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城市，根据官方公布：截至2021年末，有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锡伯族、土家族、壮族、苗族等46个少数民族，人口47.42万人，占总人口的11.8%。其中超过千人的少数民族有满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关于以上少数民族在吉林市的历史，均可查阅到相关专门史志，如具《吉林市满族志》、《吉林市朝鲜族志》，以及省一级的《吉林回族》等等。然而对于吉林市的蒙古族，笔者却一直没有见到过专门志书，即便是史料偶尔出现，也多为零散且语焉不详的记述。
一、
在地方史料中，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吉林外纪》中，对吉林的蒙古族有所提及。据这份史料的作者萨英额记述，驻防吉林的蒙古族和满族一样被编入旗籍，且也有新、陈之分（与呼伦贝尔新、陈巴尔虎旗不同）。可惜书中对陈蒙古的情况记述较详，而对新蒙古的情况，则是一带而过，其成分情况、沿革变迁也记述粗略。
在对陈蒙古的记述中，如今的锡伯族曾被当作陈蒙古，为数众多的锡伯人还曾短暂在吉林驻防过。《吉林外纪-卷三》记载：蒙古亦有新陈之分，锡伯、瓜勒察乃两大部。太祖癸已，蒙古科尔沁暨叶赫等九国犯我，此二部即在其内。至天命四年，蒙古科尔沁之嫩、乌拉以南，凡语言相同之国，俱征服而统定，锡伯、瓜勒察早编入蒙古旗矣。其实从民族学角度审视，锡伯、瓜勒察（也写作卦尔察）两部，和蒙古族的关系并不近，以锡伯为例，清代史料称其语言“非清非蒙”，具有很强的独特性。
东北史学者孙进己先生认为锡伯人是金代女真人主体的后代，满族则起源于依附女真的胡里改部落，二者为通古斯语族的不同语支，而蒙古族按语言分类属于和通古斯并列的蒙古语族。之所以锡伯被当作蒙古，主要是锡伯部落和瓜勒察部落曾为蒙古科尔沁的臣属，后被科尔沁王公献给清政府，故而被认为属于蒙古体系。
在《吉林外纪-卷三》还记载：天命七年、八年及天聪三年，喀勒喀诸部贝勒台吉等，屡率所属来归。天聪九年，察哈尔林丹汉死，其属纷纷来归，遣将率兵往收之，举国内附。是年各处蒙古俱归降，其居故土者为藩服，其编入旗者，即陈蒙古也。至后，投入旗之新蒙古喀勒喀，则台吉阿玉喜之裔也。此记载传递出的信息可知喀尔喀蒙古属于新蒙古主体，新、陈蒙古的分界为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这一年皇太极下令将族名定为“满洲”，并正式编立蒙古八旗。
关于锡伯人编入旗籍的情况，《吉林外纪-卷三》记载：锡伯、瓜勒察则太祖时归服之遗，分属蒙古王公旗下。后投入旗，二项人最众。伯都讷本其旧部，故康熙三十一年，将吉林副都统移驻伯都讷。除吉林编设锡伯人等十六佐领外，伯都讷编设锡伯佐领三十，瓜勒察佐领十（《永吉县志》记载由吉林移驻伯都讷的蒙古旗人中还有科尔沁）。由此，似乎锡伯是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才抵达吉林城驻防的，不过在《吉林通志-卷五十》中，已有“清康熙二十九年……增设锡伯佐领、骁骑校各一人”的记载。显然在清康熙三十一年之前，吉林城已经出现了少数锡伯驻防旗人。
另据《清实录-康熙三十一年》记载：乙巳……再将席北、卦尔察内（席北即锡伯），与乌喇相近居住者，拣选三千名，移住乌喇地方，令一千名披甲，二千名为附丁。《吉林通志-卷五十》中也有“锡伯兵一千名”的记载。结合当时吉林城八旗军力部署，可知1692年以后，锡伯兵一度成为吉林城的驻防主力。算上附丁，在1699年之前，吉林城居住的锡伯旗人（被认作陈蒙古）应在3千人以上。
清康熙三十八年，吉林、伯都讷驻防的锡伯兵陆续移驻盛京，但吉林城驻防序列里可能还有少量残留，只不过已编入满洲佐领，因而《吉林外纪-卷三》才会记述：陈蒙古俱编入满洲八旗，各佐领下均有二三户至六七户不等。
结合现有史料可知，被认作陈蒙古的锡伯兵在吉林历史上属于如风过客，并非真正担纲“吉林十旗”的蒙古旗驻防。为吉林市历史留下深深烙印的蒙古族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巴尔虎蒙古旗人。
二、
《吉林外纪-卷三》中记载：至后，投入旗之新蒙古喀勒喀，则台吉阿玉喜之裔也。至喀勒喀全部之八十扎萨克，即今之蒙古外八十旗也。巴尔虎台吉，阿玉喜之属下人。《阿玉喜家谱》内：“初编佐领，以阿玉喜之侄绰斯克，为巴尔虎世袭佐领。”可证也。通过这段记载已大致表达出巴尔虎部落最初是划归“蒙古外八十旗”的新蒙古。
