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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一道刺耳的枪声传来，刑场中的女人应声倒地。
行刑人员将尸体拖走，丢进了焚化炉里，一通电话打给女人的女儿：“你母亲骨灰，你还要不要？”
电话那头迟迟不敢应声，行刑人员耐心耗尽，趾高气昂地说：“你自己求着我们留下骨灰，却连亲自入殓都不敢来吗？”
“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
女儿痛苦的呜咽声被电话线隔断，只剩下她一人能够听见。
被处死的女人是我方特工，而在电话旁哭泣的女儿是国民党特工，两人虽为母女，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其中究竟是怎样一段往事呢？这都要从那位共产党女特务的身世说起。
此去经年
那位牺牲在台北的共产党女特工叫做朱枫，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城关朱家花园，是有名的富裕人家。
1927年，朱枫的家里人给她安排了一门好亲事，这人是沈阳兵工厂炮厂总工程师陈绶卿。
两人门当户对，按理说朱枫嫁过去也不吃亏，但是陈绶卿之前已经有了一任夫人，只是不幸生病亡故，无可奈何之下就找了朱枫来做填房夫人。
朱枫当时对这门婚事还是有所不满的，因为陈绶卿不仅结过一次婚，他还有一个女儿。
只是鉴于父母之命不可违背，便来到了沈阳，选择接纳这门婚事。
朱枫第一眼看见的并不是这个男人，而是站在陈绶卿身旁的一个女孩，看上去可爱天真，一身软绸做的纯白色连衣裙下，配着一双粉红色的皮鞋。
“母亲，我叫阿菊。”怯生生的声音从陈绶卿身旁传来。
这女孩好生懂事，朱枫心里想，第一次见面居然就称呼自己为母亲，而非阿姨。
阿菊十分乖巧懂事，虽然她们彼此不熟悉，心中总有隔膜，但是作为一个重建家庭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十分幸福。
朱枫也承担起母亲的责任，悉心照顾阿菊。
两人的婚后生活也算美满，朱枫和陈绶卿很快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为陈明珍。
原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将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没想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一股脑地涌入了中华大地。
陈绶卿着急收拾行囊，打算和妻子一路南下，投奔娘家。
“完了完了……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全被日本人打光了。”陈绶卿在路上一直情绪低落，他不能接受自己家财散尽的结果，也不愿看到国破家亡的场面。
一直郁郁寡欢的陈绶卿，在到达南方后不久便离世。
朱枫在逃亡之路上亲眼看见国家受辱，人民将会沦落到什么地步，她心有不甘。
“谁说女流之辈不能成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朱枫下定决心，打算投入救国存亡的活动中去。
她前往武汉，在这里她谋求到一份新知书店的工作，她一面工作，一面存钱，大部分的存款全部捐给抗日部队，一共有500大洋。
“不能上战场打仗，那我就多捐一些钱。自己少吃一点，少穿一点，也没有什么。”朱枫捐款时，这样对工作人员说。
武汉很快陷落，她又前往湘西，最后来到浙江。
在这之前，她将自己的继女阿菊托付给自己的妹妹朱贻云。
“妈妈将要去很危险的地方，因为国家需要我。”朱枫离别时曾说。
“我等你回来接我，母亲。”阿菊的眼睛充满不舍。
这些年来，朱枫对自己无微不至，她已经在心里将朱枫当成自己的妈妈。
不忍再看阿菊的眼睛，朱枫转身离去，母女俩就此分别，而这一别，就是整整十一年。
到达浙江的朱枫更为接近抗日部队，为了帮助台湾爱国人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不惜拿出自己八百大洋的存款，全部换成衣服、书籍、布匹、药物、蚊帐等捐给抗日义勇队。
做完这些事情后，她又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越靠近部队，朱枫所面临的危险性就更大。
1940年至1942年，国共合作产生裂纹，加上日本兵对敌后战场的疯狂扫荡，共产党部队的作战任务更为艰巨。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相煎何太急”的呼喊声响遍中国，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国民党将共产党战士关押在牢狱之中。
当时，朱枫的丈夫兼战友——朱晓光，就是在皖南事变中被抓捕。
为了解救朱晓光，朱枫化名为周爱梅，多次以书店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探望丈夫，她的目的是提供生活用品和设法解救朱晓光。
1942年，经过朱枫的不懈努力，她将门卫买通，给了朱晓光越狱的机会。
