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

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

作者：韩宁著

定价：68.00元

ISBN：978-7-5013-8062-6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古代音乐资料缺乏，研究者在研究乐府曲调时，无法从乐谱、乐律等纯音乐层面展开，只能在爬梳文献时，完成曲名变迁调查、曲名本事考索，把握曲调表演方式、曲调音乐属性，进行曲调体式归纳、曲调风格描述等。本书以具体个案研究为主，努力把握唐乐府曲调流传演变的音乐特性，通过系统深入地微观考索，逐曲探究，理清源流，描述唐乐府曲调在产生流传过程中的音乐形态、表演方式、人员参与、更变缘由等情况。

作者简介

韩宁,1974年生，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党委委员，汉语言文学非师专业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乐府学会理事。学术研究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为唐诗选本研究、唐乐府研究。

内页欣赏

导读

诗乐一体是中国早期诗歌的基本特征。诗的发生远在文字产生之前，最早它就是声音的艺术，是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的加强形式。而音乐则为诗的发生与发展插上了一双美丽的翅膀，它促进了早期诗体的完善，它让诗变得更为美听，更有艺术感召的力量。所以早在传说的上古时代，据《尚书·舜典》所记，舜便任命夔为乐官：“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见，诗与乐的结合，也是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的文化传统。到了周代，这一乐官文化体系更为完善。据《周礼》所记，诗乐由春官宗伯掌管，属于国家礼乐制度，下设大司乐、乐师、大师、典同、磬师、钟师、笙师等各种专门职务，以“乐德”“乐舞”“乐语”教国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诗三百》全为乐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下形成的诗歌艺术，承担着宗教祭祀、礼仪燕飨、记述历史、美刺讽谏、文化教育、审美娱乐等多种文化功能，它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传统，为后世诗歌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诗经》以后，中国诗歌与音乐朝着各自独立的方向发展，不入乐的诗歌越来越多。但即便如此，诗与乐始终有着不解之缘。就汉代诗歌而言，汉初时主要流行的是楚歌，西汉中期以后由于外族音乐的传入而有了横吹和鼓吹，到东汉以后则主要是相和歌的天下。就连产生于汉代的徒诗《古诗十九首》，也缘出于汉代的乐歌。汉乐府远绍《诗经》传统，并开启一代新风。它既为国家的宗教祭祀、礼仪燕飨、审美娱乐而设，创制了大量的诗乐作品，还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搜集诗歌，用于配乐演唱。从此，乐府就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不仅代指历朝历代的国家音乐机构，还代指保存与传承于历代乐府中的歌诗。再进一步扩展，则汉唐时代所有与音乐相关的诗歌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到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唐五代前所有与音乐相关的作品分为十二大类，包括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由此可见，诗乐相结合，不仅从汉代以后仍然产生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而且与汉代以后的徒诗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乐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是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乐府的地位如此重要，但是自 20 世纪初以来的研究却颇显薄弱。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从古代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学术界最先关注的是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独立的文学和音乐。而乐府作为诗歌与音乐相交叉的艺术形式，自然不会引起更多的重视。二是要对乐府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具有诗歌研究与音乐研究的学术积累，否则便难以进入这一交叉的领域。所以我们看到，自 20 世纪初以来，在现代学术理念的影响之下，虽然也有对乐府和音乐文学的关注，如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王易的《乐府通史》、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王运熙的《乐府学论丛》，任二北的《唐声诗》等著作，以及一些专门的研究，如游国恩关于《陌上桑》的研究，杨公骥关于《巾舞歌辞》的研究，丘琼荪关于汉大曲的研究，阴法鲁关于清商乐的讨论，王运熙关于汉魏六朝乐府问题的系列讨论，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相比于这一时期成果丰硕的历代诗歌作品研究，则不能不感叹乐府研究的相对冷落。新时期以来，乐府学研究开始兴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对古代诗歌与音乐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无论是文学和音乐的发展，在中国古代都一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脱离了互相间的关照，诗歌与音乐本身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便无法解决。