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工业革命——问向中国
“工业革命”的彩蛋，何以未落到中国人的头上，而被英国人捡到了，难道这也要归功于那只“看不见的手”？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针对中国人存在，对于世界各国都同样存在，为什么不问向法国、德国，问问它们，如果没有英国起头，它们会不会也自动发生“工业革命”？可没人这样问它们，问了，也问不出什么结果，对于它们而言，这无需回答，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它们只要接受并追赶上去，就好了。
还有荷兰，本来，最该问一问的，便是荷兰，何也？盖因其先于英国成就其海上霸业，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建设方面也领先于英国，尤其造船工业和海运业更是遥遥领先，但即便如此，也没人对它一问：何以未发生“工业革命”？偏偏问向了中国，问向了中国人的青花瓷一般优雅而敏感的心灵。
不能碰啊！不要让问题碰坏了中国人的心，五千年来，惟此一败，是中国文明的失败，败给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对于王朝失败，中国人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历史上不乏经验教训，诸如明君昏君、忠臣奸臣、君子小人等，无论缘于本地内卷，还是来自异族入侵，朝可改，代可换，但都必须在中国文明的建制里“奉天承运”，以文化认同获得权力来源的正当性。
可英国人来了，没来改朝换代，这与传统不一样，反而让中国人破防，难免忐忑一问：它来干什么？想来中国做皇帝，就必须接受中国文化，可它不想接受中国文化，那就把中国变成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吧，即便如此，也得先来改变中国的文化。
用民主与科学，用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居高临下，打压中国文化，企图从根本上撬动中国，使中国文化殖民地化，但结果却是，王朝中国虽然被它打趴了，可它却反而加速了文化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深化了文化中国现代化的“第三次文艺复兴”。
“第三次文艺复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明“中西会通”，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开头，第二阶段，是清初“中西合璧”，是以阮元为代表的考据学的追求，第三阶段，是晚清“中体西用”，以张之洞为代表，但他仍以王朝中国为体，持君主本位，而以西学洋务运动——“工业革命”为用。
我们亦持“中体西用”说，但与张说不同，我们主张以文化中国为体，民主与科学为用，至于“全盘西化”，我们认为，它不能成为代表“第三次文艺复兴”的一个历史阶段，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思潮，其合理性在于能以偏激反噬“中体”——以王朝中国为体，推动“中体”转型——转以文化中国为体。
跟前两次文艺复兴发生在中原和西域不同，第三次文艺复兴兴起于江南，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处于同一个历史时期。
因此，江南也就被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关注了。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位，一位是反对专制的孟德斯鸠，而另一位，则是为“中国的专制制度”辩护的魁奈。
西哲之辩——中国制度论
魁奈著《中国的专制制度》，用两节专门驳斥了“孟德斯鸠先生”，因为孟德斯鸠认定“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就是恐惧”，而魁奈则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的基础是自然法和伦理法，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形成。
其中，“人法地，地法天”，也可以看作重农主义的天地人的表现，由此可见，自然法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生产。
而伦理法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家族，“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
魁奈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专制制度”，因为放在了这样的两个基础上，特别稳固，所以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
然而，孟德斯鸠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能如此幸运，非因政制优良，纯系地利使然，中国疆界，西阻高山，东隔大海，环以流沙大漠，为其文明生生不息，形成天然屏障，为文明之襁褓，文化之摇篮。其北部，虽有草原民族与之互动，最终也被同化于其中，且中国分裂后，复归统一，主要也是地理原因。
