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忆，不只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在时间、空间、心性、阅历……构建的多维体系中，唯回忆，可穿越，可串联，可共享，可独尝，可将时光浓缩到一点，可将烟火绵延至无限。
蜗居深山多年，见惯他乡风物，熟稔异地风情，不经意间，总会与故乡类比，不在于“别”，而在“同”。好似唯此，方能心安。
深深浅浅的行涉里，明明暗暗的穿行中，那些关于老屋、童年和糖纸的碎片，总在深夜拼凑出完整乡愁，让我在浩瀚前行中，苟延残喘。
我的故乡版图小得可怜，不过是以红砖黛瓦的老屋为圆心，以贯穿村子南北的那条街为半径画出的圆圈。落在地图上，小到看不见。
来来回回，去去留留，无数次奔走，无数回穿越，我始终分不清，究竟是整个圆在召唤我，还是那圆心始终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线。
老屋建于80年代末，房梁上还留着依稀可见的朱砂吉语。那时，我上小学，工匠们在屋梁上缠好红布的那天，我像报喜的喜鹊在伙伴间奔走，“我家上梁要撒糖啦！”
如今想来，童年的欢喜原来如此具象——不过是几颗水果糖的甜香。是的，故乡习俗中，建房的一个重要程序是——上梁。
上梁是乡村最隆重的仪式。工匠们总要请来会看黄历的先生，挑个黄道吉日。砌墙的进度被精确到时辰，必须让房屋大梁恰好在正午时分嵌入屋脊。
记得父亲用三尺八寸的红绸裹住新斫的梁木，两端系着粗麻绳，随着号子声缓缓升起。阳光穿过木梁的纹理，在地面投下厚重又庄严的金斑。
最热闹的时刻总在鞭炮炸响时到来。工匠们从屋顶不断抛下水果糖，我们这些孩子像追逐流星的精灵，四处穿梭，横冲直撞，在大地上摸索。
那天，我戴着一顶解放帽，拼抢中，帽子被挤掉，糖纸碎片粘在乱糟糟的头发上，母亲笑着捡起沾满草木屑的帽子，帽里竟然还藏着两颗糖。
上梁，农家人的头等大事，抢糖，全村人共享的“普天盛事”，捧场是当然，更是必然。纵平日口角之争，此刻亦化干戈为玉帛，一糖泯恩仇。
后来，水泥楼房取代了青瓦，预制板让木梁成为记忆。抢糖的仪式迁移到卷扬机徐徐拉升的工地，老式水果糖，也被软糖、酥糖，甚至巧克力取代。
那年，村里开手扶拖拉机的熊哥子，购回一套人力卷扬设备，专职“吊板”。他把几个老伙计聚到一起，组成专班。父亲也在列。
方圆几里，仅此一班。那些年，乡村建房热，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吊板”生意火爆。几个老伙计，坐在熊哥子的手扶拖拉机上，走东村，串西乡。
立竖杆，拉钢绳，置卷扬……老伙计们配合默契。此场面，我只见过一回，年少难候，总觉“吊板”时间过于漫长，不如等鞭炮响。
楼板上屋，视为上梁。抛下的糖果雨里，依然能看见孩子们发亮的眼睛。他们依旧如曾经的我般，四处穿梭，横冲直撞，地上摸糖。
其时，我已步入高中，对糖已无多大兴趣，更不屑去抢。只是每回，父亲都会占据“身份”优势，从别人家楼顶带回一大把糖。渐放渐黏，渐放渐香。
每回，父亲也都会在他的账本上记下一笔，而后，也不断算着前几页的账。“他家马上结账，下星期生活费有着落！”“这几家也该结账了，几个星期不愁了！”
那时，父亲50出头，用他的满身力量，田地刨收，榨油创收，工地抢收。只为我在学校的一日三餐，只为一个农家孩子在教室里的安心。
最近几年归乡，或许是不曾碰见建房，或许是我的心思早已不在糖上。问起隔壁小孩，竟是茫然摇头，完全不知上梁抢糖为何样。
美丽乡村，让故乡变了模样。柏油路，黑屋顶，橙墙面……美则美矣，总觉少了些特有灵气与乡土气息，千篇一律的皮囊下面，浅藏千篇一律的心房。
尤记那年，我从父亲手中接过生活费，顺手拿起他刚带回来的糖，忽忆及我家上梁时的朱砂吉语，我暗自拿笔，在糖纸上写下“梁上三尺青云起”。
那张糖纸，被我夹于书中。或许，只是一时感慨的做做样子。多年后，终是不见。跋涉山水，偶有忆及，清浅笔迹或许早已褪成青云状，如果，还在的话。
故乡，再无糖纸闪烁，或许，也永远不再有隆重的上梁抢糖。当年那个农家孩子，却在内心留着一方屋檐、一颗果糖，让那些带着回忆的故园气息，温热常常。