巴尔虎蒙古人驻防吉林城的时间很早。在《吉林通志-卷五十》中记载清康熙三十一年设立吉林城锡伯十六佐领时，还同时编立了“巴尔呼兵四百”兵额。原文还对“巴尔呼”注释了如下文字“按：八旗通志作喀尔喀巴尔虎”。此记载与吉林蒙古族《佟氏家谱》“阿拉肯等原系克鲁伦人，于康熙三十一年来吉林驻防”所载相符。
鉴于巴尔呼兵与锡伯兵并列于史料，可见其为“正兵”，并非属于《清实录》中谈到的两千附丁（附丁一般不在旗籍）。不过，在当时四百名巴尔虎兵只有佐领，并没有独立形成蒙古旗。据《吉林通志》中记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吉林城才设有一名蒙古协领，八名佐领，八名骁骑校8人，四十七名领催（拨什库，部队文职官员），甲兵三百五十六人（清雍正三年裁撤部分巴尔虎官、兵额）。通过其注释引清代《兵司册》可知，8佐领中有6个巴尔虎佐领和2个世管佐领，
《永吉县志-卷六》记载更进一步明确6个巴尔虎佐领为公中佐领，即佐领之职不是由一个姓氏世袭或两个姓氏交替承袭，而是由清廷补缺任命。至于2个世管佐领，为镶黄旗蒙古和正蓝旗蒙古。由于锡伯兵移驻盛京后，吉林驻防的蒙古旗人独立佐领，就只剩下了巴尔虎。所以《永吉县志-卷四》毫不含糊地记述：吉林蒙古八旗全系巴尔虎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晚清，随着八旗制度的解体，吉林十旗统归当时成立的“吉林全省旗务处”管辖，进入民国后旗务处则改组为“蒙旗科”。
三、
巴尔虎人是蒙古族分支，原本属于游牧部落。历史上有拨野古、八儿浑、八儿忽、巴儿古惕、巴儿忽等称呼，清朝中后期通称巴尔虎。据说巴尔虎的本意是“快乐的小伙子”，用作部落名称则有地名说和人名说。
地名说认为：该部族名称源于最初生活的地点——今天贝加尔湖东部的巴尔古津河。巴尔古津河古称巴儿忽真河，所流经河谷古称“巴儿忽真”隘地，世代生息于此的蒙古族部落因地名被叫做巴尔虎人。人名说认为：“巴尔虎”为部落先祖“巴尔虎代巴特尔”（其中巴特尔是古代蒙古社会的一种尊称），此人为部落英雄，后来族人将其人名用作部落名称加以纪念。在《昌邑区志-第十六篇》相关注释中，该史志的编者也曾从延安街道一蒙古族退休职工佟永庆（1906年出生，一直居住在巴虎屯）口中获悉，巴尔虎为人名。
十七世纪前，巴尔虎部落归属漠北喀尔喀蒙古，生活在克鲁伦河流域，因而也以克鲁伦人自称。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叛乱，漠北蒙古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巴尔虎部落中的一部分在叛乱平息后划入“旗人”佐领，被清廷分派各地驻防。其中一部巴尔虎人由阿拉肯率领，抵达吉林城驻防，各佐领分布在城周边居住。从目前所见的资料分析，位于延安街近江地区是巴虎人抵达吉林城后最早的落脚点。
因是巴尔虎人聚落成屯，屯名遂被叫作巴尔虎屯，后来口语中省略了“尔”，呼作“巴虎屯”。作为在册旗丁，清廷定期发饷银。巴尔虎人“无事耕耘，有事征调。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昌邑区志》）。随着人口日益增多，以及布防需要，巴尔虎人逐步散布到吉林城周边。其中比较著名的聚居点有江南烽火街的巴虎屯、丰满区前二道乡的巴虎屯、永吉县口前镇巴虎屯、昌邑区土城子乡巴虎屯、昌邑区孤店子镇巴虎屯、蛟河市新农乡巴虎屯，另外玄天岭北侧的沙河子、江南大长屯也是巴尔虎人聚居之地。
抵达吉林后，巴尔虎人放弃了游牧生活，在和平的日子里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蔬菜，对吉林周边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落脚后的巴尔虎人，曾在今嫩江街北段路西曾建有一座特殊的寺庙，寺庙为关帝、子孙娘娘等神明合祀，和满族聚居的大型旗屯基本一致（此庙解放后尚存，为铁道东地区铁路托儿所使用，周围民众一直称呼其为“大庙”）。这座寺庙说明在巴尔虎人抵达吉林后，不仅生产方式从游牧转为定居，信仰方面也逐步具有一定“满族化”特征。
除去多座“巴虎屯”，巴尔虎人对吉林城的城建历史也有过重要影响。清乾隆七年（1742年），由宁古塔将军鄂弥达主持，吉林城进行了第一次扩建，扩建后的北侧城墙开有2座城门，其中偏东的一座，因由巴尔虎旗丁值守而得名巴尔虎门，后来简称巴虎门。另外，巴尔虎门向北正对着的山梁，也有巴尔虎岭的称谓（即后来的虎头山，见《吉林市山水地名志略》）。
四、
