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建民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泽东赞为“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于1936年6月初赴陕北保安进行访问，4个月后返回北平，写出了被国民党多年封锁的红军长征和陕北苏区的详细介绍，交由英国戈兰茨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由于这本书是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的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相，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出版后几周内就销出了十几万册。到1937年12月，三个月之内在美国就印了五版，以后多年仍然盛销不衰。而这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中文本，应归功于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
一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到达陕北，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保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宋庆龄与斯诺在一起。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这样一部内容的作品，对于通过合法政府的宣传来了解中国现实的外国人士，当然感到异常新颖，所以，受到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可在中国国内，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要将这样特别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发行，难度反而比向国外发行大得多。
然而，距离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不过四个月，一部以“复社”名义印制的中文译本居然在国内发行出来。这是谁，在怎样一种机缘巧合情形下，又冒着怎样的风险，组织翻译并出版了这样一部“违禁”书籍？这部《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译本的组织翻译出版者，是当时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愈之。
斯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北京沦陷之后，他来到上海重操旧业当记者，替几家英、美报刊写稿。在这里，他与胡愈之相识。认识之后，斯诺告诉胡愈之，他曾去过陕北，还给胡看过许多在陕北期间为一些战士、群众，共产党领袖人物拍的照片。有一天，斯诺收到英国航空寄来的一部作品样本，胡愈之向斯诺借阅，他答应了。这就是那部后来闻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原本。
回到家中，胡愈之细细阅读了该书，发现这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鉴于该书的可贵价值，胡愈之决定组织人，马上把这部书翻译过来。
当时，胡愈之与一些进步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即每周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胡愈之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大家听后，一致支持这项工作。
当时局势比较动荡，胡愈之虽然决定翻译这部书，可是并没有什么资金支持。理解这样情况的文化人，一面同意参与翻译该书，同时相约不取稿酬，有能力者还须为书的出版奉献一点资金。这方面谈好后，胡愈之找到斯诺，希望他能将该书交由他们翻译出版。斯诺了解到这些情况，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样本赠送出来作翻译底本，还将版权无条件让出。
参与这部书翻译的文化人共有12位（一说11位）。他们是应该被记忆的：王厂青、林淡秋、梅益、陈仲安、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冯宾符、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红星照耀中国》一共12章，30万字，这12位文化人每人分得一章。没有更多底本，这个珍贵的样书，被拆散开来，各人回去自己翻译。
作为组织者，胡愈之做了大量工作。首先，作品中的许多内容，在以前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事件、人物，几乎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胡愈之一方面找原作者斯诺进行询问，另方面通过从陕北根据地回上海不久的刘少文了解。此外，该书英文版发行后，斯诺又通过各种渠道或资料，发现了原文中一些不尽翔实的东西，所以在中文本翻译过程中，他也在尽力对原文进行修订。这些新的修订内容，也由胡愈之带了回来，按照各人分担的章节，一并进行了改动修正。
二
在翻译过程中，胡愈之对该书的形成，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在陕北与周恩来谈话时，是详细作了记录的。之后再念给周恩来听，经过周的核正，才写成校订过的草稿。对毛泽东的采访，是吴亮平做的翻译，连续十多日。当时毛泽东谈兴很浓，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毛泽东在讲述时，斯诺先按口译的英文记下，然后整理、进一步誊清，再由中英文俱佳的黄华（按：后来曾任外交部部长）翻译为中文，交毛泽东。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将修改内容再通过黄华在英文稿上改订，退还斯诺。所以有关毛泽东的谈话部分，斯诺认为是忠实谈话者原意的。这一部分，成了后来许多年人们了解、研究毛泽东的最原始，也是最基础的材料。
翻译工作即将完成，胡愈之提出让斯诺写一个序言，斯诺在很短时间完成了。在这篇序言里，斯诺表达了这样的认识：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
对于其中与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林彪等红军著名领袖等人口述的内容，以及与其他数十位普通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谈话，斯诺以为“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对于这个中文译本，斯诺说：“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一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斯诺序言之外，胡愈之还写了一个译者附记。在这篇“附记”里，胡愈之对本书作者斯诺的生平作了介绍，对这个中文译本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交待：“（《西行漫记》）英文初版发行后，作者发现了许多错误，决定在再版修正，第十一章中删去了一个整节。第十章中关于朱德的一节完全重写过。此外还改正了许多字句。现在中译本，系照作者的修正本译出。有许多字句和英文初版不相同的地方，都是作者自己改正的。”这就是说，这个中文译本，比起其他语种文本，更加完善和确当了。
当然，胡愈之还特别感谢了斯诺及其夫人：“但是无论如何，读过这一本书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作者和他夫人韦尔斯女士是真正的中国的朋友。假如没有热诚和丰富的同情，不能写出如此动人的报告文学，而对于这在艰苦的经历中斗争的中国民族，没有深刻的理解，也断不能有像本书作者那种奇异的收获。”
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书便翻译完成。但是，在当时要出版这样一部书，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该书的敏感内容，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再就是缺乏资金，连买印刷纸的钱都没有。怎么办？当时的胡愈之自己肯干，又有办法。没有出版社，就自设一个。设一个什么好呢？胡愈之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字。中国当时处在民族战争的危难关头，“复社”者，复兴中华也。复社地址就设在胡愈之的家里，对外用“救国会”，同仁张宗麟为“经理”名义。没有资金，胡愈之除去四处找人帮助，还与印刷厂进行了联系。
当时大部分书店、出版社都搬到了内地，可印刷机器笨重，无法搬走。印刷厂的职工也失业了。胡愈之与他们商量，可否先帮助印刷，等书籍卖出钱后再付印刷费，工人们同意了。可买纸的钱还是没有，咋办？一起参与翻译的同仁先凑一点，其他便用预约的办法筹集。这本书的定价是2.5元，预约只用交款1元，发一张预约券，书出版后凭券就可以领书，这样就优惠了1.5元。通过这样的方法，终于筹到了可以买纸的1000多元资金。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斯诺这部书的书名实在“扎眼”——《红星照耀中国》。为了能够较为顺利发行，胡愈之决定用一个普通一点，可又能够反映出书中内容的题目，于是，《西行漫记》便出现了。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名字，后来胡愈之做了解说：“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
