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事件
震惊全国的山东"入室抢婴案"近日在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四名被告人曾某、吕某、王某、袁某被控拐卖儿童罪。庭审现场爆出惊人一幕：三名被告当庭翻供，否认此前对警方的供述！这一恶性案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争议？买家明知孩子来路不正仍购买是否构成犯罪？今天，我们就从五个关键角度，深度解析这起令人揪心的案件。
人贩子集体翻供，能逃脱法律制裁吗？
庭审现场，曾某、王某、袁某三人突然推翻此前供述，这种"集体翻供"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翻供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
-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
- 其他证据能否形成完整证据链
- 翻供理由是否合理可信
本案中，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办案人员通过监控视频、DNA鉴定、转账记录等客观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即便被告人翻供，只要这些证据确实充分，法院依然可以定罪量刑。值得注意的是，翻供行为可能被视为认罪态度恶劣，反而会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
为何只定拐卖儿童罪？抢劫罪去哪了？
很多网友疑惑：明明是"入室抢婴"，为何检方仅指控拐卖儿童罪，而不追加抢劫罪或故意伤害罪？这涉及刑法上的想象竞合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儿童罪本身就包含"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情形，其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而抢劫罪的最高刑为死刑。两罪在"入室抢婴"这一行为上存在竞合。
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行为触犯多个罪名的，择一重罪处罚。由于两罪最高刑相同，但拐卖儿童罪更能准确评价整个犯罪过程（包括后续的贩卖行为），因此检方选择以拐卖儿童罪指控更为适宜。
有人认罪有人翻供，责任如何划分？
本案出现部分被告认罪、部分翻供的情况，这在共同犯罪中十分常见。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至二十九条规定，法院认定共同犯罪责任主要考虑三个维度：
- 参与程度：直接实施抢婴的曾某与仅提供信息的袁某，作用明显不同
- 主观恶性：组织者、策划者通常比实行犯责任更重
- 事后态度：认罪认罚可作为从宽量刑情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犯罪中"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即便袁某只是提供信息，但只要其提供的帮助对犯罪得逞具有实质性作用，就需对整个犯罪后果负责。这也是为什么袁某虽未直接参与抢婴，仍被认定为主犯的原因。
"信息中介"为何成了主犯？
案中袁某仅提供信息未直接参与抢婴，却被认定为主犯，这体现了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犯罪"全链条打击"的立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知他人拐卖儿童，仍提供居间介绍、接送、中转等帮助的，以拐卖儿童罪的共犯论处。袁某作为"信息中介"，其行为具有三个特征：
- 关键性：提供了精确的婴儿信息
- 主动性：积极联络买家卖家
- 牟利性：从中获取高额介绍费
正是这些特征，使其行为超越了简单的帮助犯范畴，对整个犯罪起到了组织、串联作用，故被认定为主犯。
买家该不该坐牢？法律如何规定？
最令人愤慨的是，案件中买家明知婴儿系被抢来的"黑孩子"仍执意购买。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但现实中买家很少被追责，主要原因有三：
- 取证困难，难以证明"明知"
- 部分案件为"民间送养"的灰色地带
- 解救儿童需要买家配合
但本案不同，根据报道，买家支付了明显高于正常收养的费用（通常5-10万元），且婴儿来源明显异常（无任何合法手续），这些都可作为认定"明知"的依据。若查实买家确知婴儿系被抢而来，则必须追究刑责，否则就是变相纵容拐卖犯罪！
法律冷知识：即便事后对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甚至"视如己出"，也改变不了收买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就像不能因为小偷对偷来的手机爱护有加就免除其盗窃罪责一样。
结语：每个孩子都不该是商品
从"梅姨案"到本案，拐卖儿童犯罪始终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本案的特殊性在于：
- 犯罪手段极其恶劣（入室抢劫）
- 犯罪链条完整（抢、运、卖一条龙）
- 反侦查意识强（多人配合、电子支付）
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坚持"零容忍"态度，2016-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8765件，对13562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重刑率达56.59%。我们期待本案的公正判决能形成有力震慑，更期待通过完善出生登记制度、建立全国失踪儿童DNA数据库等举措，从根本上铲除拐卖犯罪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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