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 · 伯克
聚焦
本书所呈现的，是过去500年间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知识史上的一些经过挑选的案例研究，更确切地说，它开始于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截至1976年阿根廷成立军政府。为了使这样一个庞大的主题便于操控，需要对其有所限制。尽管“实用知识”和“技能移民”都非常重要，但以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学者和科学家群体，以及他们对于所谓“知识共同体”和“科学王国”的贡献。
在学术世界中，有关自然科学的讨论会相对少一些，尽管为了比较的需要，我会时不时简要地提及各门科学。这种缺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的能力所限，就好像是天主教会所称的“不可克服的无知”（invincible ignorance）。但是无论如何，即便科学家是在国外生活期间发现了新的植物，或是在与外国同事的讨论中提出新的假设，科学家的知识生产对于其所居住地点的依赖性要低于人文科学。另一方面，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背井离乡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更为广泛。在讨论这些影响时，有时我会乘便从自己的学科专业中举一些例子，这对于一项缘起于在以色列历史学会所做系列演讲的研究来说，倒也恰如其分。
由于研究既涉及知识的生产，也涉及知识的传播，因此书中为一些非学术群体保留了特殊的篇幅，特别是翻译家、印刷商、新闻记者和出版商等，他们将在下文的叙述中频频出现，此外还包括一些图书馆员，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沃尔特·戈特沙克（Walter Gottschalk）到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威利·古茨曼（Willi Gutsmann）。的确，近代早期欧洲的一些印刷出版商，例如也是流亡者的普洛斯佩尔·马尔尚（Prosper Marchand）和让-弗雷德里克·贝尔纳（Jean-Frédéric Bernard），其主要身份可以被看作某些知识的传播者，这同样也适用于20世纪20年代生活在柏林的俄国出版商，或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出版商们。
为了进一步缩小题目的范围，旅行者、学生和外交官等将被排除在本书所讨论的客居者之外，因为他们一般在国外居住的时间相对较短。内部的流亡者也不包括在内，许多人因反对当权的政治或宗教制度，虽然人未离境，但却过着像流亡海外一样自我放逐的生活。在近代早期欧洲，有无数类似的例子，他们虽然不接受所在地区的官方宗教，但却能忍辱偷生——如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生活在新教国家的天主教徒（反之亦然），以及一些信仰悖于任何地区正统的异端群体，如“爱之家”（Family of Love）教派，其成员可能包括印刷商克里斯托夫·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利尔斯（Abraham Ortelius）和圣经学者贝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Benito Arias Montano）等。在20世纪，类似的持不同政见者范围更广，如犹太人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得以幸存偷生，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倾诉在日记里；再如俄罗斯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他因参与人权运动而受到内部流放，从莫斯科被驱逐到了高尔基市（Gorky）。
流亡和客居的小说家和诗人们，例如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和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乔伊斯（James Joyce）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等，也均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因为人总要适可而止，再者说，这本书的主题还是宁缺毋滥的为好。如果以同样的篇幅再写一部流亡小说家的研究，恐怕也不是很困难。例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观察英国和美国时置身于外的立场，与本书的中心主题之一极为吻合。同样，作家露丝·鲍尔·贾华拉（Ruth Prawer Jhabvala）生于德国，在英国长大，并在印度和美国均生活了数十年，她的小说展示了局外人的敏锐视野。她也以同样敏锐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困境，在1979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贾华拉讲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国可依的作家，也无从写起。真好像是从一个国家飘到了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文化飘到了另一个文化，直到无知无觉，直到无物无我。碰巧的是，我恰恰喜欢这个样子。”在其他场合，她又重谈起这个问题。“一旦为难民，就永远是一个难民。我知道，不论身处何处，我都可以安之若素，但你不会全身心地钟情于某个地方，或是完全地认同所生活的社会。”
本书试图揭示的，是不仅在知识传播，而且在知识创造方面，流亡者和客居者们所做出的不同寻常、数量惊人的贡献。生活在今天的英国，我们对于流亡者和其他移民为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所做的贡献很难无动于衷（尽管包括政府部长在内的某些人，确实对此熟视无睹）。虽然如此，直到开始这本书的写作之前，我仍然还不十分清楚如此众多的流亡者到底有过多少贡献，不仅在英国（在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人数更多），而且还有世界的其他地区。
研究方法
要衡量流亡者对知识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就需要将这一群体的成就与一个非流亡者的对照组进行相互比较，并在其他的各个方面与流亡者相对应，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满足的条件。相反的，本书下文将集中在一些个案的研究上，将侧重在流亡者们对知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知识的个人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系上。
尽管我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路径并不完全具备全球的视野，但至少是比较性的。目标之一是将全景的广度与个案的深度结合在一起，即对西方的流亡学者在五百多年里的主要活动做一总体的描述，同时通过个案研究呈现出更多的细节。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鲜明的比较和对比的方法，既强调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又突出特殊的历史语境，以使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比较历史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不同的地点，而不是不同的时代。但是在我看来，也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和对比，以发现每个时代的特点。例如，早期和晚期的现代性之间，有什么关键的差异？为了促进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历史学家和近代晚期（late modern）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本书作为这一长期努力的一部分，对这两个时期均有所涉及。例如，在对客居者进行的个案研究中，我对18世纪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与20世纪30年代在巴西学习和教学的法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比较和对比。
书中最主要的比较和对比，是在17世纪的新教流亡者与20世纪的犹太流亡者之间的比较。这两个离散群体之间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有几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米丽娅姆·雅德妮（Myriam Yardeni）（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罗马尼亚离开时，还是个孩子），他们在写到前者的时候，都会联想到后者，这绝非偶然。艾琳·斯科洛蒂（Irene Scouloudi）曾长期担任位于伦敦的胡格诺派研究会的秘书，她生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其研究的灵感也来自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相似性。
这两个离散群体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明显：例如，由于身处一个宗教迁移的时代，前一个群体中的神职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二个离散群体中，教授们的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当时的大学在知识文化领域占据了主导的作用，其地位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甚至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学，也无法望其项背。在第二个群体的个案研究中，我还将比较和对比难民学者的到来对英国和美国两种文化的影响，以及他们为社会学和艺术史这两个学科所带来的变化。
本书所展开的分析，是基于集体传记或“群体传记学”的研究方法，这是由德国的古罗马史家所开创的，后由移民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引入英国。采取这种方法对流亡或客居学者展开研究，带来的主要问题或可称之为“冰山问题”。也就是说，有证据可查的流亡者，即所谓的“著名移民”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群体里相对较为明显的一角。在近代早期，我们所知道的，常常不过是个别学者的名字而已，更多的人早已湮没无闻，而他们很可能对知识也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唯有在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大离散的研究中，才有了较为充分的学者数量，可以提供足够信息展开人数比例的分析。即便如此，例如附录中所列举的一些女性学者，即使在标准的参考书中，也缺少她们的许多关键信息。
虽然存有这些空白，集体传记仍然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细节，使我们避免了草率笼统的泛化归纳，而使冰山的更多面向得以呈现。它提醒我们认识到，那些略次一等的学者所做贡献的重要价值，从而免于陷入如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所提出的著名的“马太效应”（指《新约》中的一段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即一些不知名的科学家的发现和观点常常被记在了一些著名学者的名下。
通过书信和回忆录，20世纪难民知识分子们的个人事迹较之他们近代早期的前辈更加为人所知。二手的文献也相当丰富。因此，我将试着采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回溯法”（regressive method），就近代早期的情况，尤其是17世纪80年代，提一些研究者们曾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过的问题，但试着以更符合过去时代的方式加以解答。
选自【英】彼得·伯克著 周兵译《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