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阿义，你拿她有什么用？一个赔钱货，又不是你亲闺女。”柴房门外，雨声与争吵声交织，小荷握紧了破旧的布娃娃。
01
雨水斜斜地打在脸上，我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三岁的我站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看着村民们把母亲放进一个木头盒子里。
“小荷，叫妈妈。”刘家大婶推了推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妈妈，她明明躺在那里，眼睛闭着，怎么都不理我。
“妈妈。”我听话地喊了一声。
没有回应。
周围的大人们眼中有了泪光，有人叹气，有人摇头。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可怜见的，这么小就没了娘。”
更多的人看向站在一旁的刘建国——我的父亲。他像一尊石像，脸色阴沉，目光游离，好像这场葬礼与他无关。
雨越下越大，黑压压的伞群向村里移动，木盒子被抬起来，大人们唱起一种很悲伤的歌。我想跟上去，却发现没有人牵我的手。
“你跟着我吧。”刘家大婶最后说，她随手拉了我一下，可手很凉，没有一点温度。
回到刘家后，家里的气氛更加压抑。奶奶一直念叨着什么“命硬”“克母”的话，我不懂，只知道大人们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第一晚，我被安排在柴房里睡觉。
“暂时先住这里，家里没地方了。”父亲丢给我一床薄被子，转身就走。
柴房又黑又冷，蟋蟀和老鼠的声音此起彼伏。我蜷缩在角落里，抱着母亲生前给我做的那个破旧布娃娃，哭到睡着。
接下来的日子，家里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我的存在。饭点时，如果我不出声，就没有人记得给我盛饭。奶奶不让我进她的房间，说我身上带着晦气。父亲整日在外，回家也是喝得醉醺醺的，看都不看我一眼。
一个月后的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我缩在柴房的角落，听见厨房里传来说话声。
“建国，这孩子怎么办？”是奶奶的声音。
“我怎么知道？”父亲的语气很烦躁，“她妈死了，我有什么办法？”
“要不送福利院算了，咱们养不起，家里日子已经这么难了。”
“不行，村里人会说闲话。”
“那就送回她娘家去，找她舅舅啊！”
“陈家那个疯子？他自己都活不好，别开玩笑了。再说，谁知道那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句话后是一阵沉默。我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只是觉得更冷了。
正当我快要睡着时，柴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衣襟滴落。
“舅舅！”我下意识地叫道。虽然母亲生前很少提起她的兄长，但我认得这个常年穿着蓝色粗布衣服的男人。
屋内的谈话声戛然而止。接着是一阵脚步声。
“陈守义，你来干什么？”父亲的声音里有一丝慌乱。
陈守义没有回答，他径直走到柴房，在我面前蹲下。他看着我，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却很亮，像夜里的星星。
“要跟舅舅走吗？”他问，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看着他。
“孩子，你舅舅是来接你回家的。”他又说，这次伸出了手。
那是一只粗糙的大手，布满老茧，却给人莫名的安心感。
“我跟你走。”我小声说，然后把手放进了他的掌心。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转身面对站在院子里的父亲和奶奶。
“我带她走。”他只说了这四个字。
“陈守义，你疯了吧？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带孩子？再说了——”父亲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陈守义打断。
“我是她舅舅。”他说，“我妹妹的孩子，我来养。”
说完，他拉着我的手走出了院子，没有回头。
我记得那天晚上的雨很大，却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哭。只记得舅舅的手很暖，走路很稳，像一座不会倒的山。
02
舅舅的家在村子最边缘的地方，紧挨着一片竹林。那是一间很小的土坯房，只有两间屋子，土墙上的裂缝里长着青苔。
“以后就住这里。”舅舅推开门，屋里简陋得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这是你的床。”他指着唯一的那张床说。
“那舅舅睡哪里？”我问。
他指了指外间的一条长板凳：“那里。”
那晚是我离开母亲后睡得最安稳的一夜。虽然床板很硬，被子也薄，但不再有老鼠的声音，也不必担心有人会在我睡着后说些难听的话。
舅舅是个沉默的人。他很少说话，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来。他会带回一些食物——几个番薯、几个鸡蛋，偶尔是一条小鱼。
“舅舅，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过他。
“守村。”他简短地回答。
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守村人”是个很特别的职位。他负责巡视村子，调解村民纠纷，处理突发事件。在那个年代，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往往是村里最强壮也最受信任的人。
舅舅不善言辞，不太会照顾小孩。刚开始几天，我的饭要么太咸，要么没熟。他给我洗的衣服总是皱巴巴的，补的袜子像打了补丁的蜘蛛网。
“你不会啊。”我有一次看不下去，从他手里抢过针线。
“嗯。”他点点头，竟有点不好意思。
我帮着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洗碗、摘菜。他也慢慢学会了怎么煮饭做菜，怎么给我梳头发。
村里人对舅舅带我回家这事议论纷纷。
“陈守义怎么想的？一个大老爷们养个小丫头，成何体统？”
“那可是他亲外甥女，血脉亲情啊！”
“谁知道是不是亲生的？他妹妹当年可是...”
