘坐大卡车继续前行。当年我们乘坐的卡车车轮上都绑着铁链子，那长龙般的车队在黄土高原上行驶的壮观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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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历时三天三夜，数百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延川县，我们八名同学被分派在刘家塬二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分散开借住在老乡家中，也和老乡家一起搭伙吃饭。
刘家塬大队处在黄土高原地带，周边都是起伏的丘陵和纵横的沟壑，人均耕地面积虽然不少，可都是一些坡地，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
二队的队长叫刘玉秋，当年刚四十五岁，岁月的年轮就在他脸上刻满了痕迹，他脸上的皱纹就如黄土高原上纵横交错的沟壑一样明显，皮肤黑里透红，一脸的淳朴和善良。刘队长安排我借住在了社员刘福明家，让我和刘福明大伯家的大小子刘玉安住在一孔低矮昏暗的土窑里，睡在一铺土炕上。
刘福明大伯当年四十四岁，比刘队长小一岁，他长得比刘队长还显老气，一口正宗的陕西方言，十句话我有九句听不懂。刘大伯家四口人，刘玉安就是他家的大小子，当年二十一岁，长得很结实很憨厚，身材也很魁梧，就是没读过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刘大伯还有一个女子，叫刘玉娥，当年十八岁，长得很机灵也很好看，读过两年书。要说刘玉娥是刘玉安的亲妹子，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
在刘大伯家住了三天，我身上就起满了红疙瘩，痒得难受。找到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了一下，怀疑是虱子咬的。当晚借着手电光亮，我在被褥上捉了五六只虱子，由此断定赤脚医生的医术很高明，他的诊断完全正确。
知道了我身上的红疙瘩是虱子惹的祸，刘玉安大哥挺愧疚的，他把自己的铺盖挪到了炕稍上，和我的铺盖隔开了一米宽的距离。那时我才知道，刘玉安大哥不光铺盖上有虱子，他的棉裤棉袄上也有虱子。令我纳闷的是，刘玉安大哥天天裸睡，他身上咋还会生虱子呢。
经过了一段时间朝夕相处，我对刘大伯一家都有了大致的了解，他们一家人都很淳朴善良，对我特别好，我在他们家借住，啥都不用我干，我天天吃现成饭。一次我想去挑水，刘大伯就责骂刘玉安大哥，刘玉安大哥抢过我挑在肩上的担子，憨笑着说：“你可不敢再去打水，你看我大，凶的要吃人哩……”
每天吃饭的时候，玉娥姐（刘玉娥比我大一岁）都会把我的饭端到我和刘玉安大哥居住的那孔土窑里，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伙食跟他们家的不一样，他们家吃的是菜团子，我吃的是净面（真粮食）团子，我吃的咸菜也是用熟棉油拌过的。每天中午我有菜吃，他们一家人顿顿都是咸菜和辣子酱，从不舍得吃菜，应该是把家里原本就不多的洋芋和萝卜都留着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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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刘大伯一家生活的这么艰苦，我把从北京带来的香肠、午餐肉罐头和糖果都拿出来，让刘大伯一家都尝尝。刘大伯说，他长到四十多岁，可是头一回吃午餐肉罐头和香肠，也是头一回吃北京的果子。
快过春节的时候，那天吃罢晚饭，我正躺在炕上看书，玉娥姐突然来到窑里，有些难为情地对我说：“想求你个事情，不知行不行？”“啥事？你尽管说。”我赶忙坐起来，放下手中的书本笑着说道。
原来，邻村的媒婆给刘玉安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明天要去相亲，刘玉安大哥没有像样的衣服，想借我的海军蓝大衣穿一下。
第二天快吃午饭的时候，玉安大哥耷拉着脑袋回来了。刘大妈问了情况，玉安大哥说人家没看上他，嫌他不识字。
事后听玉娥姐说，玉安大哥已经不是第一次去相亲了，前两次也是人家看不上她哥，嫌她哥没文化，还嫌她哥太憨厚话太少。
从那天起，我天天教玉安大哥学习识字，一天至少学会十个字。玉安大哥也很认真，可他就是记性差，今天学会了，明天再让他念，有的字他就不认识了。玉娥姐姐一天能学会二十个字，会写会念都能记住。他兄妹俩人的记忆力，悬殊太大了。
一个正月，我教了玉安大哥三百多个字，他也就学会了一半。后来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了，我们天天都要出山劳动，教玉安大哥学习识字认字的事情也就放下了，主要是玉安大哥不愿意写字，他说写字比抡镢头都累人。