看着监狱旁边被刻意打开的小门，朱枫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终于，一个熟悉却又虚弱的声音从门内闪过。
“是朱晓光！”朱枫按捺不住惊喜的心情。
她连忙快步向前，连忙将早已准备好的衣物披在朱晓光的身上，压低声音说：“跟着我。”
为了躲避敌人耳目，尽量使行踪变得隐秘，朱枫带着朱晓光从浙江山区绕路到达后方，最后经过休整重回上海。
夫妻俩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来到暂时安全的上海。
朱晓光对妻子又骄傲又心疼，他说：“国家危难，自身难保，你跟着我，我却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朱枫回答：“等抗战胜利后，我们会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在此之前，我们只需要努力。”
将朱晓光成功护送到上海后，朱枫于194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组织下派的任务。
待在上海的朱枫被任命为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的公方财务经理。
经营商务对于朱枫来说并不算难事，她尽心尽力地进行运营工作，真正将这两个机构做到利益最大化。
但布号和钱庄所产出的利益，她都无私捐献给革命战友，她觉得这些钱并不属于自己，只要有工薪和一定的积蓄，她也能很好地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
“要这么多钱干嘛呢？有更重要的地方需要它们。”朱枫谈起这些，总是显得满不在乎。
1949年，新中国成立，朱枫感到十分高兴，不仅是为自己的祖国，也是为了她一家团聚的梦想。
虽然与朱晓光聚少离多，但是他是在她最迷茫、最痛苦时，选择陪伴在她身边的人，朱枫对朱晓光是有爱意的。
但是一个消息，打破了朱枫对未来的畅想。
去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是由于舟山，金门之战并未达到意料之中的效果，所以组织上急需派遣人员去往台湾，与当地地下党建立联系，尽可能多地传达讯息，帮助大陆建立一个完善的作战方针。
朱枫成为第一人选，因为朱枫的继女阿菊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上大概的内容是：“母亲，女儿即将生产，可否请你来到台湾给予我一些帮助和照料？”
这封信成为朱枫潜伏在台湾的最好护身符！
因为现在的阿菊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现在是国民党保密局警务电讯部门内勤，而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特务王昌诚。
组织上对这个决定有些犹豫，他们明白朱枫早就想见到自己的丈夫，想要与家人团聚。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朱枫听说组织的决定后，便毅然决然地接受这个任务。
她将自己的思念之情用墨水写在信纸上，她对丈夫朱晓光写道：
“有许多从上海而来的信，我将这些信都搜索了一遍，却发现并没有我的，真是令人惆怅，你可能认为我已经去往台湾了。好吧！那我就在心里思念着，思念着。直到我们重新见面那一天，定会更加愉快。”
还没等到回信，11月27日，一艘由香港开往台湾基隆的轮船出发。
远远地，朱枫便在轮船上看到女儿阿菊的身影。
“母亲，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现在一见面就麻烦你，真让我感到对不起……”阿菊还是像以前一样，只是现在她的眼睛看上去更加精明。
朱枫摇摇头，笑着说：“孩子在哪里？在家里吗？快带我去看看。”
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回到住所，朱枫的到来，没有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整个计划称得上是天衣无缝。
很快，朱枫便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接头，两人一见如故，配合密切。
“好搭档比好环境更重要！”吴石夸赞朱枫。
在两人的精密配合之下，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被传送出台湾岛，经过香港转手，最终来到祖国大陆。
这使得大陆摸清舟山岛，金门等地的军事部署地图，此外还有台湾海峡的地理地貌，人文风情，水利资源等重要信息。
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使得华东情报局受到毛主席亲自嘉奖。
朱枫在台湾待了有四十多天，将每一项任务都完成得滴水不漏。
终于有一天，朱枫接到上级密报，打开纸条上面只写了两个字——“速回”。
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她立马拜托在台湾商界的朋友捎回一张便条，这是给她位于上海的亲人，上面写着：“凤将于月内返里，1950年1月14日。”
