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谁能想到汉武帝在两千年前的一次军事胜利，竟会引发蝴蝶效应，在欧亚大陆另一端掀起了一场飓风，最终影响到了罗马帝国的命运，甚至导致了它的分裂。
早在春秋时期匈奴就经常侵扰中原，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就一直和匈奴进行缠斗，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模仿的匈奴人，成效也十分卓著。秦朝时，大将蒙恬曾把匈奴打得逃往漠北，十多年都不敢南下。但秦朝覆灭后天下大乱，匈奴趁机再度崛起。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四处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大片区域。等到汉朝重新统一天下后，匈奴已经十分强大，刘邦曾亲率大军北伐，结果在白登山被匈奴四十万骑兵围困了七天七夜，靠贿赂匈奴的妻子才得以逃脱。此后汉朝统治者意识到了自身实力不足，于是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此换得边境的暂时安宁，可即便如此，边患依旧严重。
好在西汉连出几代明君，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后，汉朝国力日益强盛，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具备了与匈奴掰掰手腕的实力。公元前133年，汉武帝采纳大行令王恢的建议，策划了马邑之围，正式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从那以后，汉朝与匈奴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战斗，其中有三次战役尤为关键。
公元前127年，卫青奉命出征。他采用迂回包抄的巧妙战术，迅速突破匈奴防线，一举收复河南地，取得了河南漠南之战的胜利，为汉军建立起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进攻基地。
河南漠南之战结束后的两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年轻将领霍去病登上历史舞台。他率领万余骑兵，两次深入匈奴境内数千里，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既打开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通道，还切断了匈奴与西域部分国家的联系，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更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卫青率领汉军行进千里，穿越沙漠后与单于主力遭遇，歼敌一万九千余人。霍去病也率军北进，迅速突破匈奴防线，歼敌 7 万多人，还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自此以后“封狼居胥”就成为武将的最高荣耀。
这三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实力遭到极大削弱，那些原本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匈奴部落，一部分选择了南迁，逐渐与汉朝融合；另一部分则被迫踏上了西迁之路。
这支西迁的游牧铁骑一路横扫，对西亚和欧洲原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先是征服了中亚的阿兰人，接着驱赶东哥特人，后者又挤压西哥特人的生存空间。被逼入绝境的西哥特人最终涌入罗马帝国境内，成为压垮这头巨兽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在亚德里亚堡战役中击杀罗马皇帝瓦伦斯，拉开了蛮族入侵的序幕。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实行东西分治。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西罗马帝国正式灭亡。曾经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就这样在匈奴西迁引发的蛮族入侵浪潮中走向了分裂和覆灭。
而在罗马帝国分裂的大致历史同一时期，西晋的都城洛阳也陷入南匈奴之手，天下分崩离析，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南方则由南迁的晋室统治，中国自此被分裂成南北两块，和东西罗马的局面非常相似。
但历史的分界线就此显现。在华夏大地，尽管东晋十六国时期战火纷飞，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南北朝对峙局面长期存在，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始终维系，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直至隋唐时期终于重新统一天下，而隋唐两代的统治者也汲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推行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如科举制打破阶层壁垒，让不同民族的人才皆有机会为国家效力，从而凝聚起各方力量，将中华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反观罗马帝国，其分裂后，诸多新兴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地区有着各自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民族构成，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来重新整合各方力量。曾经统一的罗马法律体系在分裂后难以在广袤地域内有效施行，各地律法差异巨大，阻碍了经济交流与社会发展，再无重新统一的可能，只能以碎片化的形式留存于历史记忆之中，与我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