每当听到这些话，舅舅就会把我拉到一边，然后瞪着那些说闲话的人，直到他们不自在地走开。
一次，村里几个妇女在井边指指点点，舅舅没说话，只是把水桶重重地放在井台上，发出“咚”的一声，那些人顿时作鸟兽散。
何老汉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主动和舅舅说话的人。他经常带着烟袋来我们家坐坐，和舅舅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守义，别理会那些闲言碎语。”何老汉有一次对舅舅说，“你做的对，是为你妹妹尽责任。”
舅舅没回应，只是默默抽着烟。
何老汉又看向我：“小荷啊，你舅舅是个好人，你要听他的话。”
“嗯！”我用力点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舅舅家的生活，也慢慢了解了舅舅的工作。
夜里，舅舅会拿着一盏马灯，背着一把铁锹，绕着村子走一圈。他会检查每家每户的门窗，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者哪家的牲畜跑丢了。
有一次，刘家的水牛走丢了，村里人都出去找，直到深夜还没找到。第二天一早，舅舅就把水牛牵回来了，原来它跑到了山那边的草地上。
“你怎么知道去那里找的？”我好奇地问。
“看脚印。”他简短地回答，然后指给我看泥地上的牛蹄印，教我怎么辨别方向。
从那以后，舅舅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怎么看天气，怎么认识植物，怎么在山里辨别方向。
“学会了，就不会迷路。”他说。
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教我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在找不到路的时候，依然能够回家。
03
到了入学的年龄，舅舅把我送进了村小学。第一天，他送我到学校门口，蹲下来整理我的衣领。
“好好学习。”他说，然后塞给我一个小纸包，里面是两块红糖。
学校里的孩子们对我很好奇。我是村里唯一一个由舅舅带大的孩子，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少见的。
“小荷，你妈妈呢？”有孩子问我。
“我妈妈去世了。”我老实回答。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我的记忆中，刘建国从来没有像个父亲那样对待过我。
“她没爸爸，她是被她舅舅捡回来的。”一个男孩子在一旁嘲笑道。
那是刘家的小孙子，我的表弟。他比我大两岁，从小就看不起我。
“我有爸爸！”我反驳道，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
“那你爸爸为什么不要你？”他继续挖苦我，“因为你命硬，克死了你妈妈！”
我扑上去打他，结果被老师拉开，罚站了一下午。
回到家，舅舅看到我红肿的眼睛，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我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汤。
“舅舅，为什么爸爸不要我？”我小心翼翼地问。
舅舅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灶里添柴火。
“他...有他的难处。”良久，他才回答。
“是因为我命硬，克死了妈妈吗？”
“胡说！”舅舅难得地提高了声音，把我吓了一跳。他蹲下来，严肃地看着我：“小荷，你记住，没有谁的命是硬的，也没有谁能克死谁。你妈妈的死...”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组织语言：“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舅舅这么激动。
上学后，我偶尔会在路上碰到刘家人。他们对我爱答不理，有时甚至故意绕道走，好像我是什么不祥之物。
刘建国——我的父亲，如果遇到我，往往会假装没看见，快步走过。只有一次，在集市上，他喝了酒，远远地看着我，眼神复杂。我叫了一声“爸”，他却像受了惊的兔子一样迅速转身离开。
我不明白这种敌意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如此排斥自己的女儿。
十岁那年的一天，舅舅出去巡村，我一个人在家打扫卫生。在翻动舅舅的箱子时，我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照片，藏在最底层的衣服下面。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女子笑得很灿烂，男人搂着她的肩膀。我一眼认出女子是母亲，虽然我对她的记忆已经模糊，但那双眼睛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照片背面写着“永不遗忘”四个字，还有一个日期：1975年7月。
我正在仔细看照片时，舅舅回来了。他看到我手里的照片，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谁让你动我的东西？”他一把抢过照片，声音里有我从未听过的愤怒。
“对不起，舅舅，我只是在打扫...”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
“以后不许碰我的箱子！”他把照片塞回箱子底，重重地合上盖子，然后走出屋子。
那晚，舅舅没有回来吃晚饭。深夜，我听见他回来的声音，还有浓重的酒味。