以此，反观欧洲，孟德斯鸠认为，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其历史肯定比中国更为悠久。但地理上碎片化的欧洲，难以形成统一性的地理条件，欧洲的历史受制于此，故虽有帝国追求统一，从亚历山大帝国到一个又一个罗马帝国，都以失败告终了。
尽管他为欧洲辩解，但同时也向我们承认了一点，在历史悠久和文明的连续性方面，中国领先于欧洲何止千年？
这在当时，并非他一人看法，而是启蒙时代的欧洲共识，不过，随着对中国认识的加深，其看法，反而有了矛盾，他说，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虽因其君主专权，而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又因其监察制度以及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更因其固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视坚韧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素，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疆域之大，使中国成为了专制政体的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者。
对比一下魁奈和孟德斯鸠的说法，我们发现，前者理论清晰，语气坚定，后者更像是一种理论的让步，让理论屈从于经验主义的感受，同时兼容经验主义的认知，如果他们知道王朝中国外还有文化中国在，就会明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是文化中国特有的气质，而与王朝中国——“中国的专制制度”无关。
孟德斯鸠在理论上，是个政体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者，他认为，所有政体，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而且特别强调了三种政体不同的政治原则，但他这样划分，实际上是将君主制政体一分为二，分为开明君主和专制君主，因此，若按照政治的主体性来区分政体，恰当的方式是分为两类——民主和君主。
然而，这位法国的“孟子”，坚持要将“专制”单列一类，有可能他预感到了一种新的专制形式就要出现，民主的原则，既可与君主政体结合，成就开明的君主立宪，也能与专制政体结合，形成人民民主专政，也许他从路易十四的专制的趋势里，猜到了一个新动向——莅临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的专制？
同时，他将对路易十四的不满，发泄到了中国的头上，因为，路易十四的君主专制是以中国皇帝为榜样的，所以，中国应该是世界第一号“专制”国家，反路易十四，就要反到中国去，只有把中国一起反了，才能反得彻底，用现在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来说，这叫做“背锅”，必须要让中国来背这个“专制”的锅。
所以，尽管他认为，中国是个混合性的政体，其中，不乏共和制的美德与君主制的荣誉，但这些因素，未能形成中国政体的基本面，因为基本面，由气候与地理条件所决定，气候条件产生了中国人的恐惧，而地理条件则促成了“中国的专制制度”。
这大概是针对中国的北方地区而言的，北方地区的气候，处于西伯利亚高压带的控制下，而其所谓“恐惧”，或许是适应并习惯了“高压”产生的吧？加以北地辽阔，三北大平原宜于统一管理，这就便利了集权式的统治，以此成就了中国的“专制”。
“勤劳”的荷兰与江南
但中国，不只有北方，还有南方，尤其江南，气候与地理条件，跟北方不一样，西伯利亚高压带的影响微乎其微，在地理上，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作为长江流域的出海口，通江达海，特别适合贸易——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也。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指出：有的地方，需要勤劳，人类才得以生存，因此，这里的国家，就需要一个“宽和的政体”。接着，他就提到了三个地区——“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为什么要提起古埃及？难道神权国家和法老政治，也算得上一个“宽和的政体”？这就不好说了。
但它作为“尼罗河的赠礼”，“勤劳”是必须的，拿长江流域来跟尼罗河相比，它们同样古老，可古埃及的“勤劳”，早已消失了，而中国的江南，其历史悠久的“勤劳”，还在继续。
当时，放眼那世界，有两个最“勤劳”的地区。
一个是尼德兰，填海造田，造出一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国土，造就一个由共和制城邦组成的联邦共和国。
尼德兰地势低洼，其农田和牧场，均低于海平面，故其人以风车抽干湿地，马克斯·韦伯称赞其人之“勤劳”，皆来源于“神召”，焕发其“新教精神”，以此产生“资本主义伦理”。
而其“勤劳”的回报，则不但使其在国内享受了世界上最为“宽容的政体”，且以“海上马车夫”享受全球化的海权红利——从南非开普敦到印尼巴达维亚、从中国台湾到日本长崎，把商船当作国家机器，以船坚炮利的海盗方式从事自由贸易。