因为朱枫小名为桂凤，所以信中她自称为凤。
就在她满心欢喜，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时，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落入敌手。
这个人曾经过雪山，入草地，参加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的党龄长达25年。
但是被敌人抓住仅仅只有一个星期，他就将所有机密情报与地下党组成人员全部供认不讳。
蔡孝乾的背叛使在台湾工作的地下党同志瞬间陷入水深火热的危险境地中。
朱枫不敢耽搁，连忙拜托吴石，请求他能够送自己出台湾，可是现在的台湾戒备森严，想出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吴石不顾危险，开出一张“特别通行证”，希望朱枫能够先去往舟山，然后再利用当地渔船偷渡出海。
但就是这么一张特别通行证，害了两个人的命。
一天夜里，国民党特务涌进吴石的家中，不出意料，他们果然搜查到特别通行证的资料。
吴石通敌的罪证被找到，而朱枫的行踪也就此暴露。
吴石被捕的消息传到朱枫耳中，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朱枫连忙将皮衣口袋里的金镯、金链子拿出来。
她打算吞金而死。
但刚刚吞下金属的朱枫便被敌人发现，由于她身份重要，敌人连忙将她押回台湾，送往总医院，那些金属块在她的胃里一直待了两天两夜，最后用泻药才得以排出。
寻死未果的朱枫躺在病床上，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理睬。
不知道在监狱中经受过怎样的折磨，但是朱枫从未向敌人泄露过半个字。
直到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共赴刑场，他们在台湾马场町被敌人打死，在敌人的枪口对准朱枫的脑袋时，望着漆黑的枪口，她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
朱枫后事
阿菊听闻后妈朱枫的事情后，冒着被牵连的危险，请求国民党政府看在自己的情面上，将朱枫的骨灰好好保管，最终由政府下葬。
但阿菊敢做的事情也仅仅只是如此，后面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要求她领取骨灰时，她没有回复。
朱枫的骨灰就这样被丢弃在某处，无人问津。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有所改善。
吴石将军的骨灰被送回大陆，这个消息传到朱枫同志后代的耳朵中，他们也想寻回朱枫的遗骸。
这个愿望引起两岸新闻媒体的关注。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发布一张照片，上面的女人穿着一身淡绿色碎花旗袍，她身处于受审场中，面色平稳，神色淡然，仿佛已经超脱出世俗之外，这个人就是朱枫。
朱枫的亲生女儿陈明珍看到这张照片，对报社回应道：“感动与悲伤之情同时出现，一时间感慨万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受审的情况，只用五味杂陈不能形容我的心情，很感谢出版社的用心，谢谢……”
这张照片引起一片哗然，大家都迫切地想要找到朱枫的骨灰。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许多线索中断，寻找骨灰之事，谈何容易。
直到2010年，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
一位来自上海的潘先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之前我去台北，为了参加2009秋祭。在有关部门的文件里，一个编号77的骨灰罐引起我的注意，里面的湛文应该是谌之二字，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要找的朱枫同志。”
因为朱枫同志曾改名谌之，而这个77号骨灰罐，重燃大家的希望。
身处台湾的朱浤源教授接下调查的任务，他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头进行调查，发现这个77号骨灰确实很有可能是朱枫同志。
2010年3月4日，正值惊蛰前一天，朱浤源教授只身来到富德公墓，他果然寻找到一个被白色编织袋紧紧套住的骨灰罐。
上面赫然写着77号。
在朱教授拿起骨灰罐的那一刻，正是台湾早晨8时18分，一场高达6.4级的大地震在高雄至屏东一线发生。
大地颤动，山河落泪。
朱枫的骨灰终于重见天日。
2011年7月12日下午3点，一架飞往宁波的飞机缓缓落地，上面装有朱枫同志的骨灰。
朱枫女儿陈明珍早早等候于此，当他们真正看到骨灰盒时，才不由感叹时光飞逝，是强大的祖国才让女儿重新见到牺牲的母亲，是实力日增的中国，才能保护英雄最后的尊严。
魂归故里，如果朱枫同志在天有灵，想必也会对祖国的强盛感到由衷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