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脱》
如果你时常感到自己被社会暴击，但并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你不可错过马克斯·韦伯的著作。
马克斯·韦伯是近代以来重要的一位思想巨擘、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涉猎广泛，囊括经济、法律、宗教、政治等诸多学科领域，对资本主义、官僚制、宗教、权力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提出的工具理性、“现代性牢笼”等概念对现代社会有极强的批判性和解释力。他用深刻且满怀忧虑的口吻提醒我们，尽管对理性的充分运用塑造了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但是理性运用到极致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这种吊诡现象会使每个人困于现代性的牢笼之中。
因此，韦伯是一位与普通人站在一起的社会学家，通过他的著作，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生活是被什么更庞大的力量所决定和塑造，生活中弥漫着的不可名状的压抑和痛苦又是从何而来。
理想国韦伯作品集包括了韦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以及“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的全部著述，囊括了这位学术大师一生的思想与研究精髓。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盛赞这套韦伯作品集有三大特色：选目的周详，编译的慎重，译者的出色当行。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教授认为，本套书的译文是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基于研究之上的翻译，译文水准上乘，译作品质精良。
下文中，我们重点介绍《学术与政治》以及韦伯关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的4本经典著作。在《学术与政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韦伯的学术激情、政治理想以及他对现代社会之未来深深的忧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是比较研究的典范之作，读者不仅可以增进中西印犹宗教方面的知识，还能从韦伯旁征博引的行文中，深入韦伯的宗教研究背后最核心的问题意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进而对社会的建构与运作、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产生更深入的认识。
《学术与政治》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的思想体系宏大庞博，而《学术与政治》是理解其思想的钥匙文本，韦伯将一生的经验和学识都浓缩其中。本书收录马克斯·韦伯脍炙人口的两篇演讲：《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这两次演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前后，昨日世界业已崩塌，新的社会及政治秩序尚未成型，德国年轻人中弥漫着一股迷惘的集体氛围和左倾的政治浪漫主义。面对着渴求意义与先知的听众，韦伯刻意与纷乱的时事保持距离，将他的主题置放于思想史及社会史的脉络中，从而对现代世界做出根本性的诊断，并将此诊断运用于德国所面对的政治局势：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学术及政治是否能成为一种志业？对世界有所知和对世界采取行动之间的统一，是否能在学术中或在政治中实现？
与韦伯其他著作不同，《学术与政治》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他身为学者和政治家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源于托尔斯泰的沉思：生命还有“终极价值”吗？对此，韦伯做出了冷峻而又寄托深远的回应。这种回应，在今日精神荒凉的现代世界，尤予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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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钝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具有支配性力量的资本主义，何以独独从西方文明中孕生出来？韦伯从文化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一角度提出，近代资本主义以其理性化的持续经营和组织劳动为特征，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即“天职”思想、为职业劳动献身的工作伦理，与基督新教的禁欲性格具有天然的内在亲和性。虽然禁欲精神助长了近代经济秩序的诞生，但资本主义在建立起决定一切的秩序后，将自己的根基盘踞在机械文明之上，新教的入世禁欲精神，则解体为纯粹的功利主义。
本书是马克斯·韦伯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著作，发表之际即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激烈争论，一百年过去，它仍旧被反复讨论。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独特见解，在大陆学界影响巨大，是一代代学人的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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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他们领受着上帝完全的恩典，并且受到上帝切实可见的保佑。只要他们注意保持言行举止的正确得体，道德行为的无可挑剔，以及他们对财富的使用不会引起异议，那么他们就可以竭尽全力地去追求经济利益，并且将其视作是一种责任的履行。与此同时，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为这些资产阶级商人提供了严谨、尽责又极为勤勉的劳动工人，而这些人则将工作视为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人生目标。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属于三大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首卷。在本书中，韦伯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与西欧不同的地方，以此突显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色，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
韦伯在本书中分析了中国的国家、法律、城市、行会、士人阶层、正统礼教、异端信仰等，无非是想借此构筑出：中国人想的是什么、做出来的又是什么，以及所想与所做之间的关系。而儒教官绅知识阶层，在韦伯所构筑的传统中国历史舞台上，展现出使中国整体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相径庭的坚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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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过先知革命的洗礼。也没有属于个人的祈祷。受过礼仪训练且精通典籍的官员，以及——最重要的——皇帝，照料一切事务，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
无论如何，儒教总是弥漫着一种绝对的不可知论以及根本上的否定气氛，反对任何对于彼世的冀望。
在中国的家父长裁判下，西方观念中的律师，根本无法占有一席之地。氏族成员里若有受过典籍教育者，就成为其族人的法律顾问。否则就请一位略通文墨的顾问来写成书面诉状。这个现象是所有典型的家产制国家，特别是带有东方印记的神权的、伦理—仪式主义的国家，所具有的特色。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本书属于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上的第三本主要著作，与《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起构成“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之研究成果，属于三大卷本的《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二卷。作者在本书中研究了印度的宗教。作者认为，对亚洲整体而言，中国扮演了类似法国在近代欧洲所扮演的角色：所有世情通达的“洗练”，莫不是源自中国中原地区，再传布于中国西藏地区、日本和中南半岛。相反的，在亚洲，举凡超越现实利益的思想，很少能不将其根源追溯到印度的。尤其是，印度的（不管正统或异端的）救赎宗教，在整个亚洲地区扮演了类似于基督教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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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基本上反种姓的教派接纳了原属印度种姓的成员进入其共同体，并且使他们解脱了原有的种种仪式义务时，结果则是：这些抛弃原来种姓礼仪的所有改宗者，悉数被其种姓破门逐出而成为无种姓者。除非这个教派能够一举推翻整个种姓秩序，而不光是争取到它的部分成员，否则，就种姓秩序的立场而言，此等教派不过是客族之类——一种宗教上的客属族群，地位尴尬暧昧地存活于依然健在的印度教社会秩序之旁。
《古犹太教》
《古犹太教》是《宗教社会学论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研究古犹太教都是从宗教学的角度，以文献考证来看待古犹太民族与现代基督教的关系，而韦伯则用社会学的方法重新梳理史料，把古犹太教放在西方和近东整个文化发展交汇点上审视这一宗教历史的内在理路，从而揭示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对立宗教文明盘根错节的难解因由，从而写出他对犹太教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家之言。国内犹太教研究专著不多，而有深度和广度的更少，本书的出版弥补了这一学术研究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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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社会学而言，犹太人到底是什么？——一个贱民民族（Ein Pariavolk）。意思是，正如我们所得知于印度人的：一个在礼仪上——无论就形式或事实而言——与周遭社会环境区隔开来的客族（Gastvolk）。犹太人对周遭环境所抱持的态度的所有基本特征，都可以从他们这种贱民存在里推衍出来：特别是早在（中世纪的）强制隔离之前他们就已自愿性地生活于犹太人区（Ghetto），以及他们对内道德与对外道德的二元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