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竟然在全世界建立起庞大的海洋帝国，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古希腊亚历山大帝国的幽灵复活于近代的海权存在，相比之下，我们认为英国更像是以其国家意志为海洋立法而与古罗马帝国精神惟妙惟肖。
当荷兰登上世界历史的大舞台时，地理大发现的红利，已被葡、西两国瓜分完毕。葡西之人勇于冒险，而荷兰人则更为“勤劳”和勤于思考，不但以其造船业与海运业而后来居上，更以其海洋自由的思想开疆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初创，而大享其观念先行的红利和制度创新的红利，因此，他们不但享受了作为“海上马车夫”的回报，同时，还以“自由之思想”享受了思想者的回报。
不过，孟德斯鸠对江南的评价更高，他说，尼罗河三角洲，是古代“勤劳”，尼德兰低地，是近代“勤劳”，这世界，只有一个地方——乃中国之江南，从古到今，一直都“勤劳”。江南之“勤劳”，同古埃及一样古老，在其历史的底蕴里，有一种文明的原力，依然踩着开拓洪荒的人文高跷，留在了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而与光昌流丽的后生——从海拔低地崛起的荷兰人同台共舞。
江南稻作，其水作流程，比旱作复杂，因其水土，多为“圩田”，于长江岸、太湖畔、东海滩，同荷兰一样，需要围垦，其“低乡”之地，如苏、嘉、杭等湖荡平原，宜种水稻，附以桑植，其“高乡”之地，如上海周边，因其近海，未脱盐碱，即以植棉纺织为业，其于丘陵地带，亦种茶冶瓷，尽其地利。
“勤劳”如斯，当不逊于荷兰，虽然荷兰人，在欧洲，最早启动了所谓“勤勉革命”，势头很猛，彰显其扩张的霸蛮之力，但要论到“勤劳”的深度，于“勤劳”的极致处，油然而生的那一份优雅，则非其所能达，那该属于江南人所独有的天赋吧！
江南岸，风吹稻花，那个美呀！山阴道上行，人与山川相映发，云雾间，烟雨下，吃茶去，茶农万般辛苦，化作一杯春茶，悠然的感发，还有拨茧抽丝，历尽桑蚕之变的煎熬，化作丝绸之路上绵延万里的玉帛妖娆，更有淘尽一方水土，开遍五行之窑，为世界各地的餐桌提供一份人文主义的青花格调，那样一种苦尽甘来而又趋于审美的“勤劳”，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文明的福报？
长江同尼罗河一样出海，但是，它却通往了一个更大的海——太平洋，那是一个比地中海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其水域之宽广，体量之巨大，足以将世界上最高的山和最大的海串联起来，更有两岸人民历尽千年的“勤劳”，以其历史的深度开辟了一条从据乱世通往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通道，江南就是中国人通往太平世的出海口。
太平洋与太平世，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非也，它们契合了一个世界历史的大运势。当长江从世界屋脊流出，梯山航海，进入太平洋，在经历了两千多年无数次的“潮打空城寂寞回”后，巨大的回应，终于被大航海的历史运势带来了，欧人扬帆而来，出地中海，入大西洋，转印度洋，至太平洋，来与江南相会也。
江南，是风靡全球的丝瓷茶的原产地，吹皱欧洲启蒙运动一池春水的“中国风”，就从江南悄然兴起，被“西洋潮”激荡不已，不但在江南激荡，还在欧陆激荡，激动了整个东西方。
让我们放下对历史的回望，回到“孟子”话题。
孟德斯鸠指出，江南以其一地经济，撑起了国家财政，南财北运，换来了政治文明。在政治上，有一种原则，叫做“补偿”，人民交重税，换来政府一定的“自由度”，作为其“补偿”。
从国家立场来看，即便专制国家，其国民自由度，亦即个人权利，多少也与税收有关，税轻则权轻，税重则权重，权重意味着要放权，中央给地方放权，国家向个人放权，故其政治便相对宽和，个人的自由度亦较高，这大概就是政治“补偿”原则。
孟德斯鸠以此看江南，他从铁板一块的专制制度里，从大一统的架构里，发现了一个“特区式”的经济地理空间，那是一个货畅其流和地尽其利的市场经济的地理单元，有着大江东去般充沛的经济动力，且源源不断，在其推动下，自由如此天然，你不想都不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最便宜的，就是以开放自由度，来交换财政收入，江南因之而成了明、清以来中国的“经济特区”。
孟德斯鸠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经济发展是自由的产物，其发达程度，不但反映了一方水土的自然禀赋，而且反映了一个社会的自由度，也就是国家治理的开放程度。
不过，有一点他未提及，那就是在政治方面，江南本是六朝古都，其政权向中原王朝让渡，如钱镠之于北宋，以此也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但总体来看，自由度还是基于财政收入。
孟氏见闻，止于明清，其来源，多为来华商人。
魁奈指出，孟氏偏听于商人，因其反对重商主义，故对商人所言，特别警惕，劝孟氏，与其听信商人，不如听从传教士。以此，我们亦可认定，孟氏对江南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当时商人的评价，可以说是来自市场的看法，是来自市场经济的评价。
“追赶”者中了头彩