就在该书英、美版印出不过数月，中文译本也于1938年2月出版发行。因为资金等问题，第一次的印数只有一千本。（一说两千本。此处取胡愈之回忆说法。）虽然从书名看，人们还不大容易猜到书的内容，等一发行开来，读者知道其中是写红军，写共产党，写陕北根据地的情形，买书的人便踊跃起来。同年4月《西行漫记》再版，10月出三版，11月出第四版。不到一年功夫，竟连续出到四版。想想当时兵荒马乱的历史环境，一本书能印出这么多，真正不易。当然，红军战士和领袖共同英勇奋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内容，给了正遭受外敌侵略的国人以胜利的鼓舞和信念，这应当是真正吸引读者的关键。
胡愈之在“译者附记”中这样说：“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实验。这种冒险的实验，要是能够成功，固然倚靠一切文化人的赞助，同时也是倚靠这第一本书的内容，能够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我们相信这冒险是一定成功的，也正像本书作者的‘冒险’成功一样。”确实，这次“冒险”的出版行为成功了，不仅此，这样的冒险经验，很快还用在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上，虽然这已是可以另外行文的事了。
四
《西行漫记》出版后，从复社的印刷数量上看虽然不很大，可不到几个月时间，就轰动了国内甚至国外华侨所在地。后来胡愈之为抗日战争筹集资金到海外活动，在那里见到了无数《西行漫记》的重印本和翻印本，可见这本书的影响程度。作者斯诺本人也见到了自己作品在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中国和菲律宾等地，经常看到未经申请版权而私印的《西行漫记》中文本子。成千上万的中华热血青年，竞相阅读《西行漫记》。海外侨胞后来积极而大量为抗战捐助，与这部作品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时斯诺在陕北采访时的朋友，后来曾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在纪念斯诺的一次讲话中说：“《西行漫记》的出版，不但打破了国民党十年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它的造谣诬蔑，打开了人民的眼界，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志，也鼓舞了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各国人民。”从实际看，《西行漫记》确实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正因为此，《西行漫记》成了一部禁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发现有人阅读这部书，那是有可能被认作是共产党或同情分子被抓起来的危险的。然而，许多有志青年，却正是因为读了《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不惜冒着危险，跋涉千山万水，去往陕北，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输送了大量人才。
后来新译了《西行漫记》的翻译家董乐山，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起该书的影响：“然而，它（《西行漫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越来越广，如当时中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星，指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有多少热血青年，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开始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有的因此千里迢迢，排除种种艰难，奔赴当时的抗日圣地延安。有的就在当时当地，不论是深陷敌后的上海，或者白色恐怖的所谓大后方，参加了革命的地下工作。我本人就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
不仅国内，《西行漫记》还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记载，加拿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以及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等，在奔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之时，都曾阅读过《西行漫记》，并从中受到鼓舞。据斯诺回忆，他在二次大战期间，见到过苏联及其他国度一些爱国青年，他们也读过《西行漫记》。从书中他们不仅了解到中国革命，也从中学到了一些革命的经验和理想。
美国著名总统罗斯福，也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1942年2月，为了解远东情势，罗斯福专门接见了斯诺。罗斯福说，他从《西行漫记》及其他文章中知道了斯诺……
以描写中国题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认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非凡记述的每一页都富有意义。”
五
有意味的是，胡愈之为之付出艰巨努力，这部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胜利做出巨大帮助的《西行漫记》，1949年之后，却长期未能与新中国读者见面。由于作品中一些人物命运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虽然这部作品仍在世界各地继续销行，在本应该得到重视的中国反倒遭到冷落。1960年，对中国抱有深深好感的作者斯诺，再一次踏上中国大地。大约为配合这位友好人士访华，《西行漫记》才由三联书店依据“复社”旧版印行一次。显然，有关部门是不大愿意让更多人读到的，故此，该书是在标明内部读物，限“内部发行”之后出版的。印数当然十分有限。一部曾经帮助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作品，在取得红色政权后，却被人如此淡漠处理，其缘由，实在令人深思。
《西行漫记》的命运转变，发生在1979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一个全新时期的开始。恢复历史原貌，成了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此，《西行漫记》得以从尘封中露面。当然，它的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的契机——中美建交。在这几重因素影响下，一部新译本《西行漫记》于当年风行问世。
这部《西行漫记》新译本，是由早年曾从该书获得滋养的资深翻译家董乐山翻译的。鉴于胡愈之当初在出版该书方面的极大贡献，三联书店特别请他为新译本写序。
◆胡愈之、沈兹九在李家庄。
在这篇“中文重译本序”里，胡愈之对斯诺这位自己的，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西行漫记》这部作品，作了深情的回忆：“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在弥留之际，他（斯诺）在病床上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当然，时间已经进行了严格地选择。胡愈之认为：“唯有四十三年前写作的《红星照耀中国》始终是许多国家的畅销书。直到作者去世之后，它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它在全世界有亿万的读者，这是并不奇怪的。”“由于斯诺的惊人的洞察力和锐敏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而这是西方的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当然，时间毕竟过去了40多年，对于革命实践，胡愈之也有了更深刻、更深切的认识。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斯诺曾引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一段语录：“一段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于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胡愈之也将此段名言引用下来，并且深有感触地说：“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西行漫记》这一本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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