那年麦收后，队里为我们知青箍了新窑，成立了二队知青点，我们知青就搬到知青点一起吃住了。说句心里话，搬家那天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刘大伯一家对我太好了，好吃的省给我吃，玉娥姐姐帮我洗衣服，我天天都吃现成饭，日子虽苦，但我觉得很快乐，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们家。
搬到知青点居住后，玉娥姐姐经常给我送好吃，她家喂了两只老母鸡，鸡蛋差不多都给我吃了。玉娥姐姐也经常帮我洗衣服，一起出山劳动，她也经常帮我干农活。同学们都很羡慕我，羡慕我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好姐姐。
1970年夏天，邻村的那位媒婆大妈又给玉安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个女子倒是看中了玉安大哥，可她父母到刘大伯家来相看时，嫌刘大伯家太穷，说他家光景简直就是一烂包，家里连个瓮和柜子都没有。结果，这门亲事又没成，愁的刘大伯和大妈连饭都吃不下。
那年秋后，那位媒婆又到刘大伯家来了，这回是想让玉娥姐姐给她哥换亲。刘大伯虽然不想走这一步，可他又担心玉安大哥打了光棍，就劝玉娥姐姐答应这桩婚事。玉娥姐姐宁死不从，她说要是逼着她换亲，她就去跳崖。没办法，这桩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看看刘大伯和刘大妈天天为玉安大哥的婚事愁肠，我也很心疼大伯大妈，我也很想替他们分忧，可我要钱没钱，要物没物，想帮忙也帮不上啊，只能干着急。
邢仪老师油画（北京知青在陕北）
那年冬季，刘家塬大队得到了一个征兵名额，大队书记就让我和一队的王庆国一起去公社卫生院参加了征兵体检，最终我顺利通过了征兵体检和政审，光荣入伍。
离开刘家塬的前一天，我把我的那个大木箱子和用不着的生活用品及部分口粮都送给了刘大伯家，就是想帮帮淳朴善良的刘大伯一家。刘大伯过意不去，非要给我钱。刘大伯一家对我这么好，我咋能要刘大伯家钱呢。
那天我的好同学张学斌也去公社武装部为我送行，路上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问我能不能把我的那件海军蓝大衣卖给他。我纠结犹豫了好一会子，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学斌，对不起，我的大衣不能给你，我已经答应送给刘玉安大哥了。”就是因为这，我最要好的同学和我闹了别扭。后来我入伍后寄给他一件军装上衣，我俩的关系才和好如初，这是后话。
我离开刘家塬的第二年初夏，玉娥姐姐给我写信，她说她哥的对象成了，多亏了我送给她家的那个木箱子和那件海军蓝大衣。她哥有了对象，她爸妈就不会逼着她给她哥换亲了，他们一家人都要感谢我哩。
刘玉安大哥娶了婆姨不久，玉娥姐姐也订下了婚事，那个后生就是刘家塬二队的记工员王长河，是一个很不错的后生。
我在部队服役十几年，转业后回到北京被安置在公安部门工作，直至退休。
等我退休后再次回到第二故乡的时候，刘大伯和刘大妈早就去世了，村里的乡亲大多也不认识了。见到玉安大哥时，我差点没认出他来，他的相貌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脊背弯曲，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所剩无几了。玉安大哥的婆姨也很苍老，但她的身体比玉安大哥要好很多。她看玉安大哥拉着我的手呜呜痛哭，赶忙拿来毛巾帮他擦泪。
在延安生活的玉娥姐姐接到了玉安大哥的电话，第一时间就从延安赶了回来，看到我，她上前抓着我的手，叫了一声国强弟弟，就呜呜哭了起来。
那次回陕北，我在刘家塬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跟着玉娥姐姐去了延安。玉娥姐姐的两个娃娃都有出息，都在延安工作，生活得很好，玉娥姐姐的男人在延安做生意卖干果，生意挺红火的。我在延安待了三四天，玉娥姐姐还不让我走，她说几十年来一直想念着我，好不容易来了，怎么也得住上半个月。
后来玉安大哥去世了，我也随女儿来深圳生活了，也就和玉娥姐姐联系的少了。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点点滴滴，每当想起房东刘大伯一家人，我心里很感动也很难受。现在我们国家富裕了，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可刘大伯和大妈却没能享受到这么好的生活，活了一辈子，他们没离开过刘家塬，连延安都没去过，更没见过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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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已成为过去，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昌盛，也祝愿第二故乡和那里的亲人们都生活富足，幸福安康！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赵国强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