作为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形态的乐府学，它的独特价值由此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发展过程，大体上又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时期开始到 20 世纪末，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不断加大有关乐府诗歌方面的内容。如郑文的《汉诗研究》、杨生枝的《乐府诗史》、张永鑫的《汉乐府研究》、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倪其心的《汉代诗歌新论》、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以及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诗乐关系的角度展开对中国诗歌发展相关问题的专题研讨。第二个阶段则从新世纪开始，其重要标志是作为独立的乐府学概念的提出和全国乐府学会的建立。a 可以说，自新世纪以来，乐府学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现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著作，仅就我手头的著作，按年代排序有：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2000），赵敏俐等人合著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三百〉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2005），王运熙的《乐府学述论》（增补本，2006），许云和的《汉魏六朝文学考论》（2006），田彩仙的《汉魏六朝文学与乐舞关系研究》（2006），孙尚勇《乐府文学文献研究》（2007），吴相洲主编的“乐府诗集分类研究”系列著作 9 部（2009），赵敏俐的《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09），赵明正《汉乐府研究史论》（2009），宋光生的《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2009），王宁宁的《中国古代乐舞史》（2009），刘怀荣、宋雅莉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10），左汉林的《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2010），王同、丁同俊、温和《汉魏乐府新考——汉乐府相和大曲及魏晋清商三调研究》（2010），刘航《汉唐乐府中的民俗因素解析》（2011），王小盾的《隋唐音乐及其周边》（2012），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2012），尚丽新《乐府诗集版本研究》（2012），吴相洲的《乐府歌诗论集》（2013），吴相洲主编的“乐府诗断代研究”系列著作 5 部（2013）、“乐府诗构成要素研究”系列著作 4 部（2013）、《乐府学概论》（2015），廖群《两汉乐府学术档案》（2015），王辉斌《中国乐府诗批评史》（2017）、《乐府诗通论》（2018），郭丽、吴相洲编撰《乐府续集》（8 卷，2020），孙尚勇的《乐府通论》（2020），王立增《唐代乐府诗体研究》（2022），郭丽《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2022）等等。吴相洲教授曾将乐府学研究概括为文学、音乐和文献三个方面，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五大要素。新世纪以来的乐府学研究，既是在此基础上的系统研究，又超越了这五个方面。其研究的范围，向上扩展到诗乐的起源和先秦的乐制，对乐府学的发生发展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源；向下扩展到宋元明清，对乐府学自宋代以后的发展过程做了细致的考证与梳理。其研究的领域，更从文学、音乐和文献扩展到制度、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正是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人们不仅发现了乐府学本身领域的深广，也进一步认识到它对文学、音乐乃至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韩宁教授是吴相洲先生的高足，从攻读博士研究生开始，就跟从吴相洲从事乐府学研究，先后出版过《鼓吹横吹曲辞研究》和《初唐乐府诗研究》等著作，多有建树。她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跟随詹福瑞先生学习唐代诗歌，此后一直坚持对唐代诗歌的关注和研究，现在还辅助詹福瑞先生承担有关唐代诗歌的国家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她的这本《唐乐府曲调音乐形态考辨与传播路径研究》一书，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深耕基础上推出的力作。

目录

绪　论 / 001

第一章　唐乐府曲调概说 / 004

第一节　唐乐府曲调的留存情况 / 004

第二节　对唐乐府曲调文本的总体考察 / 022

第二章　唐乐府曲调音乐文学形态考论（上） / 033

第一节　“水调”亦为调式名考论 / 033

第二节　“啭”题乐府的音乐文学形态 / 047

第三节　唐曲《献天花》曲源考论 / 062

第四节　《昔昔盐》考——兼论“盐曲”音乐属性 / 072

第五节　《浑脱》考 / 091

第三章　唐乐府曲调音乐文学形态考论（下） /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