清代，吉林旗人并非只识弓马的赳赳武夫。据《吉林外纪-卷六》记载，驻扎在吉林城的巴尔虎旗人很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继满洲左右翼官学之后，曾于清乾隆六年（1741年）在今第一实验小学西南侧，兴建了一所吉林蒙古官学。该学校规模不大，仅有学舍三间。但与满洲左右翼官学不同，蒙古官学没有学额限制，孩子可更为自由地入学，学习蒙古文、骑射。另外，史籍称其授课内容“余与汉学同”，也让人怀疑这所官学很早就开设了汉文课程。晚清时，蒙古官学又与左右翼官学一起改建为新式小学堂。
晚清时，蒙古旗人盛福，为解救乡里后生读书之难，主动拿出家私，印刻各类图书典籍，传播文化。历时十二年，他终于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完成了《探源书舫丛书》的刻板工作。此丛书包括历史、理学、艺术、金石学、医学等内容，印刷后，又分送于乡亲和寒士，成为吉林地方较早的刻书家，对于发展东北地方的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永吉县志》记载，清乾隆三十年在小东门内建的蒙古旗协领衙门（关防处，负责管理吉林地方的蒙古旗事务），有“正房三楹，为协领印房，左右为八旗牛录房，各三楹”。和其他九座关防处一样，蒙古旗关防处也设有菜地和箭道，其箭道在晚清时改建为女子师范学校，衙署在民国时被用作省立图书馆和国民第六小学，伪满时则被改建成“省立医院”，即如今的中心医院前身。从衙门到文教卫单位的演变，虽说是时代使然，但却符合了巴尔虎人对家乡的期许。
五、
尽管在清代吉林驻防旗人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巴尔虎旗人的数量并不多。据《永吉县志》记载，清光绪十七年编订居民户籍时，统计到吉林“蒙古旗八牛录，户七百三十，丁口二千四百零五”。在吉林十旗及水师营人口统计中，仅略高于满洲镶红旗几十人。在蒙古旗人中，有数十个规模不等的姓氏，其中何图哩、杭阿塔、巴林为望姓（《永吉县志》中补充的39个蒙古姓氏中有非吉林姓氏，另在人物志中载有鄂尔图特氏）。
在清代，吉林城的蒙古旗人名人辈出，其中清代伊兴额、德英、德平阿、双全、双寿等人皆因卫国平叛而史册留名。伊兴额，何图哩氏，蒙古正白旗，原籍东团山子，出生在江南马家屯（怀疑嘉庆道光期间，巴尔虎人有过一次迁移），曾从事过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伊兴额道光年间即参加过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后来又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赫赫战功，成为增格林沁器重的将领。后在与捻军作战时阵亡。死后谥壮愍，吉林市大东门有伊壮愍公祠堂。
德英与伊兴额同姓，但隶属于蒙古正蓝旗，世居城北沙河子。德英曾参加过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战斗，后来担任过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等职，死后谥庄毅，在今西安路曾建有德庄毅公祠。另外，玄天岭上曾竖立过一块德英的功德碑，此即吉林八景之一的德碑夕照。
清朝灭亡后，虽然加入了旗籍，且汉化得非常严重，但吉林地区的蒙古旗人大多恢复了自己蒙古族属。民国时期，吉林民国时期则以莽氏家族影响最大。莽氏家族在文教领域人才辈出。如曾留学日本、美国，后来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的莽龄魁（莽大令）先生，担任过吉林一中校长的教育家莽俊魁先生，另外还有出演过《虎穴追踪》、《前哨》、《猎字九九号》等电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莽一萍女士。关于莽氏家族原本的姓氏，未见明确说明，在《永吉县志》中有记载莽果氏改姓莽氏，不知是否和吉林的莽氏家族对应。
六、
回望几百年来吉林城蒙古族的历史，无论是清代驻守边疆，还是平叛作战，这一族群始终洋溢着勤勉坚毅、勇敢忠诚的民族风尚。在解放战中吉林市的蒙古族同胞积极参加人民军队，为新中国建设立下了卓越功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频繁，如今在吉林市生息的蒙古族同胞，早已超出了清代巴尔虎旗人的范围，他们勤奋耕耘在各行各业，为国家振兴贡献出各自的贡献。同时对于曾在吉林市历史上铭刻下的闪光过往的巴尔虎人，已成为所有吉林市蒙古族同胞共同铭记的民族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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