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营长，您当年真在骊山逮着老蒋了？”1979年深秋的上海弄堂里，两个戴红领巾的孩童仰头问道。拄着拐杖的孙铭九怔了怔，浑浊的眼珠突然迸出精光：“那可不！我冲进去时，老蒋的假牙还搁在床头柜上打颤呢！”话音未落，隔壁阁楼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又在编瞎话！”王玉瓒的怒喝惊飞了晾衣绳上的麻雀——这对纠缠半生的老冤家，连晚年都住在同一条弄堂。
这个戏剧性的场景，恰似孙铭九跌宕人生的缩影。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华清池五间厅的木窗棂结着冰花。时任东北军卫队二营长的孙铭九握枪的手心全是汗，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踹开门那刻，我寻思老蒋要是个爷们就该掏枪对射。”可绣花被褥里只有余温，青瓷茶碗里的龙井还在冒热气。有意思的是，据蒋介石贴身侍卫翁自勉回忆，委员长翻墙逃跑时把假牙落在了枕头底下，这倒和孙铭九吹嘘的细节对上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后山虎斑石。一营长王玉瓒的士兵发现岩缝里有团黑影晃动，拿手电筒一照，正照见蒋介石光秃秃的脑袋。这事后来闹出桩公案：孙铭九非说自己带人搜出老蒋，王玉瓒则咬定是自家兄弟立的头功。当年《西行漫记》里白纸黑字写着的“孙营长擒蒋”，让这个东北汉子在上海滩混吃混喝几十年。直到1981年组织上查档案，才发现孙铭九的卫队凌晨六点才到华清池，比一营晚了一个半钟头。
要说孙铭九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还得数西安城头挂满抗日标语那阵子。张学良把“抗日同志会”的实权交给他时，这个留过东洋的年轻人走路都带风。东北军老兵赵振东记得清楚：“孙长官训话时爱拍桌子，震得茶杯盖直蹦跶。”少帅送他的勃朗宁手枪，枪柄上特意刻着“精忠报国”四个篆字，可惜这枪后来成了投敌的投名状。
西安事变后的乱局像锅沸粥。张学良送蒋被扣，东北军炸了营。孙铭九带着少壮派军官在酒桌上拍桌子：“少帅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就把南京城轰平喽！”1937年2月2日那场血案，王以哲将军倒在家门口的血泊里时，眼睛还瞪着孙铭九藏身的方向。这事彻底寒了东北军的心，原本铁板一块的队伍，哗啦啦散了大半。
逃到延安的日子也不好过。据陕甘宁边区招待所炊事员老马回忆：“孙长官顿顿要吃猪肉炖粉条，咱这穷地方哪供得起？”捱了半年，这位昔日的“抗日先锋”竟溜回天津租界，转头就跟日本人勾搭上了。汪伪政府的档案里存着他亲笔签字的效忠书，字迹比当年请战书还工整三分。
抗战胜利后，孙铭九又玩了个漂亮转身。他拿着重庆方面的密令潜回东北，在国共两军眼皮底下当起双面间谍。哈尔滨解放时，解放军从他家地窖里抄出三箱金条，还有整柜的日伪时期往来信件。按理说够枪毙八回的罪过，偏赶上共产党搞统战，愣是给他安了个“起义将领”的名头。
1949年后的孙铭九活得挺滋润。上海文史馆给他单辟了间办公室，案头摆着鎏金台历和景德镇茶具。每月领的补贴能买四十斤猪肉，比普通工人多出三倍。有回街道办组织扫盲班，请他去讲“革命气节”，台下群众听得直打哈欠——谁不知道这位爷当年见风使舵的本事？
要说最让孙铭九窝火的，还是王玉瓒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揭发文章。那天早上他刚咬了口生煎包，报纸上的“历史真相”四个黑体字差点把他噎死。居委会张主任亲眼看见，老头把报纸撕得粉碎，踩着棉布鞋在弄堂里暴走三圈，最后蹲在垃圾箱旁直喘粗气。
晚年的孙铭九迷上了画虎。宣纸上的吊睛白额总带着几分病态，像是跟自己的心魔较劲。有收藏家出高价买他的“伏虎图”，老头梗着脖子不卖：“这是留着给阎王爷看的！”2000年清明刚过，91岁的孙铭九在睡梦中咽了气。追悼会上摆满花圈，最显眼的位置搁着张学良从夏威夷托人送来的挽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