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重要成员范纪曼被上海特务头子王方来逮捕，随即被判处死刑。然而在他提出去上厕所时，看守却放松了对他的看管，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范纪曼趁机逃出生天，但直到最后他也没明白看守为何这么做。那么范纪曼有哪些贡献呢？他被捕后又经历了什么呢？
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四川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本来可以安稳地过一辈子。但从小衣食无忧的范纪曼却一直担忧着国事，决心出去寻找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离开家乡，到武汉加入了共青团，又在国民大革命的浪潮中正式入党。
不久后北伐开始，范纪曼在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参与了著名的汀泗桥战役，并在战斗中英勇负伤。伤愈后又正好遇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清共”。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离开了队伍，但范纪曼依然忠于革命，在恽代英的介绍下回四川工作。
1929年，范纪曼又在组织的委派下前往上海，但因为上海地下党遭到敌人沉重打击，又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只能去北平求学。九一八事变后，范纪曼积极组织同学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很快便引起了北平地下党的注意。
第二年，曹策之妻袁季刚托人找到范纪曼，请他帮忙营救曹策。曹策是党的重要干部，即便袁季刚不说情，范纪曼也是要营救他的。范纪曼多方打点，终于联系上了黄埔时期的老同学陈恭澍，谎称曹策是自己的表弟，请他帮忙放人。
陈恭澍表面上是负责发行《军事》杂志的，实际上是军统北平站站长，可谓位高权重。他没能发现曹策的真实身份，又看到有利可图，便答应放人，但前提是范纪曼要帮他翻译一些英文材料。
范纪曼此前长期学习英语，这正是他的专长，很快就将工作完成了。陈恭澍见范纪曼效率如此之高，大为震撼，欣然同意放人。范纪曼也以此证明了自己的身份，重新被组织吸纳，还和陈恭澍搭上了线。
1943年，陈恭澍又找到范纪曼，要他为自己翻译日伪情报，加深两人的合作。范纪曼向上级刘逸樵汇报了此事，刘逸樵很有远见，他从过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中看出了他们的残暴与虚伪，意识到抗战胜利后两党之间必有一战。于是他指示范纪曼接受陈恭澍的邀请，让范纪曼提前打入国民党内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果然如刘逸樵所预料的那般准备发动内战，而范纪曼也凭着陈恭澍的赏识和出色的个人能力在国民党内步步高升，甚至还得到了陈诚的接见。1947年，范纪曼进入国民党国防部，担任代理少将专员，这级别甚至高于毛人凤。
也正是因为范纪曼的级别如此之高，他才得以了解国民党核心事务，为我党提供了一系列重要情报。比如陈长捷决堤、邱清泉调动等情报都是他拿到的，杨靖宇将军的弟弟杨树田身陷囹圄，也是被范纪曼救出的，甚至连蒋介石将总部转移至台湾的情报也是他提供的。
1948年吴克坚将徐淡庐派来上海协助范纪曼工作，在发现徐淡庐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后，范纪曼利用国民党对自己的信任，在组织的安排下将徐淡庐转移到自己名下的霞飞路花园洋房，从而使得徐淡庐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可惜的是，1949年3月，范纪曼还是被捕了。起因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大规模搜捕活动，他们自知败局已定，便不再考虑稳定，在撤退前秉持“宁可抓错，不可放过”的原则四处抓人，与范纪曼联络过的地下党员沈寒涛被捕。此人意志不够坚定，出卖了范纪曼，结果范纪曼也被抓了进去，关押在第一稽查大队看守所。
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范纪曼刚被关进去的时候待遇还不错，远高于普通犯人，不但能在里面自由行动，甚至可以和看守们喝酒聊天。这主要还是因为范纪曼之前地位很高，又广结善缘。但随着国民党高层对范纪曼的怀疑越来越深，范纪曼的待遇也逐渐下降，最后甚至连上厕所都要被人监视。
这种变化也让范纪曼意识到形势不妙，开始寻求机会逃脱。4月11日凌晨，他对看守说想上厕所，出乎意料的是看守居然同意了，并且没有像平常一样跟着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早去早回。”
范纪曼趁机找了块木板架在篱笆上，准备翻墙逃跑。但由于太过紧张，他没能成功，还摔伤了。他本以为自己肯定会被发现，然而周围依然毫无动静，便赶紧又试了一次，这次他成功逃脱，到朋友家里躲了一段时间。上海解放后，范纪曼终于回归了组织的怀抱。
这段越狱经历无疑十分离奇，看守原本已经全方位监视他了，堪称寸步不离，怎么突然又允许他独自去厕所了呢？那句“早去早回”又是什么意思？而且范纪曼摔下来时应该声音不小，为什么没人来查看呢？
范纪曼自己也曾就此问过组织，但终究没有得到答案，我们也只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推测了。大概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是范纪曼之前一直表现得很“老实”，没犯什么事，因此看守对他放松了警惕。
第二种是这些看守也并非国民党的死忠，他们也看出来国民党败局已定，再帮国民党迫害犯人已经毫无意义，索性做个顺水人情，给犯人制造逃跑的机会。
第三种则是这名看守其实也是地下党，只不过时机未到还不能亮明身份，因此就以“早去早回”来暗示范纪曼快走，其实就是“早点离去，早点回归组织”的意思。如果是后两种的话，那这名看守其实也是有功的，可惜他的姓名已经无从查考了。
再说范纪曼，他在解放后转而从事教育工作，不过有时还是会干回情报的老本行，协助当地政府破获案件。
1950年秋，不知是不是因为想起了和范纪曼的“旧情”，陈恭澍居然又派一个名叫杨静潜的女特务来联络范纪曼，试图策反他，以每月1500万法币的价格让他搜集情报。但范纪曼可一点都没给这位“老上司”面子，当即将其举报，随后根据上级的指示顺藤摸瓜，将以杨静潜为首的这个特务团伙一网打尽。
1990年范纪曼安然离世，临终前他将所有的图书都捐给了国家。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他依然是那个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