但荷兰也好，江南也罢，都与工业革命无缘，这是为什么？通常认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发达有关，与技术先进有关，与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有关，就大体而言，都是对的，但我们同时又发现，工业革命的动力，并非来自最顶流的国家，跑在最前面的国家，总想着在原有赛道上一直跑下去，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
与之有别的是，革命的动力往往来自于追赶者，如果在原有的赛道上难以超越，那就自辟一路，换个赛道，而这就是从根本上创新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既得利益的领头羊愿意改变其利益格局，这就要求追赶者换一条更为狼性的赛道。
当明、清两朝一直沉浸在东西方贸易顺差里，享受着白银时代财源滚滚的红利而难以自拔时，当荷兰人以其纵横全球的海洋霸权，通吃了重商主义的东西方贸易而自鸣得意时，追赶的英国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先从思想上，换了个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赛道，再以瓦特为代表，以工业革命开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赛道，从此转换了白银时代以来东西方既定的贸易通道。
英国人的狼性没得说，对于荷兰与中国，不是追赶，而是追击，不惜以战争为其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新赛道开路。
在大西洋海战中，英军屡败屡战，打败了荷兰，法军趁势，一举攻入荷兰本土，致其国体瓦解，将一个如日中天的联邦制的共和国打回日暮途穷的君主制王国的原形了。
可怜的荷兰，本来已“遥遥领先”，结果却亡国了，由“勤勉革命”带来的“领先”局面，终于被“工业革命”颠覆了，叹息之余，难免有问：何以“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荷兰呢？
其时，论技术之先进、经济之发达以及制度之优越，荷兰人均已先行一步，并取得近代化的“领先”地位，但英国人却没有跟在后面追赶，而是回到英国本土，进行“革命”。
先是政治革命，建立以君权、民权、绅权“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这跟荷兰的以城市国家为基础的联邦共和国不是一路，较之荷兰，其行政效率更高，集权能力更强，更像一部国家机器，将国家机器的理念及机制贯彻于经济领域，使之与资本结合，这就导致了以机器动力为中心重构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
英荷之战，初时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荷兰不落下风，可有了工业革命的加持，英国越战越强，终于打赢了。打赢了荷兰，再来对付中国，两次通商，均未得逞，于是，接下来，便是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首次将东方大国打成“东亚病夫”。
无独有偶，打败荷兰，是以英法联军，打败大清，也以英法联军，两次鸦片战争，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就是英法联军所为，此乃其不同于葡、西、荷等国之处，以往葡、西、荷等国之于中国，互为对手，彼此竞争，各自为战，其结果，仅凭一国，难以撼动，反被大清“以夷制夷”，牵着“夷”的鼻子走了。英国反之，非以一己独对，而以列强联合，共同对付中国，尽管列强之间，你争我夺，但在中国问题上，英国不吃独食，而是放下身段，与列强合作，从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均由列强采取一致行动。
当时，只有英国认识到了，若非强强联合，则不足以制服中国，而合作，就不仅要把中国当作战利品来瓜分，还要把自命为天朝上国的大清，关进作为西方共识的国际法的笼子里，接受公理、公法的驯化——以此“驯服中国”。从此，一改白银时代以来重商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殖民地方式，改以英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原则，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经济共同体的“市场”来管理，而“市场”的中心，就在长江以南的那个出海口——上海，管理这个“中心”的关键，就是海关，控制海关的，当然就是英国人。
总之，英国摆脱了在广州与清政府的纠缠，从南海掉头而上东海，直奔中国的命门之所在——上海，以此为据点，使其海关势力深入长江中下游一带，以上海江海关为海关总司，统辖南京金陵关、武汉江汉关、宁波浙海关，以及九江、镇江等关。
整个江南，亦即广义江南，从两湖到江浙，世界经济体系中最肥的一块肉，被英国人以海关的方式收入囊中了。但其并未格外贪婪，未如饕餮一般，杀鸡取卵，贪得无厌，而是有节制的在国际法的名义下攫取，为江南工业革命留有一线生机。
工业革命“哀荷兰”，也“哀江南”，百余年后，其幽灵仍在，还在问：何以“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江南”？这一问啊，问在未来已来之际，问向新的工业革命到来之时，命运又来敲门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刘刚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