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传统是所有民族的宝贵营养。
然而，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所说，“古代思想是一种带毒的营养品，只有经过解毒，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要素”。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固然宝贵，但同样也带着可怕的病毒。
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个秦政法就是商鞅、韩非子开创，秦始皇落地生根的法家。
不幸的是，五四以来，我们经常把板子打到外在的儒家身上，而对内里的法家，却视而不见；更为不幸的是，法家病毒流传千年，如今还在不停入侵中国人的大脑，甚至令很多人引以为傲。
所以说，比反思儒家“糟粕”更紧迫的，是清除法家的“病毒”。当代荆轲，图穷匕见的应该是法家和秦制，而不是孔夫子。
▍病毒一：只有利益的性恶主义
“性恶论”是法家的人性观，也是法家的一切逻辑起点。
人们常说儒家的“性善论”很有问题，容易滋生妄人和伪君子。但法家的性恶论问题更大，它没有像基督教的“原罪说”，把人引到“救赎”“忏悔”，或者走向提防权力、分权制衡的有限政治，而只是停留在了对人性的极端否定。
在法家看来，人是一种趋利避害、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到极点的生物。韩非子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有且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卖棺材的人希望所有的人都死，医生希望所有的人都生病，君臣之间只有算计、夫妇之间全是谋划，甚至父子、兄弟之间也都是利益的交换。
事实上，人类文明能够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爱、尊重、合作、舍己为人等非功利、道德行为的结果。
在今天，在国际政治上，很多人坚信“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社会上，认为一切道德呼吁者“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在人与人的交往上，认为一切亲密关系本质都是“PUA”“计算”。这种否认美德、不择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都是法家“性恶论”病毒的产物。
▍病毒二：动辄得咎的重刑主义
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法家认为这种本性既改不了，也无需改，因此作为帝王师的法家，给君主的建议就不是改造人性，而是利用人性。
对于趋利，君主就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使用各种胡萝卜，比如杀敌多少决定爵位高低、揭发举报就能得赏等，使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成为君主统治的保障。
比起趋利，人更主动避害。所以，法家也特别相信“管控”的力量，要常常挥舞起大棒来。人们常常动辄得咎，且“轻罪重罚”。
《韩非子》中杀一儆百、一人犯法全族受罚的株连是常态；《商君书》中路边倒灰都是重罪，就连不全是法家思想的《管子》，小罪大罚的律条也俯拾皆是。
法家的重刑政策，其根本目的也不是为了保障社会安定、维护个人权利，而是为了统治者维护皇权。法家名为“法家”，其实与法治文明相去甚远。
在今天，对“死刑起步、平均凌迟、上不封顶”重判犯罪分子的呼吁，对“早请示，晚汇报，末位淘汰”管理模式的崇拜，对“棍棒底下出孝子”育儿模式的迷恋，无不是法家“重刑”思维病毒的产物。
▍病毒三：“强权即正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提起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以为是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诞生后的产物。
其实，“社达”与达尔文和进化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的出现，也远早于进化论。
所谓“社达”，就是“强者即是正义”“谁强谁有理”的另一种表述。强权理念，也是典型的法家思维。
无论商鞅还是韩非，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上位者就代表了正义，就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韩非子》甚至进一步指出，君主无论好坏，都必须服从，正如帽子无论好坏，都要戴于头上，不可与鞋子易位。
而我们常归罪于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也是地道的法家韩非子的话。
事实上，正义就是正义，不义就是不义，它只关涉道理与行为，与强弱、高低、上下没有什么关系。否则，我们也就不会痛斥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行径了。
如今，在国际关系上相信“真理在大炮范围以内”，在单位管理中推崇“感恩文化”，在家庭奉行“孝顺文化”，无不是法家“强者就是正义”思维病毒的产物。
▍病毒四：一切为了集体的国家主义
法家还认为时代在变，社会也在变。实力才是国家的根本。
特别是韩非子，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竞争“气力”的战国时代，实力是决定性因素。力多则人朝，力弱则朝于人，只有力量雄厚才是生存的唯一保障。
那如何让国家有力量？法家主张，“民强则国弱，国强则民弱”，百姓就是生产、战争的耗材。
因此，法家一切的“法”，都指向了务农与战争。《商君书》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韩非子》主张以富贵，奖励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和勇于战斗的人，从而富国强兵。而一切“术”，则都指向了维护君主的“势”，即权威。比如如何瓦解臣子的联盟、如何提防太子的夺权、后宫的干政等等。
总之，富国强兵、维护君主权势，是所有法家的唯一目的。至于人民是否安居乐业，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否得到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法家则完全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