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原
记忆是有选择的，而且多年后的记忆重温往往是片面的，或者说只是选择性重温了某个刹那印象和画面。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前些日子翻拣上世纪80年代买的书时，看到1987年6月1日那天买于北京的几本书的记录，勾起了对那一年的阅读记忆与印象。
1987年的阅读记忆，对我来说有几本书是至今难忘的——《傅译传记五种》和《罗曼·罗兰文钞》。
尤其是《罗曼·罗兰文钞》，那年一段颇长的日子里一直伴随着我的阅读，或者说在读这本书中找寻着自我。
譬如这句话：“保持对工作的热忱吧，即使初期从事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这样你就会更好更快地成功。”
这句话的前半截对我当时的生活工作状态有着至关重要的鸡汤作用——当时我的日常工作——在不出海的日子里，主要就是给海洋地质科学专家们抄写誊清书稿和在显微镜下挑选微体古生物标本。
每天重复着这种单调枯燥的操练，看不到丝毫未来的希望，也不知道什么又是未来的希望。
至于这句话的后半截“这样你就会更好更快地成功”，则丝毫引不起我的共鸣或者说引起我的憧憬，因为在当时又哪里能看到成功的可能。
这是歌德的后裔老妇人梅森葆写给年轻的罗曼·罗兰回信里的一句话。
在这句之后，老妇人又说：“不要让任何别的影响踅入你心中，要使自己完全致力于你个性的发扬，并确信将来会有幸福，如果你是通过了充满信心但无虚荣的优越感而站在生活的岗位上，因为这种优越感的目标不是倒退，而是永远向前，向着顶峰。”
这样的句子，对于正处于懵懂苦闷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着心灵鸡汤作用。
在这本《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7月新1版）中，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青年罗曼·罗兰与梅森葆的通信。
而此书最吸引我的也恰恰是这一老一少之间的通信。
在这些书信中，呈现了罗曼·罗兰青年时代的理想、生活、苦闷、寻找、恋爱与创作，也正是在与梅森葆通信的时期，罗曼·罗兰开始了创作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的计划。
罗曼·罗兰在信里坦诚自己的苦闷，也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倾诉着自己的想法。
梅森葆则一一回应着罗曼·罗兰的倾诉，并以老年人的经验和思索点拨着年轻人。
当时读到罗曼·罗兰谈文学和艺术以及同时代作家的坦率，有些还不能理解。
譬如他在信里谈到自己对作家莫泊桑的看法：“从我认识莫泊桑以来，他一直在绕着爱情打转，就这样消蚀他的生命和才华；而永远不可及的爱情却从他嘴边溜走了……”
这段话击碎了我之前从某些青年杂志上读到的关于莫泊桑因专注于文学写作一直单身的阅读印象。
罗曼·罗兰在信中更多谈的是他的焦虑和忧郁，还有他对当时的艺术现象和现实生活的不满。
例如他说有一阵对现代艺术和现代生活的憎恨空前猛烈：“我打开的一本小说、或买来的一张报纸、或听到的一句话都足以引起这心情。而且，我还不幸密切地接触了几个空头文人，他们那恶劣之至的自得其乐简直叫我闷死。现在我却想嘲笑他们了。”
再如：“所有这些卢浮宫或梵蒂冈之类的大博物院都是怎样的混杂物呀！庸才阻碍了生命还不够，它还一定要阻碍不朽！一般的论调认为这里有大量的艺术杰作；相反的，我却觉得很有限。充塞在博物院里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同艺术史有关，对真正的艺术的关系却很浅——这是不同的事情。”
这样的言说对当时与外界很少接触、每天独自守在实验室的我来说，既感到新鲜又感到惶然，因为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都距离我的现实生活遥不可及。
与阅读这本《罗曼·罗兰文钞》差不多同时，傅雷的这本《傅译传记五种》也一直在我的桌上。
那几年也正是我阅读《傅雷家书》最多的时期——傅雷写给傅聪的书信有些段落我几乎到了能背诵的程度——关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生活、如何对待恋爱、如何与人相处……
这本《傅译传记五种》恰好成了傅雷在书信里谈到的一些话题的对比读物。
在此书环衬页上，我记下了这样一行字“1986年暮春购于北京图书展销会”。
其实此书并非我去北京买的，而是我们海洋地质室的一位研究生老段去北京出差代我买的——他去北京前，我正好从报纸上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图书展销会的消息，就拜托老段帮我去展销会上捎带几本书回来。
老段从北京回来后，递给我这本《傅译传记五种》，说估计你能喜欢这本。
我确实喜欢此书。
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版权页上的出版信息标明1983年初版，但第一次印刷已经是1985年了。
此书正文前有一篇杨绛的代序，杨绛的这篇代序所描绘的傅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也正是从杨绛的叙述里，傅雷的形象与个性清晰呈现在纸面上。
杨绛回忆里的傅雷有这样一段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
杨绛说，新中国成立后她和钱钟书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途经天津时，傅雷夫妇到北京来探望友人，就在钱钟书杨绛家里盘桓了三四天。
当时吴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做说客。
但傅雷不愿意教法语，只愿意教美术史。
杨绛还回忆说，从前他们在上海时，他们夫妇曾经陪傅雷招待过一个法国朋友，钱钟书当时就注意到傅雷的名片上的一行法文的中文意思是美术批评家，也就是说傅雷对美术批评始终抱着浓厚兴趣。
但当时的清华大学没有这门课，尽管傅雷夫妇对清华园也有留恋，但仍然还是回上海干他的文学翻译了。
也因此理解了傅雷何以翻译《艺术哲学》和写作西方美术经典作品的鉴赏读物了。
杨绛描写傅雷的性格一段话也让我记忆深刻。
杨绛说，1954年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到会，但提了一份书名意见，讨论翻译问题。
讨论翻译自然要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了许多谬误的例句；
他大概忘记了这些例句都有主人。
“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引发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在这样的阅读与联想中，加深了我对傅雷的认识，也由此走进了他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世界和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舞台。
杨绛说，她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傅雷书斋里的布置非常方便他的工作，例如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
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
这样的描述，对当时的我来说，引起的不仅仅是羡慕更是一种梦境的向往。
记忆的筛孔总是选择性地筛去沙砾，留下珍珠般的片段。
当三十余年的光阴滤过，那些在显微镜下挑选化石标本的枯燥岁月早已模糊褪色，而《罗曼·罗兰文钞》泛黄纸页间的批注、《傅译传记五种》扉页上歪斜的购书记录，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它们像黑夜中不曾熄灭的烛火，以文字的温度照亮了青年时代的甬道。
梅森葆信中的箴言，傅雷书斋里的字典圆架，这些看似零散的意象，实则构成了精神成长的经纬线——
在实验室的荧光灯下，在誊写文稿的沙沙声中，一个年轻人正通过他人的生命经验，构筑着自己的精神图谱。
这种选择性记忆的馈赠，恰似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莱娜小点心，偶然触碰便开启整座记忆的圣殿。
当我们回望生命长河，那些曾给予精神抚慰的片段总会自动镀上金边，成为抵御虚无的盾牌。
罗曼·罗兰与梅森葆的忘年对话，傅雷在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耿介直言，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碰撞，在一个孤独青年的灵魂深处激起回响。
或许记忆的选择性恰是生命的自我保护机制——
它让我在浩瀚星空中记住最亮的几颗星辰，用这些永恒闪烁的光点编织成航标。
正如泛黄书页里珍藏的不只是油墨字迹，更是一代代人传递的精神火种，在记忆的筛选中，完成文明基因的隐秘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