从那以后，我不再提起那张照片，但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多：照片上的男人是谁？他和母亲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舅舅会如此反应？
04
十二岁那年冬天，我病了。高烧不退，浑身发冷。舅舅背着我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林大娘。
林大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据说年轻时在县医院工作过，懂一些医术。她给我打了针，又开了些中药。
“守义啊，这孩子体质弱，要多注意。”林大娘一边收拾药箱一边说。
舅舅点点头，神情担忧。
林大娘又仔细看了看我的脸：“这孩子长得真像月华啊，尤其是眉眼间，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就是眼睛像...”她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神色有些异常。
“像什么？”我好奇地问。
“没什么，老婆子眼花了。”林大娘笑着岔开话题，但我注意到她和舅舅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回家路上，我问舅舅：“舅舅，我的眼睛像谁？”
“像你妈妈。”他简短地回答。
“可林大娘说我眼睛不像妈妈。”
“林大娘老了，记性不好。”
我不再追问，但心里的疑惑更深了。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世的不同寻常。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刘家人对我的态度，舅舅对某些话题的回避，都让我觉得有一个秘密被深深埋藏。
那年春节，我和舅舅去给何老汉拜年。何老汉喝了点酒，看着我的眼神忽然变得很复杂。
“小荷啊，你现在长得越来越像你妈妈了。”何老汉感叹道。
“谢谢何爷爷。”我礼貌地回答。
“可惜啊...”何老汉叹了口气，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注意到舅舅的脸色变了，他快速地岔开话题：“老何，今年的烟叶怎么样？”
离开何老汉家后，我忍不住问：“舅舅，何爷爷为什么说'可惜'？”
“他老了，说话没头没尾的。”舅舅敷衍地回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站在一条河边，对面是照片上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母亲向他伸出手，他却转身离去。母亲哭着跳进河里，我怎么喊都喊不醒她。
我惊醒时，发现枕头湿透了。窗外，舅舅正坐在院子里抽烟，背影很孤独。
我突然很想知道真相，关于我的身世，关于母亲的死亡，关于那张照片上的男人。
05
十五岁那年，一个改变我命运的插曲发生了。
那天放学后，我在学校门口碰到了表弟刘小河。他和几个男孩正围着一个女生起哄。看到我，他露出讥讽的笑容。
“看，这不是被舅舅捡回去的小野种吗？”
我握紧拳头，忍住怒气，准备离开。
“喂，你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吗？”他跟上来，语气恶毒，“是被你亲爸——”
他的话没说完，被路过的语文老师打断。
“吵什么？都回家去！”老师喝斥道。
男孩们散开了，但表弟那半句话像一把刀，深深刺进了我的心里。
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从小听说的版本是：她生病了，医治无效。但为什么表弟的话里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暗示？
接下来的日子，这个问题如鲠在喉，让我寝食难安。我决定寻找真相。
首先，我去找了林大娘。
“林大娘，我妈妈是怎么死的？”我直截了当地问。
林大娘明显被我的直接吓了一跳：“孩子，问这个干什么？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需要知道真相。”我坚持道。
林大娘叹了口气：“我只知道她是...自己走的。具体怎么回事，你该问你舅舅。”
“自己走的？什么意思？”
“就是...唉，不说也罢。”林大娘支支吾吾，不肯继续。
我又试着偷看了村委会的户籍档案。在一本泛黄的登记本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记录，但奇怪的是，父亲那一栏被人用笔重重地划过，又填上了刘建国的名字。
更奇怪的是，我的出生日期竟然是1979年1月，比我一直以为的晚了三个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出生时，母亲和刘建国的婚姻才刚满七个月。
这些发现让我更加困惑，也更加坚定了寻找真相的决心。
那天晚上，我等舅舅回来，准备向他问个清楚。出乎意料的是，舅舅喝了酒回来，这在平时很少见。
“舅舅，我想知道关于我妈妈的事。”我鼓起勇气问。
他摆摆手：“不早了，睡吧。”
“不，我必须知道。”我固执地站在他面前，“我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
舅舅脸色阴沉：“知道了又能怎样？改变得了什么吗？”
“至少我能理解为什么所有人都用那种眼神看我！为什么刘家人那么恨我！为什么我的父亲从来不认我这个女儿！”我激动地喊道，泪水夺眶而出。
外面开始下雨，雨滴打在窗户上，声音很大。
舅舅沉默了很久，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走到柜子前，从暗格里取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